1949年前后，

数百万的中国大陆人随着”国民政府”迁居台湾。

绝大多数这些人，

只为了一份安定的工作，

为了下一代的一个安定的成长环境。

然而，在这下一代成长过程里，

却发现父母正生活在对前途的未知与惶恐之中。

这些少年，在这种不安的气氛里，

往往以组织帮派，来壮大自己幼小薄弱的生存意志。

——杨德昌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片头语

1949年底，国共内战局势已定，国民党统治集团退居台湾。

当时，国际上可以说没有一个国家看得起台湾，迁台不久的国民党政权，外汇储备将近枯竭，濒临破产；美国也看衰台湾，美国国务院通知驻远东地区相关外交人员，台湾陷落已是不可避免的事，应提早因应。

1949年底一场古宁头战役，暂时撑出两岸对峙局面，让原本要下台的，得以在1950年3月“复行视事”，就任“总统”。此时台海局势岌岌可危，眼看解放军就要跨海打过来了，没想到，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国际情势陡变，美国迅速改变对台政策，将台湾编入东亚反共防线之中，并派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维持了两岸隔海对峙的基本局势。

1951年，美国开始对台经济援助，前后15年，总金额达14.8亿美元，对台湾战后复苏帮助甚大。也就是在美国的护翼之下，台湾当局成为太平洋西岸坚定的亲美反共的右派政团。

外省爸爸与台湾多桑

从国民党政府接管台湾后，约有二百万人从大陆先后来台。尤其在1949年随国民党政府仓皇撤台的外省人，逃难似的挤满台湾这小小岛屿的码头、机场，骨肉离散，挨挤在陌生的日式房舍。

时日愈久，原本以为来台湾避难、不久就走的人，逐渐开始担心得在这块土地长久待下去。生活在台湾，好比是在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里，豢养着“反共复国”的美梦。

这种坐困围城的心情，颇似《四郎探母》中的杨延辉，坐在番邦宫院自思自叹：“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浅水龙，被困沙滩；我好比弹打雁，失群飞散；我好比离山虎，落在平川！思老母不由儿肝肠痛断；想老娘不由人珠泪不干……”

老媒体人王健壮自小听他父亲哼唱无数遍“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随军队初抵基隆的孙越，以为就是平常移防，只是这次移得比较远，得搭船渡海，没想到一待六十年。

外省人有离散的哀愁，台湾人也有无法吐露的郁卒。

吴念真的矿工父亲有一次带着他走入深山野庙，面对眼前绵延的青山，忽然有感而发，用闽南语说了和四郎一模一样的话：“我就像一只雕仔，飞进笼子里。”给年幼的吴念真极大震撼。

这当然不只是指他入赘吴家的个人历程，而是一整个世代政治上的压抑。吴念真父亲有句名言：“阿伊呜ㄟ喔，一眠睹到ㄅㄆㄇ。”(ㄟ，汉语拼音ei音；ㄅㄆㄇ依次为b、p、m音。)笼中鸟何止一只，1950年初，国民党当局严禁日语，一整代接受日语教育长大的台湾多桑(日语，爸爸)，不分闽、客、少数民族，担任公、教、写作、媒体等职业的本省人，一时间都变成了边缘族。

陈芳明的父亲成长于日据时期，战后为了养家，卖旧货、摆面摊、开碾米厂，开了一家小小的电气商店。他像很多台湾多桑一样辛苦工作，但始终闷闷不乐。多年后，陈芳明慢慢发现：“父亲从商，语言对他竟是一大羁绊，甚至阅读报纸也颇为吃力。参加公家机关的工程投标，总是因为自己破碎的北京话，而感到难以表达自己的想法。”

他父亲一辈子都在为北京话奋斗，但仍是残缺不全。陈芳明儿时眼中的父亲，白天里要面对商场讨生活的压力，晚上回家，喝了酒，就沉浸在美空云雀、小林旭、石原裕次郎的歌声里。

熟悉的语言都生锈了，失语之人，倾听异鸟鸣啭。

那压在心里的伤痕

原本，台湾人不是这么忧郁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天，受日本统治五十年的台湾，经历大轰炸，熬到这时，终于脱离殖民身份了。

黄春明的阿公、阿嬷守在收音机旁，听战败的日本天皇用断续残破的声音“玉音放送”，当天皇说到“我们无条件投降……”，他们高兴地大声说：“啊，假如这是真实的话，足万幸喽，足万幸喽！”而且一边欢呼，还一边掉泪。

台湾光复当时才十岁的黄春明，隔了六十多年回忆那时的情景，依旧眼睛发亮，声音里透着纯真的欢欣之情：“刚光复时，国旗是胜利喜庆的代表。很多当时开理发、裁缝店的福州人，把藏在家中箱子里压了很久的国旗拿出来挂。那国旗被压得太久了，皱纹很深，很难抚平。我们小孩子觉得好奇，跑去看国旗，结果我看到连吃饭都忘了回家。”

阿嬷在黄春明饿着肚子回家后，好奇地问他：“国旗长得什么样？”他就用纸画了一面国旗，但因忘了有几道光芒，便随便画了八道，阿嬷就找来红布、蓝布、白布，拼缝了一幅国旗，把它挂起来。好多小孩子也围过来，很羡慕地看他家的国旗。

1945年10月25日，日本政府代表在台北中山堂，向中国代表陈仪投降，中国政府正式接管台湾。

为了热烈迎接国民党政府，有人骄傲地在自家门口挂上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像黄春明的阿嬷；也有台湾民众以无比热情学习新“国语”，像是陈若曦说，她爸爸当时曾修好了一台捡来的破收音机，大清早就叫醒孩子，要他们跟着广播学国语；更有人在祖父带领下，全家人拿出好的衣物，穿戴整齐去码头迎接祖国军队；当年旅外台湾人回台人数达八万八千余人，好像对台湾未来充满信心。

一切都是因为要回到祖国了！

但是情况与台湾人的期望相去太远。到了1947年，也就是国民党政府接管台湾的第三年时，稻米、木炭的价钱飞涨高达数百倍，通货膨胀像累积的民怨一样节节升高。台湾人失望之余，不得不怀疑自己当初支持回归祖国的热情，民心从“拼缝”国旗的热情、“足万幸喽！”的欢呼，转为深深的失望。

二二八事件，成为混乱接收必然的冲突。

事件后，画家陈澄波被推举为嘉义市和平使者，与代表们去水上机场和军人谈判，结果命丧枪口，无人敢为其收尸；而曾批评时政的台湾及时位哲学博士林茂生，被一群腰间佩枪的人带走，从此下落不明……看见国民党军人的残酷暴行，彭明敏的父亲彭清靠在失望心痛之余，更懊悔自己身上流有中国人的血液。

蒋勋说：“国民党过去在接收过程中非常粗暴，没有看出台湾的独特性。对待政治、文化，甚至母语的方式都很粗暴。”事件后，对于陈仪未以处置二二八事件失当定罪，竟以“亲匪”罪枪毙，陈若曦认为明显失策。

这种粗暴，令很多台湾人对于国民党政府“光复”台湾的说法抱持相当的怀疑，如客家籍文学大佬钟肇政就认为，这不是台湾“光复”，而是“降服”。两词在客家话听来音调接近，但意义截然不同。

1949年有来台的人，有离开的人，更有回不来的人。

日据时代，坚持留辫子、穿唐装的雾峰望族林献堂，不畏日本统治者的压力，致力于推动“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并成立台湾文化协会等，被视为当时民族运动的领袖之一。这样一位衷心期盼回归祖国的台湾人，在国民党政府接收台湾后，反而受到相当程度的迫害，终于在1949年逃离台湾，隐居东京，七年后客死于他终身反抗的日本。

还有战争末期被征调去为日本卖命的台籍日本兵，他们或在国共内战中直接在大陆战场被国民党军队接收，之后滞留大陆；也有被征召到南洋战场担任看管盟军俘虏的监视员，日本投降后他们变成战俘，不是被判刑就是送上绞刑台。幸存之人等到服完十多年牢役，到日本索讨赔偿，才发现他们已是无国籍之人，回台后，政府也不闻不问。同是台籍日本兵的许昭荣，为老兵权益奔走多年，2008年5月20日当天，在旗津“台湾无名战士纪念碑”前，抗议政府漠视自焚身亡。

除了语言、文化表述权外，还有台湾人参政权的剥夺。虽然国民党当局在美国压力下，开放“局部”民主，开始实施地方自治，县以下民意代表、行政长官及省议会得以直选，但“中央政府”仍是国民党政府的禁脔。

南方朔认为，当国民党带着二百多万人，挤到一个小地方来，自然压缩了本地人一两代出头的机会。他分析：台湾人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机会参政，“中央政府”只能补几个台湾人当官做样板。很多本省籍人士进不到统治上层，这矛盾太大了，也是民进党之后可以带动气势的原因，这是我认为两蒋所犯的较大错误。这矛盾如果能早点解决，台湾问题就不会那么严重。

一座集体压抑的大牢笼

南方朔将1950年到1975年的统治时期，界定为“硬性威权”时期。在“硬性威权”之下，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除了特殊阶级外，所有的人好像都被一个大笼子罩着，那是一个普遍压抑的年代。借杨德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某句对话，这是一个”活人都会被屁憋死”的压抑时代。

有了过去国共内战的经验，且在朝鲜战争后致力于扮演美国反共盟友的台湾当局，自然不容共产主义思想有任何一丁点的渗透，于是在岛内展开坚壁清野的扫荡，即所谓的“白色恐怖”。

1949年初发表《和平宣言》的杨逵，呼吁台湾当局从速准备还政于民，确实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思想、信仰的自由，并释放二二八事件政治犯。言论一出，杨逵即被送到火烧岛(绿岛)“思想改造”十二年。宣言不过六百多字，杨逵曾自嘲这是“全世界最昂贵的稿费”。

1950年5月13日，情治人员进入台大医学院，把涉及左翼读书会的内科主任许强、眼科主任胡鑫麟，以及胡宝珍、苏友鹏等医师统统带走。胡鑫麟为小提琴家胡乃元的父亲，侥幸未死，遭囚禁火烧岛十年。

之后，还有前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被捕，行刑前，伴随脚上铁链的拖曳声，他还唱着日本昭和时期流传的《幌马车之歌》：“黄昏时分，远远地在树叶飘落的并木道上，目送你的幌马车离去。去年的离别竟成永诀……”

季季的前夫杨蔚，是1949年前后潜入台湾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后遭逮捕监视，日后牵涉了1968年作家陈映真的”民主台湾联盟”案，为台湾文艺界一次巨大的白色恐怖案件。

奥美广告董事长白崇亮，父亲白克是台湾闽南语片及时代导演。白崇亮十二岁那年，爸爸被拉到警备总部，在狱中遭严刑逼供，不久便以“通谍，受海外共产党资助拍片”的罪名，被处以极刑，成为白家永恒的伤痛。

左翼势力之外，1949年与胡适、傅斯年在台湾共同创办《自由中国》半月刊的雷震，原本很受倚重，但在1960年，因与台、港党外人士共同连署反对三连任“总统”，并鼓吹成立反对党以制衡，竟在该年9月被当局以“包庇匪谍，煽动叛乱”罪名逮捕，判刑十年。

一同受牵连的还有前台大哲学系教授殷海光，他曾写文章呼吁众人，不要有马上回大陆的心理，被视为散布“反攻无望论”，遭到整肃。1966年，殷海光遭解除教职，不久即抑郁而终。

已故作家柏杨因翻译一幅大力水手漫画，画的是卜派父子漂到荒岛，轮流当总统。柏杨将卜派的对白“Fellows”翻译成习惯的开场白“全国军民同胞们”，结果被以叛乱罪死刑起诉。

幸而在国际势力营救下，柏杨免于一死，但遭囚禁九年零二十六天。出狱当天，他走到台东一家皮鞋店，迟迟不敢进去，看着玻璃橱窗反射的身影，有如一缕幽魂，“没有喜悦，没有欢悦，只有一种恍惚的哀伤”。他出狱之后，老家换了主人，妻子成为别人的妻子，与最爱女儿佳佳之间的亲情，毕生无法缝补。对无数像柏杨这样的受难者而言，人生不是换双新鞋就可以重新来过。

直到20世纪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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