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见过北京什刹海拂地的绿杨，脱不了鹅黄的底子，似乎太淡了； 我又曾见过杭州虎跑寺近旁高峻而深密的“绿壁”，丛叠着无穷的碧草与绿叶，那又似乎太浓了；其余呢，西湖的波太明了，秦淮河也太暗了……

三十多年前，我坐在中学的课堂里从朱自清那篇题为《绿》的课文中读到这样的句子时，秦淮河正在校园的围墙下静静地流淌。

只是我那时很不明白，朱自清为什么要将这么一条在我看来似乎并不起眼的小河，与北京的什刹海、杭州的西湖等名胜相提并论；更不明白， 他为什么又说它“太暗了”——这条从我故乡流出的小河当时事实上是那么的清沏透亮，清沏透亮得我们学校的食堂每天都从河里取水烧菜煮饭。那时的我没有听说过“熟悉的地方没有好风景”和“好风景永远在远方”之类的话，那时的中学课文中也没有朱自清的另一篇名作《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我也便不知道从故乡流出的这条小河，其下游的桨声灯影事实上是那么的名著于世，更不知道我的人生事实上已注定将与这条河流结下不解之缘。

我与秦淮河当然也曾有过别离，那是我为了求学和谋生曾不得不去远行，但是每次远行后不久，似乎总有命运的安排，我很快就能如期回到她的身边。回来的我先在她源头的一座乡村中学任教，我曾带着学生一起登上东芦山，去探寻她源头的那一汪清泉；我曾多次冒着风雨一次次在河上来回泅渡，去对岸看望自己所爱的也爱我的那个人；我曾独居在河边一间破败的小屋内，承受着理想与现实的双重负载，就着窗前昏黄的灯光写下可算我“成名”之作的《秦淮河从我窗下流过》，使我得以有机会与这条河流一起走向下游……

在中国自然地理的庞大水系中，仅仅百里的秦淮河只能算是其中的一条毛细血管，但是，作为秦淮文化的标志与符号，它却是中国文化庞大水系中的一条举足轻重且风格别样的支流。尽管将“南朝”以为是中华文化“正溯”的观点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承认一个事实：当北中国成了“北朝”后，是秦淮河滋养了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和中国人心头都如梦似幻的“南朝”或“六朝”，也滋养了堪称中国文化基因之一的“王家书法谢家诗”。或许正是因此，秦淮河才获得了“历史文化名河”的称号。这一称号让秦淮河获得的光荣是无与伦比的。然而与此同时，秦淮河所遭到的误解，事实上也是中国其他任何一条河流所无与伦比的；且这种误解并不仅仅是朱自清所说的“太暗了”，而是说她将一方虎踞龙蟠之地的“天子气”泻去了，使之成了一块“六朝金粉佳丽地，十里秦淮销金窟”，于是，在她的岸边“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于是，以此为都的王朝都“短命”。

然而，真的是这样吗？一条不大的河流真的能决定我们这个泱泱大国的历史走向？

其实，秦淮文化作为中华文化大家族中的一员，只能算是后起之秀。虽然从出土的史前文化遗存来看，秦淮河流域早有人类祖先的活动，进入文明时代后，先民们也很早就在这方土地上创造出了灿烂的文化，尤其是那儿铸造的吴王金戈越王剑等，使之在中国的青铜时代里拥有一席地，只是这块土地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引人注目，还要到三国时孙权的迁都于此——一句“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才真正确立了其在中国历史文化版图上的地位和人们心目中的分量。而作为历史文化之河的秦淮河，其真正文化源头或许也只能自此算起。

魏、蜀、吴三国中，魏与蜀汉分别存世45 年(220—265)和42 年(221—263)，吴存世58 年(222—280)，在这三个分裂政权中不但不算“短命”，且灭亡时间最晚、存世时间最长，可谓最“长寿”。再看东晋， 其存世103 年(317—420)，这么长的年限，即使比之整个封建时代的所有王朝，也不算“短命”了；如果加上南朝的宋、齐、梁、陈的163 年， 在此连续建都时间长达272 年(317—589)，将之与整个北朝的195 年(386—581)相比，也不能说是“短命”。当然其中的宋、齐、梁、陈看起来确实较“短命”，但是别忘了，与它们大体同时代存世的北方政权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命更短：前者存世年限分别为59 年(420—479)、41 年(479—502)、55 年(502—557)和32 年(557—589)，后者则分别为16 年(534—550)、27 年(550—577)、21 年(535—556) 和24 年(557—581)。当然，如果将吴、东晋、宋、齐、梁、陈分别与中国历史上此前的汉，或此后的唐、宋等封建时代的所谓“盛世”相比，它们确实是“短命”的，但是，这样比较出的“短命”与“长寿”能说明什么问题吗？更有什么意义吗？答案似乎是否定的。

几乎众所周知，一个政权生命力的长短，并不是决定于它定都在哪儿，更不会决定于一条河流；说到底而应该决定于统治者是否能顺应历史和民意，此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虽是老话套话，但是真理。但是，这也并非是说，一个政权和王朝的发展、兴盛和衰落，与地理、气候等自然因素绝无关系。

不可否认，是秦淮河滋养了秦淮文化，是秦淮文化成就了六朝的繁华与没落、成功与失败、梦想与破灭。秦淮河与长江一道造就了历史上的建邺、建康、金陵、秣陵、江宁……以及今天的南京。

西晋末年，王导之所以在“八王之乱”中力劝琅琊王司马睿移师建邺，当然首先看中的是那儿肥沃的土地、宜人的气候、丰饶的物产、富足的民众，以及北有天堑长江，虎踞龙蟠、易守难攻的江山形势；历史事实也证明了王导决策的英明与正确。东晋正是凭借着江东半壁，不但在淝水之战中以少胜多，一举击败了强大的前秦，使中华文明，尤其是汉民族文明化解了一次传承过程中的现实危机，并从此更加的发扬光大，这才有了所谓的“王家书法谢家诗”，才有了后世的所谓唐宋盛世。王羲之之所以被后世尊为书圣，可想而知其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不难设想，中国文化中如果没有了王羲之的书法，将会失色多少！再看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事实，即如果没有谢灵运、谢朓、谢道韫等，就很有可能没有后来的诗仙李白，而没有了李白诗歌的中国文化，又将会失色多少！以此言之，作为一条文化之河的秦淮河，她所滋养的已绝不仅仅只是一座城市的文化，而是整个中华文化；甚至可以换言之，由秦淮河滋养出的南京，事实上是中华文化，尤其是汉文化，在遭遇生死存亡时的一个复兴基地。

其实，我说南京是中华文化、尤其是汉文化的一个复兴基地，原因远不仅仅在此。

南宋的灭亡，不但是汉民族统治一次有史以来的较大失败，也是中华文化，尤其是汉文化有史以来遭遇的一次较大的现实重创，因此历史上才曾有“厓山以后无中华”一说，然而事实上，仅仅数十年后，随着朱元璋军事上北伐的成功，不但汉民族又一次从少数民族手中重新夺回了全国政权，而且这一政权又恢复了汉文化的底色。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就是北方打南方似乎总很容易，因此汉语中所用的词汇则是“南下”，而南方打北方所用的词汇则是“北伐”，给人感觉似乎很难。事实上也的确如此，看看中国历史上的北伐，虽然次数也很不少，但是鲜有成功的，真要算起来朱元璋算是幸运成攻者之一。朱元璋之所以能够北伐幸运地成功，当然有多种原因，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应该与他当初在南京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有关。

明朝过后，全国政权再次落入少数民族之手，清朝政权在经历了三百年的由盛而衰的过程后，虽然说是被辛亥革命党人推翻的，但它被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动摇在前也是事实。可是别忘了，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政权的中心不是别处，正是南京；更别忘了，孙中山建立的个资产阶级临时政权的首都也是南京！

历史就是这么“巧”！

这么多的“巧”加在一起，说南京是中华文化，尤其是汉民族文化的一个复兴基地，应该也算是于史有据的吧！而它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这一事实角色，怎么着也应该比另一个强加给它的角色，更合乎事实，更有意义，也更重要吧！

作为南京母亲河的秦淮河，千百年来，她所孕育出的生命能量，一次一次地把秦淮文化在中国文化中推向了一个无与伦比的高度，无数秦淮儿女曾扮演过中国历史上一出出大戏的主角，今天的我们一不小心就会在不同的课本和教材中碰到他们：萧统、曹雪芹，这两位地道的南京人， 前者及其《文选》成就了中国文化中的一门独特的学问“选学”；后者及其《红楼梦》则成就了中国文化中至今的一门显学“红学”。要知道，如此一人(一书)即能撑起一门“学问”的情况，在中国文化中此为仅见； 即使泛观世界文化，大体上也就还有“莎学”而已。李煜，他虽然现实身份贵为皇帝，但是他这个南京人的名字出现在中国文化史上，是因为他的那些绝妙小令，并非是因为他是皇帝。受到秦淮文化滋养而走进中国文化史的，其名单可以开得很长，从前面提到的王羲之、王献之、谢灵运、谢朓、谢道韫，到刘勰、沈约、吴道子、顾恺之、杜牧、韦庄、刘禹锡、王安石、周邦彦、辛弃疾、张孝祥、李渔、袁枚、吴敬梓、郑板桥、陈独秀、鲁迅、徐悲鸿、朱自清、俞平伯……这些或多或少地沾着些六朝烟水气的名字出现在中国文化史上，中国文化事实上也不能不沾上些六朝烟水气。

“六朝烟水气”绝非一味地颓废，在这里我不妨以杜牧为例。

几乎众所周知，杜牧一生颇多艳遇，诗也一贯写得有些轻浮，词句多沾脂粉气，“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是他的名句。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诗人，不管他在宣州、扬州表现得是怎样的放荡无羁，他一来到南京，就会自觉和不自觉地变得严肃起来；而一接触到有关秦淮河的题目，笔下即为另一种色调，香艳不见了，轻薄不见了，浪笑不见了，游戏人生不见了，倚红偎翠不见了，醉生梦死不见了，有的是从未有过的反省、情真意切的感伤和具有心机的深思：

烟笼寒水月笼纱，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像这样脍炙人口的金陵诗作，我们一般人熟悉的还有《江南春》：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考察杜牧的一生，“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几乎是其再平常不过的生活方式了，因此他与青楼妓女有着一种不解之缘，平日里与她们诗酒人生的同时，对她们的命运多数时候也充满了同情。但是，当杜牧听见了秦淮河边商女的吟唱，竟一时产生了厌心，是杜牧独独对秦淮商女过不去吗？不，是因为在这块需要敬畏、需要庄严的土地上，商女们吟唱《后庭花》太不合时宜了！如果说杜牧与青楼女子的诗酒人生，是对不如意的现实生活的一种消极抵抗，那么，是金陵秦淮让杜牧回归了书生本来面目。因此，谁能说，谁敢说，十里秦淮只是“六朝金粉销金窟！”

在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庞大水系中，从来没有哪一条河流像秦淮河一样，源源不断地给中华民族带来如此多梦幻的暗示、清凉的慰藉和沉醉的警醒！

秦淮河最终注入了长江，长江注入了大海，这是秦淮河的宿命——百川归海是所有河流的宿命！中国作为一个大陆型国家，一次远航便是从秦淮河口的龙江关启锚扬帆的，然而，中国近代史上的及时个不平等条约，竟然也是在这里签订的——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宿命吗？我为此而常常仰天叹息，并为此而试图从郑和和叶名琛等人身上寻找答案，只是不知道我这样的寻找算不算超出了秦淮河的文化流域！

我是喝着秦淮河的水长大的，自己的人生也几乎是顺着秦淮河而展开的，这种“展开”其实只是一种顺流而下而已，从一个偏僻的乡村，一路走来，现如今居住在南京这座被她滋养了千百年的城市，上班下班，平淡谋生。有朋自远方来，我总要领着他们看看秦淮河，他们当然也很乐意去看，因为来南京而没有去秦淮河，在他们看来就算是白来了。当然去得最多的是夫子庙一带，因为那里夜秦淮的桨声灯影名声实在是太大了；其实我更爱领他们登上狮子山上的阅江楼，看丽日晴天之下的秦淮河入江东去，那是另一种形态的秦淮河，也是的秦淮河和秦淮河的。有人说：“当一个人走到一条河流的尽头，这条河流才会变成他心中的宗教。” 如今我已过了知天命之年，估计我的生命之河已很难如秦淮河一般汇入大江再奔流入海，我只能守着秦淮河，使她成为我的宗教。当然我也不会忘了自己的来路，这本《秦淮河传》更多是对来路的回望，而回望的目光中，“灵魂的风景洞开”，一条别样的生命之河正在我的心中缓缓流动，并将我载向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