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风运动的准备和发动整风运动是从党中央一级的高级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风学习和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的研究开始的。对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的研究，是在1941年秋主持编辑《六大以来》的过程中进行的，但号召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则可以追溯到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专门论述了学习问题，强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他批评那种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提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胡乔木在那时读到的这些话，既很新鲜，也很兴奋，非常受鼓舞。胡乔木在清华大学虽然是念历史的，后来读了些进步书籍参加革命，但对于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则不甚了了。只是读了的这些讲话以后，才懂得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和如何学习的方法，才开始注意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检讨抗战以来统一战线政策的执行情况，批评了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党工作的评价和指示："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国际"希望中国党的问题"要在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①会议赞同共产国际的指示，正式地确认和批准了的政治路线对全党的领导。这为尔后整风运动的开展创造了有利的政治条件和组织保障。

六中全会以后，把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作为"有头等重要的意义"的工作来抓，①从1939年开始有组织地掀起了一个学习运动。2月，中央特设干部教育部，以洛甫()同志为部长，罗迈(李维汉)同志为副部长。

5月20日，在陕北公学大礼堂召开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到会的有延安机关学校团体的代表1000多人。出会发表了演讲。他说：我们要建设一个大党，一个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党，就要有大批的有学问的干部做骨干，就非学习不可。现在中央设了干部教育部，建立起学习制度，要在全国共产党力所能及的地方造成一个热烈的学习潮。也就是在这次大会上，主席讲了坚持学习碰到困难怎么办。"工作忙就要`挤`，看不懂就要`钻`。用这两个法子来对付它"。主席号召全党同志研究学问，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大家听了的报告很受鼓舞。在延安参加学习的达到4000多人。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都带头成立了学习小组。陈云同志领导的组织部学哲学小组坚持了五年，影响较大。在1940年这一年，中央关于干部教育先后发出了七个指示性文件，初步建立和健全了一套干部理论学习的制度和方法。

但是，这两年的学习运动也有缺点。主要是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在国共两党关系紧张后，深深感到，一些干部包括一些高级干部，不会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在1940年12月4日和25日政治局会议上，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形势，检讨抗战以来党的方针政策，决定以中央名义发出关于时局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指示，提出了要总结党的历史上特别是苏维埃运动后期的政策错误问题。主席认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只有陕北苏区，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大。遵义会议的决议只说那时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遵义会议的决议须有些修改。说，大革命末期陈独秀主张"联合一切"，苏维埃运动末期又走到"打倒一切"。"联合一切""打倒一切"都不是马列主义，而当时主持的人却认为是马列主义。这都是主义。我们要以这样的历史主义态度来认识过去的问题。但是在讨论的意见时，有的同志不同意提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其主要部分后来收入《选集》第2卷，题名为《论政策》)时，只好妥协，没有讲这一时期是路线错误。一些同志表示，以后要专门研究这段历史问题，为党的七大做准备。同意对过去的经验教训做专门的研究，没有急于统一思想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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