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是书生

1965年秋，我随系里到北京东郊星火公社参加“四清”运动。1966年春，史哨兵批翦伯赞，批《海瑞罢官》等等，史无前例的“”的前哨战已经打响。我在农村，也从报纸上感到山雨欲来之势。春节休假回北大，曾去看翦老。我们谈到《海瑞罢官》问题，对于硬把剧本往政治上拉扯都感到牵强，当然远未明了其恶毒用意。这时翦老处境已很困难，对于我去看望，似乎特别敏感，临别时特意和我握手，连说谢谢，两人都不免黯然。这是我同翦伯赞同志一次交谈。“六一”以后，我和他只有在斗争会上碰面，当然再也不可能谈话了。

“六一”大字报在《人民日报》发表后不久，“四清”工作队撤回学校，参加“”。我一到历史系所在的三院门口，就看见贴着对联：“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据说这两句话来头大，我当时只觉其庸俗，而且对恶毒攻击知识分子，颇为反感。以后这句名言竟发展成为什么“王八多得腿碰腿”之类，益发令人恶心。回校后24小时晚间，历史系在体育馆开全体大会。革命群众把总支书记、副书记、支部书记等依次“揪”上台，叫他们低头“认罪”。然后轮到行政人员。系主任翦老不在场，接着“揪”副主任，把我推上台。这时会场气氛极为紧张，大家新中国成立后历次运动中都还没经过这样的场面，有人甚至报错自己的姓名。我心里想：自己一向兢兢业业，努力改造思想；从来循规蹈矩，按照党的指示办事，何罪之有?因此不肯低头。群众在后面用力按，我仍不为所动。后来又“揪”出几个人，工作组不知如何掌握，出面圆场，稀里糊涂宣布散会。这一开场就说明，“”是怎么回事，群众根本不理解。所以后来才有的鬼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整个“”的过程，就是玩弄愚民政策，运动群众来斗群众。

我不是系里党政最主要负责人，平日群众关系又不太坏，所以虽未能“混入”革命群众队伍中，也还不算主要敌人，只是靠边站而已。这种人的任务是，每天上午到系里集体学习——语录或报纸杂志的社论，此外的时间是看大字报——校内和校外，替革命群众抄大字报，但是不准自己写大字报。我曾与教研室另一位靠边站的教师李克珍用“惊回首”名义共同写了一份大字报，内容已不记得，不外乎自我批评之类。在校园张贴时，被认识我的红卫兵发现，立即被粗暴制止：“你不配贴大字报!”

这时我在运动初期自以为是的心情早已烟消云散，负罪感又占主导。我那时思想很单纯：过去几十年远离革命。如今虽非战争，不应再失时机，而应积极投身革命，接受锻炼与考验。写大字报的动机，也就是出于这种要革命的思想。后来中华书局组织人力标点《廿四史》，我在被调之列。由于同样思想，我表示：如在学校边搞标点边参加革命，我愿意干；如果进城住在书局，脱离运动，我不愿意去。现在看来，当时若去中华，以后几十年的生活道路会大不相同，不但早日重理旧业，而且避免许多侮辱与坎坷，可以多做十几年有益于人民的工作，而免得浪费那么多有用的光阴!

在要革命的思想基础上，又听信一句较高指示：共产党人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因此，1967年夏间，我在五四广场的群众大会上发言，反对当时不可一世的北大“老佛爷”聂元梓，指摘她的种种不民主。北大革命群众不久就被挑动分成两派：“新北大公社”与“井冈山”。我错误地介入派性斗争，参加了“井冈山”。这时周培源先生也加入了“井冈山”，并被推为头头之一。因两人俱已满头白发，对立面因而诋毁他和我为大小“周白毛”。不过周先生由于有领导同志及时打招呼，退出派性斗争，并且被保护起来。而小“周白毛”呢，无此运气，结果一意孤行，勇往直前，头破血流。对于“新北大公社”的游说与表示好感，我丝毫不为所动；对于依违于两派之间者，目为变节；而自己却加入了反聂的静坐示威。这一下惹恼了“老佛爷”，我由无足重轻的靠边站，变成了她的死敌，招来了一系列灾难，定要把我弄臭而后已。

1967年秋天，一个萧瑟的夜晚，“新北大公社”的红卫兵来抄家了。来了几十个人，开了几辆大卡车。先把我们全家人(包括只剩一条腿的残废岳母)关进厕所，然后翻箱倒柜，大事搜索，达三小时之久。等他们走后，发现存折和我爱人仅有的几件首饰都被抄走，不仅抄剩下的书籍衣物等狼藉满地，撕的撕，砸的砸，而且在客厅墙上挖了个大洞。事后听说是寻找秘密向外发报的无线电台，可谓想入非非!抄家过程中我在清华读书的次子启博恰巧来燕东园，被红卫兵逼到墙角树下，打了一顿。客厅墙上，涂满了墨笔大字的口号“打倒周一良”等等。这些题壁的墨宝，一直和我们朝夕相对。后来客厅让给进住的教师(“”期间不少教授家都有人进住)，她也不得不在这些大字口号威胁之下栖身。数年之后，到1972年我兄弟从美国回来探亲，学校才给粉刷掩盖。抄走的几卡车书籍衣物，大约因校内无处存放，集中送进城里。幸而未分散处置，除书籍有零星遗失外，绝大部分没有散逸，几年之后又捆载归还了。不致像翦老的藏书，包括一些昂贵的珍本，被分散抄走，落在少数红卫兵手中。我在1949年5月，曾以人民币120元在东安市场买了一本旧书——缩印本平凡社的《世界历史大年表》，以后一直使用，出去始终随身携带。这里抄录我在这本年表上的题识，以见一个读书人的心情：“此书1967年抄家时抄走。十年来读史时手头无年表供翻检，极感不便。1977年8月21日，整理捆载归还之图书，无意发现此册，如睹故人，喜可知也!时值华主席宣布，及时次无产阶级以粉碎‘’为标志而胜利结束。”(当然，这时对我的审查并未结束

这样大规模的抄家，据说在北大还很少见，究竟抄出了一些什么罪证呢?早在1966年运动一开始“扫四旧”阶段，我已经把有“四旧”之嫌的东西烧的烧，砸的砸，一扫而光，如保存多年的师友信札(包括陈寅老给我的明信卡)、哈佛大学拉丁文写的博士文凭、“斐陶斐”荣誉学会的金钥匙、印有哈佛校徽的玻璃杯等等以及我左手无名指上戴了二十八年的结婚戒指。戒指已无法自己取下，是到海淀找铁匠师傅给锯断的。做这些事，一方面是主动要跟着革命，一方面也是被动怕惹麻烦。尽管如此，红卫兵居然仍旧搜查出所谓“罪证”，从而作为给我戴帽子的依据：一、前面提到的1947年家信中所附的“寄内诗”和我大儿子启乾所存国民党统治时期印有青天白日旗的旧邮票，尤其是我爱人邓懿在清华做研究生时，戏登大礼堂站在讲台后装作演讲的照片，背景是两面挺大的国民党党旗与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二、“斐陶斐”学会在司徒雷登的住宅临湖轩召开迎新会，我们新旧会员与司徒合拍的二寸小照片；哈佛大学陆军特别训练班结业时与全体学员合影。我原有两顶帽子本是铁定逃不脱的：反动学术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系副主任、总支委员)。根据抄家搜出的及时条罪证，又加了第三顶帽子：“反共老手。”根据第二条罪证，我的第四顶帽子为“美国特务”(此点下面还要谈到)。因为领导号召干部亮相，自己解放自己，我参加了北大一些干部组织的串连会。而适逢大喊干部们要“老保翻天”，于是我又戴上第五顶帽子——“老保翻天急先锋”。“”中知识分子几乎无不挨整，但全国像我这样“五毒俱全”者，恐怕尚不多见。有一段时期，在吃饭以前要在像前“请罪”，请罪时必须自报家门，把自己的帽子交代清楚。红卫兵有时抽查，问你是什么人，也得如实交代。所以我对自己的五顶头衔背得滚瓜烂熟了。

罪状既定，接着当然就有借口大肆批斗，并在全校园内贴大字报揭露我的“罪行”，校内小报上还有专门报道。大会小会我经历了不少，受够了人身侮辱。一般是“喷气式”。在参加反聂静坐之后，有一次深夜我从家里被揪到俄文楼一间小屋中，接受少数红卫兵的批斗，硬是几个人把我按住跪倒在地上听他们咆哮。这次夜审是对参加静坐者每人个别批斗，记得排在我后面的有张芝联和荣天琳两人，他们是否也曾罚跪，就不得而知了。罚跪这形式，“”中并不稀罕，校医院孙宗鲁大夫被扣上“杀人犯”罪名，就曾在全校几千人大会上跪在台前。现在回想起来，也许比喷气式还少受点苦。对我较大规模的一次批斗会，是在办公楼礼堂，与另一反聂的老教授侯仁之同台，还荣幸地有党委书记陆平陪斗。我还在东操场斗争陆平的大会上陪过绑。那次在台后体育馆楼下等候开会时，红卫兵揪住我把头往墙上撞，反复多次，撞得我眼冒金星，天旋地转，跄跄踉踉站立不稳。当时心想，恰似打斗电影片中挨打角色的狼狈相，没料自己年逾知命还亲身体验这般滋味。

至于批斗内容，其离奇荒唐与歪曲牵强，更匪可言喻，暴露出“”之既非革命，又无文化。在容纳千人的大礼堂内批斗时，揭发我是“吃德国纳粹分子的奶长大的”!这是把卫礼贤教授当成纳粹分子，其实纳粹党的兴起远在我出生二十年之后!又如揭发我是“宋子文的亲信”，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留学生服兵役问题，我作为哈佛中国学生会主席，曾去华盛顿找过国民党政府的特使宋子文。揭发我在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中写过《明代援朝抗倭战争》，是为树碑立传。在乘喷气式飞机时，头半个小时左右还能听得进批判的发言，在此以后便全身从头到脚根本麻木，什么也听不到。只有这些奇谈怪论，偶尔钻进我的耳朵，使我啼笑皆非。

大会批斗一般是迅雷烈风似的轰炸，罪行务求耸人听闻，反动得越尖端越好。小会批斗则另是一景，深文周纳，锻炼冤狱。批斗我的小会，集中在寄内诗和论文《乞活考》两桩文字狱。红卫兵只抓住“扒路断桥未肯休”及“祸乱十年”字句，批我反对共产党；但不顾“两悠悠”“反饥饿”等不满国民党统治的字句。历次会上我都坦白承认前者，但申明是中间路线各打五十板思想为主导，仍属人民内部问题。有一次红卫兵问我，敢不敢白纸黑字写下，我当即坦然具结：“我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不过这并不起任何作用，照旧劳改和批斗。

《乞活考》是我的一篇考据论文，讲西晋末年五胡进入中原，建立政权，司马氏南渡在江南建立东晋。当时称为乞活的流民集团在黄河两岸屯聚几十年，心向南方，与北伐军时通声气，抗击北方胡族政权。此文发表在学术刊物《燕京学报》，红卫兵硬说是替蒋政权“出谋划策”的反动透顶大毒草。他们的理由是：一、此文写成于1948年末1949年初，正配合蒋政权在北方节节败退、退守南方之时，与西晋王朝失守洛阳、在江南建立东晋政权若合符节。胡族政权正是指新建立的共产党政权。二、文中所分析的乞活军的活动，正是建议蒋政权在黄河两岸留下隐蔽的游击兵力，伺机进攻占据北方的共产党。此外歪曲附会的细节还有不少。其实，运动刚开始，大家贴大字报揭发问题，系内就有教师和同学对《乞活考》提出类似质问，我也用大字报形式做了答复。不过等我介入派性斗争，被对立面揪斗以后，他们旧事重提，进一步深文周纳，罗织罪名而已。尽管他们疾言厉色，批得振振有词，我始终据理反驳，坚不承认。我说：“文章是我写的，不管你们解释得如何头头是道，无奈我本来无此想法!即使要为蒋政权出谋划策，也不会把它登在只发行几百份的学术刊物上!”仅从我个人这一件事，就可以知道“”中如何歪曲捏造、附会牵强来锻炼文字狱了!

抄家还搜到另一件“反共老手”的罪证。30年代我旧历新年在厂甸买到过两本日记，是北洋政府时代天津一个姓陈的官僚的手迹。此人注意时局，对政府南迁后北方的衰落甚感不满，对国民党政府时加讥讽，同时也骂共产党，日记中不断出现“共匪”字样。红卫兵如获至宝，多次找我单独谈话，要把这两册日记落实到我头上。这个“罪证”当然比《乞活考》容易澄清：日记的年份，日记主人的家庭(一妻一妾)，日记的内容等等，都与我对不上号，红卫兵只得废然作罢。(前些年我查出日记作者姓名，写小文《关于陈鸿鑫的日记》，载《中国历史文献研究》新第3辑

除去口头上的人身侮辱和肉体上的人身伤害以外，“”中还有普遍流行的一着，就是不经过任何司法手续，随意剥夺人身自由。1967年底，在大礼堂批斗大会之前，24小时夜间我从家里被揪走，放在小汽车里足足转了三小时，我甚至以为要开到郊外加害。结果深夜回到临湖轩，拘禁了几天，显然是预防性措施，怕我逃走而开不成会。1968年春节刚过，又被拘到昌平县北太平庄北大分校历史系所在地，与系里其他所谓“有问题的人”一起劳动，直到“五一”之后。新中国成立后我体力劳动增多，已经习惯，而且诚心诚意要求通过劳动锻炼改造思想。太平庄只有历史系几名红卫兵“监改”人员，不大开什么批斗会。劳动如背着农药箱上山为小松树喷药、给树剪枝、给果树翻地挖土、到渗坑中淘粪灌菜地，等等，都不算太繁重，倒也心安理得，好像置身于“”之外。我听说校内郭罗基给“老佛爷”贴大字报“北大要整风，聂元梓首先要整风”，曾戏作联语“佛爷整人不整己，老保翻地又翻天”。淘粪的伙伴是高望之同志，他在劳动中经常照顾我，抢着干脏活累活，我至今不忘。那时分校大楼没人住，厕所无人使用，渗坑内容当然也就不丰富。我们常常转悠多处而无所获，还当真着急呢。校内的“阶级斗争”消息，偶尔也传进我们耳里，知道两派武斗激烈，“老佛爷”采取断水断电措施，在44楼刑讯残酷打人之类。关于一点，我们倒亲自体会到。历史系同学杨绍明，杨尚昆同志之子，不知何故被抓进44楼毒打得半死。他被送到太平庄来，不是劳改，而是养伤。他起不了床，饮食便溺都有困难。“监改”人员指定“有问题”的考古教授阎文儒做杨绍明的特别护士，直到几个礼拜后杨生活能够自理为止。

1968年4月下旬，“老佛爷”抓了几十名所谓有问题的教授，先到煤厂子集合，然后押解到太平庄劳动一周。记得看见来的有王力、季羡林、侯仁之等。王力先生和我一起背起沉重药箱爬上小山坡打药，使我既感且佩。我爱人邓懿及时次以“周一良的臭婆娘”名义被揪斗，在煤厂子背语录，就遭拳打脚踢。到太平庄也被个别处理，我们夫妇当然更无会晤交谈之可能了。到5月初，校内成立了“劳改大院”(即今天赛克勒考古艺术博物馆所在地)，集中劳改的男女老少二百多人，是北京市当时较大的牛棚。我于“五四”前后从太平庄被揪回本校，先是“游斗”，然后是送进“大院”。我爱人早已进去，我们都成了“劳改大院”的“院士”。夫妇双双成为“院士”的似乎不多。

太平庄分校距离长途汽车站相当远，为了乘早起的班车赶回北大，“新北大公社”派来“押解”我返校的两名历史系红卫兵头24小时就来到太平庄，第二天天还没亮就“解”我上路。山区夜间很冷，那时虽是“五四”前后，我不得不穿棉袄。分校地处一道干涸河道旁边，河道中净是大鹅卵石。这时“新北大公社”与“井冈山”两派武斗正酣，双方各以宿舍楼为据点，用强力弹弓互相射击，大鹅卵石正是绝好的子弹。于是红卫兵命令我沿着河边一面走一面捡石头，很快就装满一书包，足有几十斤重。我一直背着这几十斤重的子弹袋，走到汽车站。站在拥挤不堪的汽车中，书包还压在我肩上。一名姓魏的红卫兵居然发恻隐之心，叫我把他们视同宝贝的“子弹”卸下来放在地上。此人此事我永远不忘。对在极端困难情况之下的人，给与稍微一点点同情，其分量都会远远超过给与者本人所能想象，所谓“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也。

到沙河(?)下汽车，又走相当久才到北大，已是烈日当空的过午时分。而等待着我的，不是休息吃饭，更不是放我回家，而是尚未尝过滋味的胸前挂着品牌子“游斗”，亦即旧社会所谓游街示众。这天同“游”者，我所能见到的有季羡林和侯仁之，皆观点接近“井冈山”派者也。“游斗”路线是海淀一带，因不能抬头东张西望，难道其详。我从清晨四五点钟自昌平“忍辱负重”，挨到海淀，已经不止八小时。连水都没喝一口，谈不上脱棉袄换衣服，在烈日炎炎之下只有忍受着。平时在台上乘坐静止的喷气式飞机，即使头昏脑涨，浑身麻木，三四小时还勉强能支撑站立。这次乘坐活动的喷气式飞机，两臂被两人抓住，向后高举，脑袋又被使劲往下按，这种姿势下还被推着行走，恨不得几步就趴倒在地，于是又被揪起。有的人索性仰面朝天，卧倒在地，让红卫兵拽着走。我向前趴下去，只有嘴啃地。老子说过，“柔弱胜刚强”。柔的唇舌不怕坚硬的大地，而坚硬的牙齿碰地就不能不吃亏。我“游”完以后，上下门牙好几个受伤活动，几个礼拜不能咬东西。我的牙齿一向较好，1988年门牙首先脱落一个，即是二十年前“游斗”之赐了。

这里插一笔关于“押解”我回校的另一个姓宋的红卫兵。他毕业后留在历史系，而且和我在同一教研室，并且分配也搞日本史。通过消除派性活动和他入党前征求意见时向我“交心”，我发现这个出身城市贫民家庭的青年单纯正派，“”中的狂热行动不是图名图利，而是诚心诚意要革命。实际上和我一样是受骗上当，而与“炮兵营”战斗队之流被私心杂念驱使着去胡作非为迥不相同。我与他成为关系很好的同志与同事。同时我又想到，当年“”之初聂元梓等几大领袖本来也是受骗上当的，只是他们自己的个人野心驱使其以后变了质而已。

“劳改大院”的成员，以反动学术(老年的教授)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年的干部)为主，偶有青年学生，如侯外庐同志的女儿、同志的儿子，皆历史系学生，都是短期的“院士”。院内“监改”人员包括红卫兵及工人。“院士”约二十人一屋，两排通铺，有屋长一人，我们屋是李赋宁。同屋的记得有陈守一、朱伯崑等。早晚两次集合点名，集合有时由“监改”人员训话，有时点名叫人背语录。规定除劳动过程中需要外，户内户外彼此都不得交谈。“监改”人员与总务部门联系，安排各种劳动——种地、修房、拔草、搬砖、运煤等等。劳动以外就是背语录，随时由“监改”人员检查。据说是“老佛爷”手下姓刘的红卫兵的点子，借以防止“院士”们彼此谈话串连。星期日有人可以请假回家几小时。我起初请假几次，都未获准，索性不再去碰钉子，约有半年左右没回过家。星期天不劳动，又无书报可看，我便练习缝补衣袜。在大院期间，有时被单独叫去“审讯”。关于《乞活考》就审过不止一次。不少老教授被单独叫去挨打，以至鼻青脸肿，呼叫之声惨不忍闻。我的爱人曾在中午烈日之下被红卫兵叫到院中，迫使仰头“望日”。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在“”中的疯狂、凶狠与愚蠢，达到了惊人程度。我爱人既非走资派，又非反动，只因系“周一良的臭婆娘”而享“院士”待遇，是派性作怪。在我被“游斗”之后，“井冈山”也搞了一次“游斗”，站在“新北大公社”一边的身肥多病的樊弘老教授，在地下被拖得半死！

我们夫妇都被拘进“劳改大院”之后，两人都扣发工资，包括家属，每人只给十二元五角的生活费。家中存折早已抄走，书籍除经典著作外，什么都卖不出钱。劳动消耗体力，因而粮食吃得多。我总结出：玉米面窝头最顶事，大米饭次之，白面馒头和面条最不顶饱。所以凡有选择时，我总是买窝头。另外，我还从早点节约。每天早晨要考虑，是奢侈一下，花两分钱买半块酱豆腐，还是省俭一点，花一分钱买咸菜；或者更省俭的办法，抓些不必花钱的白盐放进粥里，代替咸菜来拌主食。对于几十年来过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生活的我，体会一番这样窘迫的困境，未始不是歪打正着，坏事变成了好事，让我永志不忘。

“大院”的“院士”们多数都有一项不断要应付的任务，即所谓写“外调”材料。所谓“外调”，是各地各单位不惜浪费大量金钱，根据本单位认为“有问题”的人交代的社会关系，派人到各处调查，看所交代的事情是否属实。更多的情况是，红卫兵要罗织某人的罪名，派人去天南海北，寻找认识某人的张三李四，想方设法从他们口中捞取一星半点毫不沾边的材料，来给某人定罪。因此，外调人员很少平心静气客观地了解情况，往往是成见在胸，旁敲侧击地诱供。甚至凶神恶煞一般，见面就叫嚷：“某某问题严重，本人已经如实交代了。你赶紧老实提供材料，将功赎罪!”实际是在搞逼供。若干年后我才知道，红卫兵为搜求我的罪证，派了不少人到各处“外调”。我应该感谢所有他们去调查过的人，因为始终没有因“外调”而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