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总是与我妹妹马西娅(Marcia)为伴。她1922年6月17日出生在俄罗斯，8个月的时候与我们一起来到美国。她不断地抱怨我在作品里很少提到她。这倒也是事实。然而，在1974年，我出版了一本书，在书里我的确提到了她，说她生在俄国。

我打电话给她，把那一段读给她听，以此证明我有时候确实还是说到她的。谁知她立即歇斯底里地嚎啕大哭。我惊讶地问："怎么回事？"她抽泣着说："这下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几岁了。

"(那时她52岁。)"那又怎么样？"我说，"这会妨碍你参加美国小姐的竞选吗？"我设法安慰她，可无济于事。这下你们该知道我和妹妹的关系经常是怎样的了吧。

马西娅不是她原来的名字。她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俄罗斯名字，她不许我说出这个名字。她自己后来选了马西娅这个名字，我必须这么称呼她。

我们在孩提时代相处得并不融洽。这没有什么可惊奇的。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处得好呢？我们俩的性格截然不同。假如我们是两个互不相干的人，我们俩都决不会选择对方做朋友。可我们是一家人，互相牵在一起，经常不断地惹对方生气。

不论我们之中哪个人做什么事，几乎都会激起对方的不满，总会有一场争论，然后迅速升级成大声喊叫，再往后就是凶恶的号叫和打斗。如果这时候父母亲来把我们拉开，耐心地听我们数落对方犯的过错和不端的行为，然后公平地判断是非，事情或许会好一点。不幸的是，我们的双亲没有时间这么做。

我母亲会从店里跑上楼来，朝我们大声地喊："别打了。"然后她愤怒地发表一通演说。意思是说这社区，不，这世界上就只有我们这两个孩子这么不体面地打架，所有其他孩子都很乖巧可爱，很少让人操心。她还会说顾客和邻居们隔着两条街都会听到我们的吵闹声，跑到店里来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弄得她狼狈不堪。这些话我们已经听了不下几百次，对我们已经不起作用，特别是在我知道其他人家的兄弟姐妹之间也比我们好不到哪里去以后。

这儿有一件很有趣的事。马西娅记得我教会她喜欢吉尔伯特和沙利文(Gilbertandsullivan)的轻歌剧，记得我在科幻小说界有一些诙谐有趣的朋友。她竟然不记得我们曾经打过架。她把我们之间的关系描绘成一种田园牧歌式的关系。我发现其他人，那些和我共享这一段回忆的人都认为这是真实的情况。他们把事实的真相彻底抹去，然后构造出某种根本不存在的事实，坚持说事情就是这样。也许创造自己的过去会使人比较舒服。我不会这么做，我对于往事的记忆实在太清楚了——我不是说我回忆的往事不受重新勾画的影响。写自传和查阅日记的时候，我很惊讶地发现有些事情我已经忘记了，有些事情与我记忆中的不一样。然而那全是一些不太重要的琐事。

马西娅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在她上学之前，我就教她识字了(她多少有一点勉强)。跟我一样，她在班上一直成绩经验丰富。她15岁高中毕业(这也跟我一样)。这时犹太民族的大男子主义对马西娅很不利地抬起了头。

我父亲很穷，但他想方设法把两个儿子送进了大学。然而他却没有想过要送可怜的马西娅进大学：女孩子归根结底是要嫁人的。

马西娅只好在15岁的时候就去找工作了。她年龄太小，还不能结婚。实际上，她年纪这么小，也不能合法地工作。我认为她肯定在找工作的时候谎报了年龄。不管怎么说，她找到一份秘书工作，干得十分出色。

马西娅直到33岁才结婚。当兄弟的总是对自己姐妹的优点熟视无睹。我记得在此前13年，当我准备结婚的时候，有个女人(显然是以前学校里的同学)听了以后很吃惊。

她说："当兄弟的应该在他的姐妹嫁出去以后再结婚。"这大概是那时候在东欧流行的习惯：只要合适就可以嫁出去。可在这儿，在美国？我说："如果我等我妹妹结婚以后再结婚，那我到死都只能是个单身汉了。"我错了。一位37岁的男人，尼古拉斯·里佩内斯(NicholasRepanes)被马西娅弄得神魂颠倒。他是个内向、文静、和蔼的人。他们结婚了，生了两个英俊的儿子。他们在一起幸福地度过了34年。1989年2月16日，尼古拉斯去世，享年71岁。我和珍妮特开车到昆斯区郊外去送别他。他躺在无盖的棺材中(戴着眼镜)。我很感激他，使马西娅很幸运地有这么好的丈夫。

顺便说一句，马西娅身高只有5英尺(约1.52米)，始终面带微笑。她实际上是一个很有雅量的人。我很遗憾我们没有相处得更好一点。P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