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得性启发法

中年男性患心脏病的概率有多大？大学生找到工作的概率是多少？你是否经常表现出害羞的行为？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1974)认为，人们在回答这些问题时，通常使用易得性启发法：我们会尝试回忆这些需要我们判断其发生频率的事件的例子，依据事例容易回忆的程度来判断事件出现的概率，即依据它们的易得性。如果我们能够很容易想起中年男性心脏病发作、找到工作的大学生及自己害羞行为的例子，那么我们就会判断这些事件是非常普遍的。

总的来说，易得性启发法简便可行，因为相比不常见的结果，普通结果的例子更容易回忆。以政治家为例，人们更容易想到的政治家是男性而非女性，因为男性政治家更普遍。但是当人们容易想到的例子受到那些与事件出现频率无关的因素影响时，易得性启发法就会带来麻烦。

一项简单的实验让这个问题清楚地表现出来。在实验中要求参与者判断首字母为R 的单词多还是第三个字母为R 的单词多(Tversky & Kahneman，1973)。事实上，第三个字母是R 的单词远远多于首字母是R 的单词。但是，大多数参与者的判断相反，他们错误地认为首字母为R 的单词比第三个字母为R 的单词多。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认为，出现这种错误是因为人们更容易想到首字母为R 的单词，而不是第三个字母为R 的单词，因此就会在推测它的频率时依赖这些容易提取的单词或每种类型单词的易得性。不幸的是，在这个实验中，易得的单词与其真实的频率无关，所以这种易得性启发法导致我们产生了错误。

忽视可得样本中的偏差

无论是什么原因，当我们考虑的事例样本出现偏差时，头脑中这些易得性事例就不能反映事件的真实频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考虑这种偏差，只依靠事件的易得程度来判断事件的概率，就会出现判断失误。你的兴趣和境遇可能会使你想到的样本带有偏差。一位老年朋友这样说："当我的及时个孩子出生时，我看见到处都是婴儿；而现在我患上了关节炎，我看见到处都是拄拐杖的人。"这位朋友很容易想到有孩子的人和拄拐杖的人，因此就会高估这些事件的概率。相反，缺少这些特定兴趣的人可能不会去注意有孩子的人和拄拐杖的人，因此，他们就可能低估这些事件的概率。同样地，跟随候选人参加竞选活动的记者和随行人员，看到这位候选人在一个接一个的乡镇中都受到热烈欢迎，通常就会高估这位候选人受欢迎的程度。这都是因为易得性启发法——这些记者很容易想起候选人受到热烈支持的场景，而很少想到关于反对者的例子。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头脑中的样本已经存在偏差了——不喜欢那位候选人的群众都待在家里。同样，如果你的一场音乐会、你所做的演讲或是举办的一场晚会得到的只是赞扬，那么正面信息的易得性就会使你高估你自己在这些事情上的成功率，因为不喜欢你的人通常会保持沉默。

如果媒体报道某事件的频率与事件实际的频率不匹配，媒体的报道就会使事件的易得性产生偏差。在媒体对不同死亡原因的报道上通常存在这种情况。媒体特别喜欢报道那些暴力的、戏剧性的死亡事件，如凶杀或飓风，较少报道不太容易引起轰动的死亡事件，如疾病。人们就会根据这些报道来评估事件发生的频率。在一项研究中，人们认为死于凶杀案的人比死于胃癌的人多，而事实却是，死于胃癌的人数是死于凶杀案人数的17 倍。人们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误解是因为人们不太愿意读晚报上的这类信息(Slovic，Fischhott，& Lichtenstein，1982)。这暗含着令人担忧的问题，由于易得性信息的影响，人们更关注容易想到的危险，并加以防范。其代价就是，人们会疏于防范那些从心理上来说不太容易想到，但是却更有可能发生的一些危险。

媒体还会使人们对社会群体的认知产生偏差。例如，如果媒体只报道那些犯罪的黑人，那么对黑人不太了解的个体就会过于高估黑人犯罪的概率。由于认识到这一点，美国的许多报纸都有意识地试图确保黑人不仅出现在有关犯罪和社会救济的事件中，还会出现在其他更主流的事件中，如健康、消费者行为或政治。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当人们的易得性数据样本产生系统性偏差时，易得性启发法的使用就会导致人们对社会事件的归因和判断产生可预期的偏差。这就是接下来将讨论的问题。

显著性事件进入到脑海之前，人们必须先注意它。信息的显著性或突出性决定着人们是否注意它，以及对它的注意程度。如果我们更多地注意高显著性信息，这些信息将会更容易地被我们捕捉到，也就会对我们的判断产生更大的影响(Taylor & Fiske，1975，1978)。

Taylor 和Fiske(1975)一系列巧妙的实验支持了这些观点。在一项研究中，有6 个观察者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观察两个人对话：两个观察者坐在一个发言者后面，这样的安排可以保障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对面的一个发言者身上；另两个观察者则坐在相反的位置上，使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另一个发言者身上；剩余的两个观察者所坐的位置能够同时观看两个发言者。所有的参与者在同一时间观察同样的对话。然而，当询问参与者每个讨论者对谈话的影响程度时，他们的答案受到了发言者(对自己的)显著性的影响。对看得更清楚的发言者，参与者评定其影响性越大。很明显，观察者所坐的位置，会觉得某个人更加突出，从而认为那个人尤其具有影响力。

一个特殊的个体同样会因为其他理由吸引你的注意。你可能会无意间注意到房间里孤单的妇女，或孤独的黑人，并因此认为他们在社会互动中扮演着某些重要的角色(Taylor & Fiske，1978)。

易得性启发法能够解释这种显著性效应：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特定个体身上，会导致我们更多地察觉和回忆出此人的贡献。当试图评价一些人在交互活动中的影响力时，人们更容易获得具有显著贡献个体的信息，因此就会认为这个人更具影响力。

人们倾向于将别人的行为归因为他们的人格(她为慈善事业捐款是因为她很慷慨)，而把自己的行为归因于情境(我捐钱是因为工作中的社会压力；Jones &Nisbett，1972)。这种行为者和观察者之间的差异，可能是由于人们在解释自己和他人的行为时，显著性信息不同所致。当观察别人的行为时，注意到的是行为的人；但当观察自己的行为时，看不到自己，故将注意力集中在情境上。由于注意的焦点不同，对别人的行为和对自己的行为归因时，易得的信息也就不同。对别人进行判断时，关于别人的信息是易得的，因此会将他的行为归因为他自身。但对自己进行判断时，环境信息是易得的，因此会将自己的行为归因于情境(Nisbett & Ross，1980)。

自我中心偏见找一对你熟悉的夫妇，与他们单独交谈，分别问他们两个人承担家务事的百分数。答案很有趣，两个人给出的百分数总和大于。人们认为自己对共同努力的成果所作的贡献比他实际作的要多，Michael Ross和Fiore Sicoly 将这种倾向性定义为自我中心偏见。Ross 和Sicoly(1979)发现，夫妻评价他们对家务活所作的贡献、学生评价自己在班级讨论中的贡献以及篮球队员评价自己在比赛关键时刻的贡献，都存在自我中心偏见。他们认为，易得性启发法在自我中心偏见的产生中起到重要作用：人们在合作中高估自己的贡献，是因为自己的贡献对本人来说更易得。妻子会记得自己每一次倒垃圾、洗碗的事，而不会注意到丈夫的贡献，尤其是当妻子不在场的时候。Ross 和Sicoly 为此找到了一些证据：相对于同伴的贡献，人们总会更多地记住自己作出贡献的例子，而且记得的例子越多，自我中心偏见就会越强。在另外一项研究中，要求参与者注意搭档的贡献，这样可以使他们对同伴分配更多的责任。最终结果却发现，人们低估自己同伴的贡献，并不是因为没有注意对方的贡献；事实上，我们可能知道同伴作出的贡献，但我们不能自觉地回忆起它们。下一节将介绍更多这种影响判断的暂时可得性(或不可得性)的例子。

忽视信息通达时的偏差

即使人们所拥有的全部样本并无偏差，如果我们脑海中暂时想到的只是全部样本中的一个有偏差的例子，那么易得性启发法也能导致我们产生偏差。下面将讨论导致我们产生偏差的因素。

片面性问题大多数人都会在某些场合中害羞，而在另一些场合中开朗。如果被问及，我可能会很容易想到那些我害羞的例子，有时我在社交场合中会感到不适，在一个大型晚宴中保持沉默；我也能想到一些开朗的例子，我有很多朋友，有时还会在陌生人面前做自我介绍。如果只让我描述这些个性的一个方面，与该方面相关的行为就会变得更加易得，这就会影响我的自我看法。如果关注于害羞，那么就会认为自己比较内向；如果关注于开朗，就会认为自己比较外向。

Russell Fazio 等人证实了这种效应(Fazio，Effrein，& Falender，1981)。在实验的及时阶段，要求一部分参与者回答一系列片面性的问题，让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他们性格外向的一面，例如，如果你想让舞会活跃起来，应该怎样做。要求另一部分参与者关注于其性格内向的一面，例如，在嘈杂的晚会上你最讨厌什么？结果，那些注意力被引导到性格外向一面的参与者，认为自己更外向，并且相比那些注意力被引导到性格内向一面的参与者，他们在行为上也表现得更外向。显然，通过片面性问题使个体的自我知识产生偏差，这种易得的偏差信息能够影响人们的自我概念。

搜索例子的难易性电视剧《窥探者》(Cracker)中有这样一幕：一个女人希望挽救她的婚姻，于是向一位治疗专家求助。开始，医生叫她想出她丈夫身上所有令她喜欢的地方。任何知道片面性问题所起作用的人，都会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技术：将这个女人的注意力集中在她丈夫的积极方面，会让她更积极地看待丈夫，这是让他们夫妻和睦的关键的及时步。不幸的是，在这个例子中事与愿违。当她意识到自己很难想起丈夫的优点时，便立刻冲出医生的办公室，并且马上向丈夫提出离婚。

搜索例子有时容易，有时困难。我们会根据这种主观经验做出判断吗？易得性启发法最初就是这样描述的，即基于收集例子的易得性做出判断。但长期以来，能够证明这种主观经验作用的证据仍然不足。一些支持人们依赖易得性启发法(做判断)的研究，很难说明到底是人们对主观经历回忆的难易程度影响了判断，还是回忆的内容影响了判断。我们认为首字母为R 的单词比第三个字母为R 的单词多，这一判断是因为我们更容易想起首字母为R 的单词呢，还是因为我们试图想起两种类型的单词，但我们所想出的单词列表中包括更多的首字母为R的单词？

Norbert Schwarz 等人设计了一个非常巧妙的方法来分别考察这两种解释(Schwarz et al.，1991)。假如要求你想出自己过分自信行为的12 个例子。你会毫不费力地回忆起前七八个。但是之后再多回忆一件，难度都会变得更大。你发现很难想起自己更多过分自信的例子，因此你可能会认为自己并不过分自信。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与要求想出6 个过分自信例子的人相比，要求想出12 个过分自信性例子的人会认为自己没有那么过分自信，因为想出12 个过分自信事例的确很困难，尽管要求说出12 个例子的参与者比要求说出6 个例子的参与者想出的例子更多。如果与想出更少例子的参与者相比，想出很多例子的参与者仍然认为自己并非过分自信，只能说明他们的判断不仅依赖于所搜集事例的纯粹数量，还依赖于搜集这些例子的难易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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