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怀俄明州的法庭上辩护过，曾在怀俄明的一些小小的老城里工作过，那里有5000名居民——我在怀俄明州的霍顿长大，那里也有5000名居民——我也曾去过德波伊斯、石泉镇等其他好多地方。我是一位乡村律师，我曾起诉过杀人犯——我当了8年检察官——我曾指控过杀人犯、小偷、醉鬼和一些疯子，我也曾起诉过粗心大意的公司。我告诉你们，我从没有见过一个公司会如此这般地对工人说谎，为此，工人们被糊里糊涂地骗去了生命。那些负责人知道钚的危害，他们知道。粒子是怎么回事，但他们隐瞒了事实，混淆了事实。他们还想蒙骗你们，想掩藏这一切，想把你们引进误区，让你们不明就里。你们知道，我也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这一切，就是为了那份该死的每小时3.50美元报酬的工作。如果那些工人知道他们会在20年或40年后死于癌症，他们还会去工作吗?那些谎言骗去了他们的生命，这真让人恶心。这是蓄意的，是残酷的。

没有一个人曾严肃地作证说，科尔—麦克基公司曾告诉过那些工人关于癌症的事，没有一个人说，他们曾听说过癌症。甚至连那个站在证人席上的小姑娘，那个他们传唤来的他们自己的雇员——他们也不敢问她：“当你去那个钚工厂的时候，小宝贝，他们告诉过你钚会引起癌症吗?”他们从没有向她提起过这个问题。

没有一个人来和年轻的艾泼森对质。在死之前，在人们还没有考虑这个案子之前，卡伦 希克伍德就说过：“这些年轻人根本不知道，”——你们曾听见她的声音——“这些年轻人，十八九岁或二十岁、二十一岁，根本不知道钚的危害。”

学校老师娄尔，一个聪明的年轻人，他应该知道钚的危害。但他却说，他从没有听说过钚的危害。因此，当着你们的面，我不得不问了瓦伦丁5次，他才说出了那两个字“癌症”。你们还记得吗?他们隐瞒了这一切，他们隐瞒了事实。这种隐瞒事实的行为，与最坏的地雷、最危险的陷阱一样，会置人于死地。

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在军队里，如果你们的军官对你们说：“顺着那条路往下走，那条路很安全。”他们知道这条路上埋满了地雷，他们对你们说这条路很安全，因为他们只有那样说，你们才能顺着路往下走，他们才能让你们个个都下地狱。你们听了会怎样想呢?这就是我们在此案中谈论的错误的行为，这就是本案中对所有那些工人进行欺骗的错误行为。当这些行为都暴露后，他们却指责其他一些事应对此负责。

现在，我有种感觉，它不是一个好梦——而是一个噩梦。我是半夜想起的，于是我起了床，把它记录了下来，我想让你们听听，因为我是在大约一周前的一个半夜里把它记下来的：

20年后——这些人还不是很老，有人甚至说他们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们期待着美好的生活。那些曾在这个工厂工作的人是些好人，他们的家人热爱着他们。他们是些好人，但是他们却要死了——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了，只是就像在一场大瘟疫中丧生那样，一些人快要死了。他们谈论着癌症，猜想也许是因钚工厂所致。有一个人从年轻时起，就在这个工厂里工作。在那个年代，他们对钚了解不多。尽管他现在遭受的痛苦不是很多，但是这些痛苦对他来说，也是一场悲剧了。虽然当时人人都喜欢他，但是上层管理人员似乎没有一个人关心过他的健康。那时，钚工厂的管理层，甚至原子能委员会都发现，无人关心工人的健康。那些管理人员给这些工人配备有防毒面具，但是面具的管道在漏气，墙壁上的油漆也在往下剥落，辐射物到处都是。对此，没有一个人过多地关注过。工厂是由那些不随便乱花钱的人经营的，他们是些不随便乱花钱的人——精明的管理者。那么，这个公司对此是如何做的呢?它掩盖了事件真相。在1979年的时候，公司的利润已高达83%了，1979年的时候，已获得1380万美元的利润了。

我继续在半夜里写着。我还梦见了：

工人们都有些什么工作呢?这份工作比战争还危险，比打伏击战还危险。但是，那些人对工人们却什么也没有说。他们让工人们戴上防毒面具。但是工人们却不知晓内情，否则，他们是不会去工作的。曾有一个工人呼吸不到氧气了，于是他在充满钚的环境中，大口地喘气，让钚进入了他的肺。还有一个工人在焊接时，不慎让钚溢了出来，也进入了他的身体。在那里，找不到一块安全的地方来进行焊接或工作，生产厂区曾经一度渗水中达1米深，但他们从没有关闭过工厂——从没有。他们还像以前一样继续进行生产，要是有一个地方有泄漏，他们就用100加仑的油漆来粉刷住。但是钚还是在四处泄漏，从管道的阀门处漏出来，从食堂桌面的小缝里漏出来。钚已迷漫在空气中，它们已成了空气的过滤器。在5年的时间内，共有543次泄漏，也就是说，1年之内有100次泄漏——即3天就有一次泄漏。我写下的是他们自己记下的记录。天知道他们还有多少没说的，天知道他们隐瞒了多少事实。

这些工作?喔，对了，它们就像欺骗孩子们——孩子们，创可贴虽然有毒，但却是有好处的——一样可憎。这是一种隐瞒的危险，工人们却从来不知道。

有的人是在一场审判中，才及时次从材料中看到了钚与癌症的关系——这场审判就是“希克伍德案”——但这对他们来说，已经太晚了。卡伦 希克伍德已经死了，而她的公司却竭力想说服俄克拉荷马州的陪审团：她有意让自己遭到了辐射。他们花了两个半月的时间来打这场官司。公司对任何事情都有借口，他们说，这事该责怪工会，该责怪其他所有的人——该责怪卡伦 希克伍德，该责怪工人，该责怪那些蓄意的破坏，或者该责怪原子能委员会。这真是我国历史上一段让人感到可悲的时光。他们说，原子能委员会的做法太苛刻了。但随后，他们却有75次违规操作，并且没有一次被罚款。

他们的做法比奴隶制年代还恶劣。这是一个比奴隶制年代还恶劣的黑暗年代，因为奴隶主还关心他们的奴隶，甚至很多奴隶主还喜欢他们的奴隶，而这些工厂主却对工人们的生死不闻不问。这是一个黑暗的年代，一个欺骗的年代，一个不诚实的年代，一个可悲的年代，一个令人气愤的年代。一些人使用另一些人，就像是使用可以随时丢弃的商品一样——就像是使用他们的财产一样。企业愚弄了公众，企业关心的只是它的公众形象，而不是事实的真相。它也是这样的一个年代：政府和这些企业巨子勾肩搭背，并和这些企业的专家狼狈为奸，在这个企业的支配下作证，在这个企业的支配下压制人民的呼声。

这样的时代已经太久了。这是一个让人悲愤的年代，从1970年到1979年的这个年代——他们把这个年代称为是“塞曼综合征年代”。

这个案子关系到什么呢?它关系到卡伦 希克伍德，一位勇敢而普通的女性。她关心他人，她甘愿冒失去生命的危险去关心他人，而她也确实因此而失去了她的生命。她有些事情要告诉这个世界，她曾尽力地去这样做。卡伦 希克伍德想告诉世界的是什么事呢?她把这件事情留下来了。现在，让我们把它说出来吧，让你们各位陪审员把它说出来吧，让你们各位陪审员替她把它说出来吧。

她想告诉这个世界什么事呢?陪审团的各位女士、先生们，我真希望卡伦 希克伍德现在就站在我的身边，让她亲自来说出她想说的那件事。我想，她可能会说：“各位兄弟姐妹们……”我认为她不会以“女士们、先生们”开头。我想她会说：“各位兄弟姐妹们，他们只有十八九岁，他们不知道事件的真相。这里根本没有任何保护，那些人把危险掩盖起来了，他们用文字游戏和数字游戏掩盖了事情的真相。”她还会说：“朋友们，现在是阻止这一切的时候了，就在这里，俄克拉荷马州杰克逊城，就是现在。”

各位女士们、先生们，我还有半个小时的陈述时间，但我却不想再多说了。我现在就想结束我的演说。我要告诉你们一个故事，一个简单的故事。这是有关一位聪明老人的故事：

有一个机灵的小孩想愚弄一下这位聪明的老人，小孩的计划是这样的：他在森林里发现了一只小鸟，并逮住了它。随后，他有了一个主意。他想，他要握着这只小鸟，走到了聪明的老人面前，对老人说：“聪明的老人啊，我手里握着的是什么?”老人会说：“孩子，你手里握着是一只小鸟。”于是他又问：“聪明的老人啊，这只小鸟是活着呢，还是死了?”他想，老人会知道，如果自己说：“死了。”他就会张开手，让小鸟飞走，但如果自己说：“活着。”他就会使劲地捏他手心里的小鸟，使劲地捏，直到小鸟断了气，然后，再张开手对老人说：“看吧，它死了。”

于是，小孩就照他想好的办法来到了聪明老人的面前，问老人：“聪明的老人啊，我手里握着的是什么?”老人回答说：“哦，我的孩子，你握着一只小鸟。”小孩又问：“聪明的老人啊，这只鸟是活着，还是死了?”老人却回答说：“聪明的孩子啊，小鸟的命运就掌握在你的手心里啊。”

谢谢各位。我很荣幸，上帝给了我这样的荣幸，让我和你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我确实是这样想的。

谢谢您，法官大人。

——摘自《杰瑞 斯宾塞：希克伍德科尔—麦克基公司索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