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生命中从未企及的高度

4月8 日，天色刚暗下来，哈里斯的对讲机就在罗布杰的旅馆外吱吱咯咯地响起来。是霍尔，他从大本营发来了好消息，35 名来自几支探险队的夏尔巴人花了24小时时间将丹增送下山了。他们把丹增绑在一个铝制的梯子上，通过放、拖和传的方式将丹增送下冰瀑，现在他正在大本营里休息。如果天气允许，会有一架直升机在日出时分将他送到加德满都的医院。听得出来霍尔如释重负，他指示我们天亮后离开罗布杰赶往大本营。

听到丹增平安的消息，我们这些顾客也感到十分欣慰。更让人感到解脱的是，我们要离开罗布杰了。塔斯克和卡西希克由于环境不洁患上了某种急性肠道疾病；我们的大本营总管威尔顿也患上了一种因高海拔引起的顽固性头痛；我的干咳症则因在浓烟弥漫的旅馆度过了两个晚上而变得愈发严重。

在第三个夜晚来临前，我决定逃离那烟熏火燎的木屋，搬到露天搭建的帐篷里，这个帐篷是霍尔和格鲁姆匆忙赶往大本营空出来的。哈里斯选择与我同住。半夜两点我被吵醒，睡在我旁边的哈里斯突然坐起来，发出阵阵呻吟。“嗨，哈里斯，”我躺在睡袋里问，“你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晚饭吃的什么东西有些不对劲儿。”过了一会儿，哈里斯拼命拉开帐篷，费力地将头和身体伸到门外，然后呕吐起来。吐完之后，他一动不动地蹲了几分钟，半个身子露在外面。而后又突然跳起来，急速跑出几米远，猛地拉下裤子，发出一阵响亮的腹泻声。接下来的整个晚上他都待在天寒地冻的露天里，尽情地倾泻着肠胃里的杂质。

清晨，虚弱的哈里斯处于脱水状态，身体剧烈地颤抖。威尔顿建议哈里斯留在罗布杰恢复体力，但哈里斯对此不予考虑。“说什么我也不要待在这个粪堆里过夜了，”他将头放在两腿之间，一脸的苦相，“我今天要和你们一起去大本营，爬也要爬过去。”

上午9 点，我们收拾好行装准备上路。其他队员轻快地走在前面，我和威尔顿陪着哈里斯跟在后面，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迈开步子，一次次地停下来，弓着背，将整个身体撑在雪杖上喘气，然后又鼓足劲儿挣扎着向前走。

去往大本营的路沿着孔布冰川侧碛松动的石头跌宕好几公里后，又落在冰川上。大部分冰面被灰烬、粗糙的砾石和花岗石覆盖着，偶尔有一两块半透明、泛着缟玛瑙光泽的冰面裸露出来。融化的雪水沿着无数条地面上的和地底下的河道奔流而下，发出可怕的隆隆回响。

下午3 点左右，我们来到一排奇形怪状的冰塔面前，较高的差不多有30 米，那就是著名的幻影谷。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下，这些冰塔向四周散发着幽幽的青绿色光芒，目光所及，犹如从碎石中伸出来的巨大的鲨鱼牙齿。曾多次到过这里的威尔顿告诉我们，离目的地不远了。

又走了3 公里，冰川突然向东拐了。我们迈着沉重而缓慢的步伐走上一个长长的斜坡顶，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由尼龙圆顶组成的五颜六色的城市。300 多个容纳了来自14 支探险队的登山者和夏尔巴人的帐篷点缀在乱石丛生的冰面上。我们花了20 分钟才在杂乱的宿营区找到我们的营地。当我们爬上一段起伏的小路时，霍尔大步流星地向我们走来。“欢迎来到珠峰大本营。”他咧嘴笑着。此时，我手表的高度计显示的是5 360 米。

……

07 第二具尸体

4月16 日星期二，黎明前。在大本营调整两天后，我们再次向孔布冰瀑前进，进行第二次适应性短程攀登。我小心翼翼、紧张兮兮地沿着咆哮的冰道蜿蜒前行，我注意到自己的呼吸已不像及时次冰川之旅时那样粗重了，说明身体开始适应这里的海拔高度了。但我对摇摇欲坠的冰塔的恐惧却丝毫未减。

我曾希望海拔5 790 米处那个被费希尔队的一个家伙称为“捕鼠器”的巨大冰塔已经崩塌，可它仍晃晃悠悠地立在那儿，甚至比以前倾斜得更厉害了。我又一次在血流加速中和冰塔的恐怖阴影笼罩下急速攀登。到达冰塔顶部时，我双膝跪地，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并因血管中产生的大量肾上腺素而哆嗦不止。

及时次适应性短程攀登时，我们只在1 号营地逗留了不到一个小时就返回了大本营。这一次，霍尔计划让我们在1 号营地里度过周二、周三两个晚上，接着继续向2 号营地前进，并在那里再过三个晚上，然后返回。

上午9 点，我到达1 号营地的时候，我们的夏尔巴领队昂多杰正在冻得坚硬的雪坡上挖掘搭帐篷用的平台。他29 岁，身材消瘦、五官清秀、性格腼腆、情绪忧郁，并且体力惊人。等待队友们上来之际，我抡起一把空出来的铁铲跟他一起挖。不到几分钟，我就呼哧带喘地没了力气，不得不坐下来休息，引得夏尔巴人一阵大笑。“感觉不行了吗，乔恩？”他嘲笑道，“这只是1 号营地，才6 000 米。这里的空气还稠密得很。”

昂多杰来自潘波切，那儿沿着崎岖的山坡聚集着座座石壁房子和种土豆的梯田，海拔3 960 米。他的父亲是位受人尊敬的夏尔巴登山好手。为了让他拥有的攀登技巧，父亲在他年幼时就向他传授登山的基本知识。但在昂多杰十几岁的时候，父亲因白内障失明，小昂多杰被迫辍学，开始挣钱养家。

1984 年，在为一群西方徒步者做厨师时，昂多杰引起了一对加拿大夫妇马里恩 博伊德和格雷姆 纳尔逊的注意。博伊德说：“我想念我的孩子们。当我逐渐与昂多杰熟悉以后，他让我想起了我的长子。昂多杰非常聪明，好奇心强，有求知欲，善良得近乎天真。他每天在高海拔地区背着巨大的行李，还流着鼻血。”

在征得昂多杰母亲的同意后，博伊德和纳尔逊开始在经济上资助这位年轻的夏尔巴人，这样他就可以重返学校完成学业了。“我永远都忘不了他的入学考试(为进入希拉里爵士在孔布创办的地方小学)。他比同龄的孩子显得矮小。我们和校长还有另外四名教师挤在一间小屋里，昂多杰站在中间，双膝不住地颤抖，他搜肠刮肚地想回忆原来学过的东西以应付这次考试。我们都汗流浃背……他被录取了，但是得跟小孩子们一起上一年级。”

昂多杰成为了一名能干的学生。在接受了相当于八年级的教育后，他重返登山和徒步旅游业。博伊德和纳尔逊曾数次回到孔布，见证了昂多杰的成长。“因为获得充足的营养，他长得又高又壮，”博伊德回忆道，“他兴奋地告诉我们他在加德满都的游泳池里学会了游泳。25 岁左右的时候他学会了骑自行车，并迷上了麦当娜的音乐。当他及时次将礼物——一条精心挑选的西藏地毯送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真的长大了。他希望成为施予者，而不是获取者。”

昂多杰作为一名身强体壮、足智多谋的登山好手在西方登山界中声誉四起，被提拔到了夏尔巴领队的职位，并于1992 年在珠峰上为霍尔工作。霍尔1996 年的探险活动开始之前，昂多杰已经登顶珠峰三次了。带着无限的敬意和明显的好感，霍尔称他为“我的左膀右臂”，并多次表示昂多杰对我们成功登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的一名队友疲惫不堪地走进1 号营地的时候，阳光依旧灿烂。但到了中午，从南面吹来了一团高卷云。下午3 点，浓云在冰川上空翻滚，呼啸的狂风夹着雪片不停地砸在帐篷上。暴风雪肆虐了一整夜。清晨，当我爬出与汉森共住的帐篷时，30 多厘米厚的新雪覆盖了冰川。雪崩在十几处地方顺着陡峭的冰壁隆隆而下，我们的帐篷安然无恙。

4 月18 日星期四的黎明，天空放晴了。我们收拾好行装前往2 号营地，踏上一段6 公里或者说垂直距离520 米的路程。路线将我们带到西库姆冰斗的缓坡之上。这里是地球上较高的峡谷，是孔布冰瀑在珠峰山峦腹地挖出的一个马蹄形的峡谷。努子峰海拔7 849 米的山体形成了西库姆冰斗右侧的冰壁，而珠峰巨大的西南壁则构成其左侧的冰壁。洛子壁那宽阔而高耸的冰峰在它的头顶隐约可见。

我们从1 号营地出发时，天气异常寒冷，我的手都被冻僵了。但当太阳的及时缕光芒照在冰川上时，西库姆冰斗那铺满冰的冰壁就像一个巨大的太阳能炉子，吸收并向外散发着热量。突然间我又热得难受，担心在大本营袭击过我的偏头痛要再次发作。我脱掉衣服，只穿一条长内裤，并在棒球帽里塞了一把雪。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我沿着冰川艰难地稳步上行，偶尔停下来喝口水，或者当雪在我乱蓬蓬的头发上融化时，往帽子里再塞一把雪。

到达海拔6 400 米的时候，我已经酷热难耐、头晕目眩。偶然间我发现小路旁有一个裹在蓝色塑料布里的庞然大物。我那因高海拔而变得迟钝的大脑用了一两分钟才判断出这是一具尸体。我被吓呆了，足足盯了它好几分钟。晚上，我向霍尔问及此事时，他也不敢肯定，他认为遇难者是一名死于三年前的夏尔巴人。

位于海拔6 490 米的2 号营地由120 个帐篷组成，它们散落在冰川侧碛边缘光秃秃的岩石上。在这里，高海拔显现出了它那可怕力量，使我感觉犹如受到烈性红酒的折磨一般，吃饭乃至看书都让人痛苦不堪。随后的两天里，我几乎是用手捂住脑袋躺在帐篷里，尽量将身体蜷成一团。到星期六感觉稍好一些的时候，为了加强练习尽快适应环境，我顺着营地向上攀登了300 多米。然而就在距离主路46 米的西库姆冰斗顶部，我在积雪中撞见了另一具尸体，更确切地说，是尸体的下半身。从衣服款式和老式皮靴来看，遇难者应该是个欧洲人。他的尸体至少在山上躺了10 ～ 15 年。

及时具尸体让我几个小时都惊魂未定，但遇到第二具尸体时那种恐惧感转瞬即逝。没有几个蹒跚而过的登山者会多看这些尸体几眼。山上仿佛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人们假装这些干枯的遗骸不是真实的，仿佛我们无人敢承认山上险象环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