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与现代政治

当代中国的政法实践和思想，深受恐惧的塑造。这种恐惧并非对敌人的恐惧，而是对敌人政治、也就是对宣告内部敌人的政治的恐惧。关于这种敌人政治的记忆，在理论模型上，或许唯有霍布斯的"战争状态"能够与之匹配。可以说，改革开放体制的基础，就奠立在这种恐惧之上。然而，颇有悖论意味的是，改革宪制经由拨乱反正所继承的，其实是在疾风骤雨的革命年代积累起来的一套治理技艺和经验。这套技艺和经验凝结为一种对敌斗争的模式，进而演变为我们宪制当中的权力机制。

因此，敌人的观念深陷在一种叠加的历史状况之中：一套对敌斗争的体制同一种对敌人政治的恐惧深深地粘合在一起。如果我们遵循拉丁法谚所谓"战争一开始，法律就沉默"的教诲，那么，我们或许能够更充分地理解上述状况的矛盾性质。在此"战争"开始之处，实际就是敌人被宣告之时。对敌斗争的体制，在宪制上的独有内涵，就是它限制、搁置甚或超越常规法律秩序的特征。而恢复法律秩序的政治决断，恰恰是由这个对敌斗争的体制作出的。在这样的矛盾约束下，敌人观念既被回避、又被坚持，既被恐惧、又被调用。无论哪种情形，敌人本身都有逃脱正面反思的倾向。

讨论敌人概念的必要性首先就出自我们的历史状况。但今天，穿透国境线的恐怖或许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和紧迫性。敌人是人类亘古长存的经验，但起源自欧洲的现代政治在不丧失基本现实感的前提下，提出并实践着一种伟大的政治理想主义：虽然敌人是不可根除的现实可能性，但是，至少在国内秩序中，甚或在国际秩序中，通过法律把所有人拟制为同伴，即使是对可能的和真实的敌人，也仍然保护他作为人类所享有的基本人权，尊重他作为人类所具有的人的尊严。换言之，现代政治包含着一项把敌人当朋友来对待的理想主义保障。这种对敌人的圣徒式的爱，同对敌人的英雄式的愤怒合二为一，似乎颇能用来理解现代政治在其开端之时的独有气质。只是在承平日久之后，这个开端的强健精神似乎老去了。而徘徊在这个星球上空的恐怖幽灵，正在毫不留情地侵扰欧洲这个烂熟文明体的温柔梦乡。风雨如晦，地动山摇。

在这个意义上，敌人是民族历史问题，也是世界历史问题。翻开《选集》及时卷，开篇就是关于敌人问题的那个著名论断："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无独有偶，近年来施米特关于敌友区分的命题即"所有政治活动和政治动机所能归结成的具体政治性划分便是朋友和敌人的划分"，吸引了汉语学界大量的知识精力。它就仿佛一道符咒，在召唤着亡灵。但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在这些关于敌人的思考当中，占据支配地位的设问方式是"谁是敌人"，似乎"何谓敌人"是一个给定的、不需要回答的问题。这意味着敌人本身是不必追问也不可追问的对象。它对于理论来说实质上是封闭的禁忌，就如它对于政治来说成为神秘的特权领域。

只有敬开历史，才能让敌人和他的对手们呈现出本来面目。基于上述种种，2016年4月16~17日，承蒙江苏法舟律师事务所暨范凯洲律师鼎力支持，清华法政哲学研究中心和本书编辑部于江苏无锡召开"历史法学年会(2016春)"，主题"敌人"。会议从宗教、文明以及法政哲学等视角，探究"敌人"这一概念的精神结构及其对宗教、文明以及政法秩序的意义。与会同人以文会友，不辞辛苦，积劳积慧，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