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士性、苏格兰性和英格兰性就像地方主义和乡土观念一样，仍然是强有力的分水岭。“英国是一个被人为创建的国家”，彼得 斯科特最近写道，“并不比美国古老多少”。而且因为大不列颠直到1707年才被创建，因此它不可避免地被添加在远远更为古老的忠诚义务之上。在《联合法案》之后半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猜疑和仇恨都在破坏着苏格兰和英国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同样破坏着苏格兰低地和高地之间的关系。在那之后，日益增长的繁荣，共同投入新教战争和有利可图的帝国冒险，以及岁月的洗礼，一起使得这些内部的分裂激烈程度显著降低，尽管从来都没有消退。到1837年，苏格兰仍然保留着一个独特国家的许多特征，但它也舒适地躺在一个更大国家的怀抱之内。它既是英国的也是苏格兰的。与之相比，威尔士甚至更为独特。它拥有其自身统一的语言，城市化程度比苏格兰和英格兰更低，而且—至关重要的

是—更少热衷于军事和帝国事业，它仍然可以因为坚决保持自身的独特性而使来自其边界之外的观察者感到震惊。“如果除了外国的东西再没有什么能令他欣喜的话”，一个观光旅游的英格兰作家在1831年有些夸张地宣称，“他将发现(威尔士)居民的语言、行为方式和衣着，除了在客栈里之外，都像法国或者瑞士的那些东西一样是外国的”。

那么，从这个岛屿的中心坚决地把一种新的文化和政治统一强加于其外缘的角度来解释英国在这一时期内国家意识的增强，将是错误的。对于许多更加贫穷和文化更少的英国人而言，苏格兰、威尔士和英格兰仍然是比大不列颠更有效的召唤，只有在面临来自海外危险的时候例外。而且即使是在政治上受过教育的人们当中，从双重国家身份而不是从单一国家身份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也很稀疏平常。例如，艾洛 摩冈这位18世纪末最激进的威尔士作家，很平常地提到威尔士语和英语是他的两门母语。他具有双重国民性正如他能说两种语言一样。出于同样的原因，约翰 辛克莱尔爵士这位在1793年成为农业委员会及时任主席的凯斯尼斯郡苏格兰人，无论如何都没有在他一方面热衷于英国政治组织内的成员资格，与另一方面热爱高地社会和所有苏格兰的东西之间发现任何矛盾之处：

民族特性在激发一种雄性竞争精神方面的用处很大……联合王国保持这些民族的东西，或者现在可能被更为恰当称作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威尔士的地方特性的东西，符合联合王国的利益。

辛克莱尔在把什么称作联合王国、大不列颠和大不列颠的组成部分上的不确定性，被后来的许多评论家所跟随。而且，如果还有人继续陷入一种关于是什么构成国家性的不现实的狭隘观点，那么这种对于定义的苦恼就是必然的。从世界开始的时候，就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在文化和人种上是同质的；双重国家身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大不列颠，从其在《联合法案》签署到维多利亚女王即位之间这些年里开始冉冉升起的时候，以及其在今天的存在，都可以被看作既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国家，也是若干个较为古老的国家之间的联合—这些旧的国家与新的联盟之间确切的关系，甚至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仍然还在变化和被激烈地争论之中。

因为实际上每一个欧洲大国现在都面临着一种压力，即那些一度勉强同意成为一个更大整体之一部分的小民族的重新苏醒，因此今天分裂或者重新组合英国的号召，不应当只归因于这些岛屿自身特殊的发展。但只有我们认识到那些在过去为英国的形成提供了条件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再发挥作用了，我们才能够理解当前这些争论和激辩的本质。新教信仰这个一度至关重要的黏合剂，现在对英国文化的影响有限，实际上就像基督教自身一样影响式微。与欧洲大陆国家反复进行的战争，十有八九也彻底结束，所以各式各样的英国人不再感觉有以前那样在面对来自外部的敌人时保持团结的冲动。而且，至关重要的是，商业优势和帝国霸权也已经一去不复返。英国人再也不能通过与贫穷的欧洲人(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进行比较，或者通过对显然外来的民族行使来确证自己独特和享有特权的身份。上帝不再是英国的，天意也不再对他们微笑。

作为其结果的疑虑和混乱状态具有许多种形式。现在如此多构成英国特性的成分已经衰退，复兴其他更为古老之忠诚——回归到英格兰特性、苏格兰性或者威尔士性——的可预见到的呼唤已经出现。在英格兰，圣乔治的旗帜变得远远更为流行。而且，尽管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威尔士议会和一个新的苏格兰议会，一些人仍然还在追求一个独立的威尔士和苏格兰。即使是在那些想要维持英国现状的人中间，对于真正该做些什么和继承些什么的争论也显然越来越激烈。本书中所讨论的许多爱国标识(王室家族，威斯敏斯特议会和猎狐)的有效性和适当性，现在也在经历前所未有的争论。但可能，在如此多的英国人感到正在被越来越同化到一个更加团结的欧洲这样的担忧下，国家的不确定性是最显而易见的。在德国和法国从机遇的角度而言还在期待看到一个没有国界的欧洲之时，英国人，尤其不单单只是英格兰人，反而更倾向于把它看作一个威胁。这部分原因在于英国人在历史上曾经如此频繁地与信奉天主教的欧洲国家作战；但他们显而易见的岛国狭隘性，也可以通过他们日益增长的、关于他们现在是谁的疑虑来加以解释。自觉不自觉地，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害怕设想一种新的身份，担心它湮没了他们现在拥有的已经不再牢固的身份。

所有的这一切将如何解决其自身，我们拭目以待。大不列颠可能会在某个时刻四分五裂为单独的威尔士、苏格兰和英格兰等国家。但也有可能的是，一个更加权力下放和多元文化的英国将最终在一个内部联系更加紧密和越来越强大的欧洲内确保其自身存在的位置。或者，英国可能会选择保持不确定和疏离的状态，其政治领导会紧紧保持与美国的不对称关系(但从历史上可得到解释)。不管发生什么，重新检验作为一个英国人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样的诘问还将继续。

即使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已经有人担心英国人的身份认同太依赖于反复进行的新教战争、商业成功和帝国征服，认为应当投入更多的思考和注意力来在后方巩固一种更加深沉的公民身份感。“对外贸易是一个好东西，我那前景光明的印度也同样如此”，一个名叫约翰 麦克芬森爵士的苏格兰籍总督在1790年道：

但世界正在巨大的变革和暴力革命的掌控之下，而其他国家逐渐增长的创造能力和他们对我们垄断一切的憎恶，将会在某24小时剥去我们这些东方和西方的羽翼。因此，我们必须着眼于国内，而且如果我们没有把我们的商业和在亚洲的统治权用来真正改善我们自己的本土和完善三个王国内部的联合……我们就滥用了我们的遗产，即先辈们为了让我们享受和完善而获得的那些精神和思想。

但是约翰爵士是一个著名的古怪之人。没人注意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