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时章

芸芸众口议起源一锤定音道光初面票号，作为中国金融发展历程中的一朵奇葩，吸引了众多瞻仰者的观摩，也赚足了世人的眼球。今人在观览其遗留和保存下来的印证其辉煌历史的件件实物和处处遗迹时，心底总会荡漾起阵阵感叹和惊讶，头脑里也会不由自主地画上一个实实的问号——如此奇迹和辉煌到底起源于何时？先人的伟大创举到底经历了一个怎样的演变和延续，才能在之后有了如此恢宏的成就？带着这些满满的疑问，让我们翻阅票号那段短暂而辉煌的历史，去追寻前人的脚步，来探究和了解这一"奇迹"的诞生和起源。

及时节传说演绎万象凸现

历史上的研究者对于山西票号的起源，众说纷纭，各执己见，一直未达成统一的结论。起讫年代，远至隋唐，近达清中叶，前后相差1 200多年。说法依据，既有推测臆断，也有传说演绎，万象凸现。

一、隋唐飞钱似相识 官营商兼非我辈

山西自古就是盐和铁的重要输出之地，这两种具有价值的东西可以为山西人带来巨额的财富积累。同时，两千年前北方的气候比现在温暖潮湿，较适合竹子生长，有竹就可以造纸。一直到公元600多年唐朝的时候，由于山西商人的财富增多和纸张用处的扩大，才使他们发展了票号。这是一位上海的英籍传教士艾约瑟所提出的山西票号起源于隋末唐初的说法。

此说法，在1923年得到了马寅初先生的撰文肯定。其文认为，山西出产，以盐铁为大宗，丝煤次之，自给之外，余额悉运销于省外。年复一年，获利甚厚，遂成为中原富庶之帮。但是山西向外省输出盐铁之后，所换得的金银又需要有特殊的机关来运送和保管，所以才有了山西票庄的兴起。

这种把票号起源推断为隋唐时代，实质是与唐朝"飞钱"和北宋"交子"相混淆。

汇兑业务的起源可追溯到唐宪宗执政的元和初年(806—808)的""。之前，生意人的本利数额巨大，况且带着大批铜钱上路，不但笨重且体积庞大，只好靠车载马驮，旅途辛劳可想而知，而且担惊受怕，若遇盗贼，弄不好人财两空！宪宗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进奏院，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得取之，号曰`飞钱`"。简而言之，"飞钱"是全国各地商人到京城后，将铸币交给各道进奏院，由各道进奏院向其地方当局签发支付命令书，商人持之回到原籍向地方当局领钱的拨兑制度。但由于它只是地方政府在"禁钱出境"的命令下解交饷款的权宜之计，因此，没能发展成一种系统的汇兑制度，但其汇兑方式，开启了后人创新之智慧。

"飞钱"这种汇兑方式在唐端后，被北宋沿用。当时宋朝因国库财政收入匮乏，便借鉴了"飞钱"的方式，实行了"便钱"制度，即由在京城的商人代其所在地政府先交纳税款，待回乡后，再由地方政府兑付其已垫之款。宋开宝三年(970)，官府在开封设置官营汇兑的机构——"便钱务"，为行商直接办理异地汇款。据有关资料，在995年至997年间，全国商业汇款已达178万贯，规模远远超过了唐代。这标志着中国的信用交易已走过了萌芽期，货币金融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虽然，中国早在唐代就出现了"飞钱"，宋代称作"交子"，即从事异地汇兑的票据开始在生产、生活中得到应用。在一段时期内，"飞钱"和"便换"的出现，免去了商人们携带巨款长途跋涉之苦，促进了当时商业的繁荣昌盛，但毕竟它们都还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况且由官府办理汇兑，是官府为维护京城钱币的流通，中央政府由地方政府派供的经费而临时出现的特殊产物，情况一旦变化，就停止兑换，其本身就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到明清之际，又产生了为商民服务的汇票，它虽突破了官府汇兑的范围，是在商人之中进行的，但由于此时的汇票只限于地方和乡里的圈子之内，还是没有被社会广泛使用。

明清之际，随着商业活动的日益频繁和贸易规模逐步扩大，民间出现了使用汇票的零星记载。汇票尽管还未被广泛使用，但在商业兼营过程中，却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基本内容、种类和兑期、兑付使用的平砝(即天平砝码)和商号自立的平砝、汇票银两兑付方法均是票号专营汇兑的好的借鉴。但由于汇票是商人兼营的，服务对象仅限于乡里亲朋之间，通汇地区则限于两地之间，且受承付能力的限制，不论即票或期票往往不能按时兑付。在这样的情况下，专营汇兑票号的产生，就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迫切需要。

二、惊闻闯王似威廉 东方梅耶问康(亢)氏

在票号起源的各种说法中，具有传奇色彩和演绎成分的就是"李闯王之说"了。而这一说法，又与世界历史上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起源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世界两百多年金融、政治和战争中所向披靡，建立了一个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为庞大的金融帝国。罗斯柴尔德家族起家所掘得的及时桶金正是来自历史上"欧洲最冷血的贷款鲨鱼"——法兰克福的威廉王子。威廉王子嗜财如命，通过租借自己的军队给别的国家，从而积攒了欧洲历史上较大的一笔王室遗产，大约相当于2亿美元。而当拿破仑执政，威廉王子仓皇流亡丹麦时，将一笔价值300万美元的现金交给他多年的合作伙伴——梅耶·罗斯柴尔德代为保管。就是这300万美元的现金为梅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权力和财富。当他得到威廉王子这笔巨款的时候，便将自己的五个儿子像五支利剑射向欧洲的五个心脏地区，从而揭开了罗斯柴尔德家族金融帝国的帷幕。而有关山西票号的起源，也有一段相似的说法。

相传出身草莽的李闯王，带领其部队浩浩荡荡地开进北京城，网罗天下奇珍异宝，坐享荣华富贵之际，不曾想山海关外八旗铁骑大军南下。李自成仓皇出逃之时，从皇宫携带了大量金银财宝，兵败山西时，将金银埋弃，后被山西人康(亢)氏所捡。康(亢)氏以此为基础，将汇兑的副业变成专业，创办了山西票号。《中国经济全书》也称："据说开始是山西的康(亢)氏。清初顺治年间李闯王造反，不利败走时，所有的金子携带不便，把军中所有的金银财宝放在康(亢)氏的院子里而去。康(亢)氏忽拾得八百万两，因此将从来谋一般人便利的山西汇兑副业改为本业，特创票号，致使该地的巨商都是康(亢)姓。"近人徐珂在《清裨类钞》中也提到："相传明季李自成掳巨资，败走山西，及死，山西人得其资，以设票号。"

而这段故事，在1923年上海申报馆纪念建馆50周年时，张一麐先生编了一首因果歌，将这一传说弄得更加离奇：

"莫打鼓莫打锣，听我唱个因果歌。

那闯王逼死崇祯帝，那文武百官一网罗。

那李闯同声敲夹烙，霎时间金银堆积满岩河。

冲冠一怒吴三桂，借清兵驱贼出京都。

贼兵舍不得金银走，马上累累`没奈何`(大块金银)。

一路追兵潮涌至，把金银向山西境上掩埋过。

贼兵一去不复返，农夫掘地富翁多。

三百年票庄称雄久，不成文法执嗟磨。

相传是林亭青主两公笔，这桩公案确无讹。"

这一离奇的传说，到底有几分真实性可言，犹待商榷和考虑。首先，据历史专家分析，李自成出逃确实有携资出京，但是否遗留在了山西则无据可考。其次，康(亢)氏有"山东孟山西亢"或"南季北亢"之说，但康(亢)氏是山西平阳人，迄今为止，仍没发现亢氏有创办票号的史料。故这一说法也暂时成了无法证明的臆说。

三、何言鸦片是我师 是非之地我未行

有道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此浪未平又起一浪。票号不是国内商品经济的产物，而是鸦片输入酝酿之果，此说法一出现即广获赞同。

票号之所以和鸦片扯上关系，是源于鸦片贩运过程中的一种执行支付手段的信用货币，即""或者土票子。所谓"满天飞"，是为便利鸦片由南方海口或从云南等栽培地到内地各省之贩卖关系，所使用的一种信用介绍物。它代替了交通不便的现金运输，巧妙地运用了这种汇兑方式，将中国内地的藏银经过鸦片贩子直达于东印度公司。所以，有人认为票号是资本主义初期殖民地制度的特种商品——鸦片输入中国后，引起中国货币储藏的动员，而利用信用通货形式现银运转的金融基尔特。

对于这一说法，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票号从产生到1827年，只在京师、济南、汴梁、苏州、陕西和山西设庄，还没有触及广州等沿海城市。因此，票号之汇兑首先发生于中国北方，而不是发生在南方海口，更没有理由说它是鸦片输入的产物和"便利鸦片由南方海口或从云南等栽培地到内地各省之贩卖关系"。即使到了1842年，尽管票号已在广州、长沙、湘潭、汉口、沙市、重庆、成都等地设庄，仍没有扩大到云南、广西、福建、浙江等地，而活动的重心依然在北方，所以有"近日北五省之汇票"之说。凡此种种，都说明把票号产生归于鸦片输入是不可信的。

鸦片输入是英国等欧美国家凶恶地剥削和残害中国人民的可耻贸易。在鸦片损害吸食者健康的同时，还造成白银外流，引起银贵钱贱，直接破坏社会生产，影响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鸦片作为一种商品，它的大量输入无疑是要扩大中国国内贸易量，但这种非法输入并不占贸易额的多数。当时只占海上贸易进口值21%或26%的鸦片输入，要想成为票号产生的主要经济基础那是不可能的。再者，从1817年到1819年，中国不仅海上贸易形成了有力的贸易顺差，就连白银也是进口大于出口，要说是票号开办汇兑将中国货币储藏转移到东印度公司，那简直是无稽之谈。

前面也提到了票号首先是产生在中国北方，况且，一种新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总是内部因素起着主导的决定性作用，而外部因素只是一种辅助因素。很显然，鸦片输入是山西票号产生的主要经济因素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