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时节勇往直前的灵魂

历史上"走西口"的移民范围广泛，主要来自山西西北部的保德、偏关和河曲三县，属于山西省雁北地区的平鲁、朔县、右玉、左云、山阴等县，陕北的府谷、神木、靖边、横山、榆林、定边六县和河南、甘肃的部分地区。"走西口"活动穿越了三个世纪之久。

一、春去秋归"雁行客"

清朝建立之初，统治者对蒙古地区防范较严。他们一方面采取一系列羁縻政策，把蒙民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来加强对蒙古民族的统治，另一方面严厉禁止汉民到口外垦殖，对胆敢招募汉民的蒙古官员和越境到口外种地的汉人进行非常严厉的惩处。《钦定理藩部则例》中记载：凡蒙古官民私招汉民去种地的，要扣罚俸禄，有违反的竟扣8年俸禄，直至革职；罚牲畜，最多罚72头，打皮鞭，最多打100皮鞭，往往是罚打一并施行；戴木枷坐牢9个月，甚至充军。如果汉人私自到蒙古草原开荒种地，要戴枷治罪，甚至发配到4000里以外的边疆去充军。

随着清王朝统治地位的日趋巩固，对蒙古民族的防范也就日渐松懈，汉人也得以随着蒙古草原的逐渐开放而进入蒙古腹地。入蒙古草原的汉人是被称为"绿营军"的一群人，他们是清王朝收编的明末农民起义军部队的一部分。作为地方治安部队，有一部分驻在内蒙古，为了区别于八旗兵士而打着绿色的旗帜，故得名。绿营军为解决军粮就在营区开荒种地，部队开拔之后，剩下的熟地就招募汉人种植。汉族的一般穷苦百姓就是这样得以进入蒙古草原的。后来随着绿营军驻防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汉民开始到"口外"谋生。

到了康熙朝，随着边外蒙古社会秩序的逐渐趋于稳定，牧区出现了"牲口繁息，生计丰饶"的经济复苏景象。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单纯的游牧经济已不能满足牧民生活多样化的需求，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口外蒙古地区人民生活困窘的状况。而且每遇灾荒，草原上便会出现"青草不生，牛羊倒毙不尽"的状况，这对以畜牧业为主的口外经济来说是一种沉重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开垦土地种植庄稼势在必行。当时蒙古牧民也有人从事农耕，但耕种技术远较中原地区落后，于是，一些地方官员和蒙古王公便向清政府上奏"乞发边内汉人与蒙古一同耕种"。

与此同时，中原地区灾荒不断，给经济社会生活带来了极大破坏，再加上八旗贵族在华北地区颁行"圈地令"，又使大批内地农民流离失所，背井离乡。这样，对这些失去田地的口内人来说，口外大片未垦殖土地无疑具有极强的吸引力，一旦限制口内百姓出境垦荒的政策有所松动，大批难民必定从各个关口涌出口外谋生。在这种形势下，鄂尔多斯贝勒松普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提出的招募内地人合伙种地的请求获得了朝廷批准。清政府允许在原勘定的50里宽的"黑界地"内划出20到30里的"白界地"为垦殖界限，招募汉人耕种，历史上称之为"开边"。当时，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清政府对"走西口"民众有一定的要求，且盘查比较严格，所以此时以季节性出边者居多，他们春出秋回，被称为"雁行客"，人数并没有大幅度增加。

二、名闻天下之移民潮

雍正以后，清政府虽然仍在严厉推行"封禁令"，但由于人口增加等诸多因素导致的口内人地矛盾日趋严重，所以流民违禁出边和违禁开垦的现象日益增多，甚至还出现了涌入蒙地的移民潮。移民潮禁之难禁，阻之难阻，清政府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采取了一些权宜之计。

雍正时实行"借地养民"政策，下令内地灾民可往口外蒙地开垦土地谋生。乾隆年间又再次重申："如有贫民出口者，门上不必拦阻，即时出发。"政策的松动使得走西口的人数猛增，到包头、萨拉齐县一带垦荒的人逐渐增多，不少人由"雁行"发展到定居于口外。但是可以看到从康熙"开边"到乾隆年间，虽允许汉人到鄂尔多斯、后套、土默川等地开垦土地，但防范还是相当严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