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贵发辛苦一辈子，有了家眷，有了三个儿子乔全德、乔全义、乔全美，他们分别立各自家族分支的堂名为德星堂、宁守堂、在中堂。

德星堂后继乏人，人丁缺少，故长门所营商业较为逊色； 宁守堂追求功名，父子、叔侄、爷孙、兄弟、舅甥多有科名； 在中堂全美生二子，长子致广，英年早逝；次子致庸(1818—1907)是乔家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他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为乔氏家族的繁荣立下了大功，人称"亮财主"。

乔致庸人如其名，待人随和，处世中庸。

由于他善于计谋，在他执掌家业时，资产越滚越多，他成了在中堂殷实家财真正的奠基人。起先是"复"字号称雄于包头地面，接着有大德通、大德恒两大票号活跃于全国各大商埠及水陆码头。当时在中堂的财势已跻身全省富户前列，家资千万，商业遍布全国。他为了光大门庭，又大兴土木，于同治初年开始，先在老院西侧隔小巷购买了不少房基地皮，又修了一座里五外三的楼院。而且两楼对峙，主楼为悬山顶露明柱结构，通天棂门，有阳台走廊。登上阳台，可观全院。阳台前沿设有扶栏，扶栏上刻有砖雕，砖雕工艺精湛，栩栩如生。明楼竣工后，又在两楼院隔街相望处陆续兴建了两个横五竖五的四合斗院。四座院落正好位于街巷交叉的四角，为后来连成一体奠定了基础。在他手里建筑的房屋占到现在整个房院的三分之二。

乔致庸的一生颇有善行，经常救济平民百姓。特别是在清光绪三年(1877)，天遭大旱，赤地干里，寸草不生。民谣有"光绪三年，人死一半"的说法。当时乔致庸曾开仓赈济。对此，光绪八年(1882)版《祁县志》有记述，并给予褒奖。

乔家对子弟读书也十分重视，而且要求很严。他们聘私塾教师一定要聘学问大的，在接待上也尤为礼遇。如对所聘本县名儒刘奋熙，尊敬异常，以致不敢对刘提报酬，只是暗中对刘家给予多方资助。乔家对教师逢节日有例敬，专配有两名书童陪侍，吃饭时由家长作陪。遇有家宴或送请宾朋，必为教师设首席相待。教师回家时，必备轿车接送，家长率子弟恭立甬道送迎。

乔氏如此尊重教师，其目的是在子弟中树立教师威望，让其生崇敬之心，有利于教师秉权执教，约束骄横的小少爷。同时，使教师有所感戴，可不遗余力地施教，受益者仍为乔家。乔氏重教之风为乔家培育了许多人才，其后代子弟有不少人进入高等学府，成为科学家、教授和爱国军人等。在理家上，乔致庸经常告诫儿孙，经商处事首先以信义为重，以信誉得人。其次是"义"，不哄人，不骗人，该得一分得一分，不挣昧心钱。第三才是利，不能把利摆在首位。又戒"骄、贪、懒"三个字。他治家有方，把《朱子治家格言》当作儿孙启蒙的必备读物，刻在屏门上，作为家族行动的准则规范。乔致庸还把他亲拟的对联挂在内宅门上："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惜农惜食非惜财，缘惜福。"以此告诫儿孙，注重节俭，不贪图安逸、坐享祖业。

他从后代中慎择继承人，认为长子骄横跋扈，不可委以重任；次子个性暴烈；三子过于老实，亦非经济之才；四子朴实迟钝，不善于说话；五子是个书呆子；六子体质瘦弱，难担大业。只有长孙乔映霞忠诚厚道、聪明伶俐，故对映霞寄予厚望，着重培养。他常常对映霞语重心长道："唯无私才可讼大公，唯大公才可成大器。""气忌躁，言忌浮，才忌露，学忌满，胆欲大，心欲小，知欲圆，行欲方。""为人作(今为做)事怪人休深，望人休过，待人要丰，自奉要约。思怕失益后损，威怕先紧后松。"这些教诲，对乔映霞的立身行事是有很大影响的。

乔致庸执掌家务时，可称得上人丁兴旺、四世同堂。乔致庸娶过六个妻子，分别是马氏、高氏、杨氏、周氏、杨氏、杨氏，都是诰赠夫人。据说他一个妻子可做他的孙女，两人的年龄相差三十几岁。这样看来，不知底细的人会认为这位老翁好色，老了还讨妙龄少女为妻。其实老翁娶少妻竟是儿女们的主意。因为他家虽说僮仆很多，可贴身服侍实在不如自己的妻子方便，妻子比孝顺的儿女使用起来自然得多。娶了妻子，一来省去子女们的麻烦，二来还可避免同仆妇女佣的风流不雅。俗话说，人老惜子，乔致庸老年时，对他的小儿子宠爱至极，偏袒极甚，因而在他的幼子去世后，恸哭不已，染病卧床，两年后离开人间。P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