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佛说盂兰盆经》、《父母恩重难报经》、《瑜伽焰口》金陵刻经处现代印本

中元节是中国人非常重要的祭祀去世亲人的节日，意义不在清明节之下。中元节的传统在20世纪50年代曾一度中断，不过近年在民间又自发地得到了很大的恢复。

中元节又叫盂兰盆节。盂兰盆是梵文Ullambana的音译，这个词原意为“从苦难中拯救”，中国旧译“解倒悬”。盂兰盆节的来历和目犍连(也就是中国民间目连戏的男主角目连)救母的故事有关。

这个故事就记录在《佛说盂兰盆经》里：目犍连得了六神通以后，用法力观看世界，发现自己已经去世的母亲堕入饿鬼道中。目犍连送给母亲饭食，可是饭一递到母亲手上就化成火炭。

目犍连哭着求佛陀解救。佛陀说，你母亲生前(喜欢吃鱼籽，所以杀生数量太大)罪孽深重，想要解救她，凭你一人之力无法完成，凭我一人之力也无法完成。我们只有凭借佛、法、僧这“三宝”的力量，才能解救她。佛陀告诉目犍连，每年七月十五日，是佛欢喜日，我们都要集结佛法僧三宝的力量，超度我们的七世父母。

这个故事的内涵，其实还远比它表面上看要来得深刻。最初的佛教是小乘佛教(梵文Henayana)，也就是只管修行超度自己，不理世事，只能装一个人的“小车”。而盂兰盆经讲的是大乘佛教(梵文Mahayana)，也就是除了自度之外，还要“度人”(超度别人)的，能装很多人的“大车”。(梵文中yana意为“车乘”，hena是小，maha是大，henayana就是“小乘”，mahayana就是“大乘”。)实际上，佛教界内的人大多认为盂兰盆的故事讲的就是小乘佛教向大乘佛教转化的原因。为了超度自己故去的亲人以及拯救孤魂野鬼，小乘佛教就发展成为需要结合佛法僧三宝力量的大乘佛教。(在中亚发源、北传到中国的佛教到唐代以前还小乘、大乘并存。唐代中国流行的就基本上全是大乘佛教了。当然，小乘佛教向大乘佛教转化的真正原因和过程远比目连救母这个故事本身复杂得多。限于篇幅这里不介绍。)

在每年阴历七月十五，也就民间俗称的“鬼节”，中国人都会给家里去世的亲人烧纸钱。佛教寺庙里也会举办法事活动，超度亡灵，给饿鬼施食，同时祝年长者健康长寿。这种法会活动，就叫做“放焰口”。

“放焰口”原本是佛教密宗的仪轨，现在却广为北传大乘佛教寺庙采用。按照《瑜珈焰口》的说法，饿鬼颈如细针，不能进食。做法事的法师结合佛、法、僧三宝的力量，用密咒使饿鬼喉咙变粗。法师们向空中撒米，使得饿鬼能吃上一顿饱饭。这里的“焰口”，就是颈如细针、面上喷火的饿鬼的名字。讲放焰口起源的故事的佛经是《救拨焰口恶鬼陀罗尼经》，故事内容与《佛说盂兰盆经》有相似性。

4-2中国黄河流域近3500年来年平均气温变化曲线图(据王铮、王会昌论文数据重绘)

古希腊历史学家波希多尼(Posidonius，约公元前135-约公元前50年)最早提出了气候对于人的性格有重大影响的理论。这种“人种的地理”概念为现代人类学所继承。大量人类学者认为，气候对于每个民族所特有的民族性的形成有决定性作用，气候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近3500年来中国历史上曾经历过三个气候温暖湿润时期和三次大规模的变冷。中国史学界对于这些宏观气候变化一直比较缺乏概念，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有蒙文通指出先秦时期黄河流域的气候远比现在温暖。但这个粗略的论断也仅局限于为史学专家中的极少数人所知。

大量自然科学、考古学、历史文献证据表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000年(即武王克商，商周政权交替时期)，中国处在“仰韶暖期”，与当时全球性的“大西洋气候期”的相对应。黄河流域当时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大约3℃。那时的夏天冬天温差小，雨水丰沛，草木茂盛，和现在长江流域的亚热带气候相当。而当时长江流域气候则与现在珠江流域气候相当，为热带雨林所覆盖。

在气候温暖的时候，中国北方的游牧政权与中原农耕世界和平共处。一旦气候变冷，游牧民族的放牧业出现障碍，为了不被饿死就必须南迁，与中原政权争夺南方的草场，战乱也由此而来。每次气候变冷，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南部疆域的版图都必须扩大。如果不能扩大，这些游牧民族政权就会灭亡。

中国历史上及时次大规模变冷发生在西周。《竹书纪年》中有公元前903年长江、汉江结冰的记载。冷到长江、汉江会在冬天结冰，在今天是人们难以想象的。西周青铜器铭文中随处可见“中国”(详见《天文》一章关于“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彩锦护膊的注释)与夷狄戎(róng)羌(qiāng)■(yán)狁(yǔn)交战的纪录。这些“侵略者”大多是北方游牧民族。

第二个寒冷期对应的是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当时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低2℃～4℃。这个时代出现的是“五胡乱华”之后的十六国割据局面。

第三个冷期发生在宋元之间。经历长时段的气候变冷、草木凋零、粮食减产和连年瘟疫与战争，中国的政权达到了一个新的临界点。在公元1234年这个临界点，和宋代赵家王朝征战百年的游牧民族大金国瞬间崩溃，被新兴壮大的蒙古人政权消灭；而南宋的赵家王朝，也不过是在王朝覆灭前苟延残喘。蒙古人建立的牧者王朝，随后为中国建立了有史以来较大的疆域版图。

由此很多看上去奇怪的事情我们也就好理解了。周代《诗经》里不断歌诵黄河流域各诸候国的水稻和桑田，而《禹贡》又说，“断发纹身”的越人(扬州人)“岛夷卉服”。稻子需要种在水田里，虽然今天黄河流域没多少水田，更适合干地种麦子，但西周情况则不然；因为当时的长江流域实在太热，越人才光着膀子穿得那么少。(卉服，指用长满树叶的树枝做的“衣服”。今天斯里兰卡的Wedda土著人迎接客人时仍然穿着“卉服”。)同样，中国的“隋唐晚期”对应于欧洲的“中世纪暖期”。那时的气候温暖，才有了惊人的农业丰收、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罕有的太平盛世。

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的发源地之一。黄河流域中国文明起源的仰韶、龙山文化遗址现在往往是生态环境极为恶劣的不毛之地。这给现代人常带来不可思议的荒谬感。其实，一直到唐代以前，现今的河西走廊戈壁滩都还有茂密的原始森林。植被的大规模破坏、生态的恶化，一部分是因为历代中国人过度的砍伐开垦，另一部分原因就是三千多年来经历的三次大规模气候变冷，导致了地表植被消亡的土地荒漠化。

近世全球气候变暖，但这个变暖的升温幅度同中国3500年来的三次大规模变冷降温幅度相比，根本是小巫见大巫。从另一个角度说，人的命运虽然同这个星球紧密绑在一起，要灭亡却也没那么容易。

7-1清代刊本《百家姓》

姓和氏都是宗族血亲关系的代号。姓和氏的概念及来源本身的问题也非常深奥复杂。从古代文献结合甲骨文、金文的情况来看，姓，原本是指母亲一系的血缘关系；氏，原本指的是父系的血缘。我们今天概念的“姓”，实际上是先秦时代的氏，是父系血缘宗族符号。而先秦时代原本的“姓”的概念，在战国时逐渐淡薄，到了西汉已经消失得非常彻底，以致于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有时竟然把“姓”、“氏”相混淆。先秦所谓“同姓不婚”的原则，原来也是指母方同血统者不能结婚。

非常有趣的一点是，汉代以后“姓”发展成父系血缘的代号，而“氏”除了指父系血缘之外(比如“山东丁氏旺族”“江西刘氏宗族”)居然常被用来指母系血缘。比如刘姓人家的女儿嫁到陈家(旧时女子大多没有学名)，就被称做刘氏或者陈刘氏。“姓”和“氏”的涵意和指代关系的这种交换至今未见到任何合格的学术解释(这个问题也极少为人所知)。姓氏问题本身也被有的学者认为是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化的证据，但是这种立论未必严谨。弗洛伊德写的《摩西与一神教》和《图腾与禁忌》两书所阐述的问题与此相类似，或许能提供有益的启发。

7-3a位于河北省和辽宁省交界处(山海关城东六公里)的孟姜女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