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夏之旅(看得见的中国史 华夏之初)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偃师境内洛水南岸的二里头村南。遗址以二里头村为中心，其范围包括洛水以南的四角楼村、北许村和喂羊庄之间，东西约有2.5千米，南北约有1.5千米，总面积约4平方千米。遗址依山临水，东阻成皋，西挡崤函，自然条件优越，地势十分险要。古人有云：“建都设邦，皆凭险阻。”又云：“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在广川之上。”二里头遗址两者兼而有之，在当时具有得天独厚的建都优势。

二里头遗址的发现，著名历史学家徐旭生先生功不可没。他首先从文献资料来估计夏氏族活动的主要区域。他粗略地统计了一下：在先秦史书中关于夏代并包含地名的史料大约有80多条，其中有30多条是关于夏后氏都邑的记载。然后，在研究这些地名的基础上，他认为有两个地区应该特别注意：及时是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及附近地区，尤其是颍水上游的登封和商丘地带；第二是山西西南部汾河下游一带。1959年，徐旭生亲自率人赴河南进行考古调查，经过一个月的活动，果然在河南偃师发现了遗址。同年，中科院考古所开始进行发掘工作。从1960年至1964年，洛阳考古队在二里头先后进行了8次发掘，先后发现了作坊遗址、陶窑、窑穴、水井、墓葬、铜器、玉器、陶器等。根据这些发现，考古学家断定这是一座早期城市遗址。然而至于是哪朝哪代的城市，则有两种说法：一是商代成汤建的都城西亳；一是夏代的都城。如果与偃师尸乡沟商城相比较，后一种意见应该是比较合理的。后来考古学家又发现不同时期的陶器呈现出不同器物特点，从而断定二里头遗址的文化特征大约介于河南龙山文化与郑州二里冈商代前期文化之间，在考古学上通常称为二里头文化。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二里头遗址发掘又取得新进展。该遗址的主要宫殿基址重现天日。1974年，二里头发掘队发现一号宫殿遗址。1977年，又发现了二号宫殿遗址。一号殿略呈正方形，东西长约108米，南北宽约100米，高约0.8米。基址上面保留有排列整齐的柱子洞和木骨架墙基，柱子洞垫有卵石作为柱基。在基址中部偏北方是正殿，下面是长方形基座，厚3米多，底部平铺3层卵石，基础坚固。在基座上面有22根廊柱，每根廊柱外侧有2根擎檐柱，用以支撑屋檐。这样大的宫殿建筑，应是当时王权的象征。二号殿位于一号殿东北150米左右处，形状与一号殿基本相同，呈长方形，南北长约73米，东西宽约58米，面积较小，不过保存得较好。在基址北部中间也有一座殿堂。它建在一个正方形的平台上。沿基址的东西边是走廊，在南边也有一条走廊，南大门是庑式建筑。由殿堂和廊庑形成了庭院。在庭院下有一个由陶管构成的排水管道。从这两座宫殿基址的出土文物来看，还未发现使用瓦的痕迹，只有少量的木柱灰烬和草拌泥块。据此可推断，宫殿的建筑材料应是以木头、草泥为主。

迄今为止，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仍在进行，所以还不能得出一张比较完整的遗址布局图。不过，二里头的宫殿遗址肯定远不如后世宫殿豪华壮观，但它坐北朝南和封闭式的布局，以及高基台、木架结构等特点，都为后世宫殿所沿用。二里头的宫殿遗址，开创了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先河。

盘庚迁殷(看得见的中国史 商)

商朝从建国到灭亡，长达500多年，的270多年定都于殷(今河南省安阳市)，所以商朝又叫殷朝，有时候也称为殷商或者商殷。商朝定都于殷是从盘庚开始的。

商朝的社会秩序在成汤时期已经稳固了，但是在他死后，王室内部却因争权夺利而发生了愈演愈烈的斗争。尤其是对王位的争夺，叔侄之间、兄弟之间，为夺得王位，甚至斗得你死我活，国家被他们搞得混乱不堪。太甲以后的君主和奴隶主贵族们，生活越来越腐化，对奴隶的剥削非常残酷。在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致使商朝的国力日渐减弱，有些小国和少数民族也趁机起来反叛，再加上水涝、干旱等自然灾害，使得商朝简直到了崩溃的边缘。

盘庚是商汤的第九代孙、商朝的第二十个王。他是个有远见的人，善于观察形势，觉得国家不能再照老样子维持下去了，应当想出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来缓和各种矛盾冲突，挽救商朝的衰亡。他想出来的办法就是把都城迁到殷，因为殷这个地方西依太行山，西高东低，像一个簸箕一样，而前边面对一片大平原，土地肥沃。洹水自西北向东南穿过，用水方便，便于农业生产。盘庚想可以在此开垦荒地，长期进行农业生产，不愁国力不富。另外，殷正处于簸箕口处，地势险要。这对有效管理全国，以及出兵打仗，都比较方便。从政治上考虑，迁都以后，一切都得从头做起，王室贵族就会受到抑制，阶级矛盾就可以得到缓和；迁都还可以避开那些叛乱势力的攻击，都城比较安全，外部的干扰少了，统治就可以稳定很多。

其实，在这之前，商朝曾因水患等原因屡次迁都，盘庚定都于殷，不再迁徙，反映了这时候农业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畜牧业和人们要求定居下来的普遍心态。殷地的土地比较肥沃，自然灾害比较少，在这里建设都城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可以说，盘庚的思考和选择是很有道理的。

虽然迁都有诸多的好处，可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迁都这个决定，一些奴隶主贵族们极力反对迁都。他们害怕到了新的地方不能照旧享乐。可盘庚是个办事十分坚决的人，他绝不因为有人反对就改变主意。他把奴隶主贵族召集起来，对他们公开说明迁都的理由。他在讲话中时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时而用严刑峻法威胁他们，有时又用先公先王的神灵恐吓他们。《尚书 盘庚》三篇记录了盘庚的这些训话。及时篇是劝告，告诉大家搬家到殷去的好处。他说：“我要迁都是继承先王的基业，以平定四方。……我要像先王关心臣民那样，关心你们，保佑你们，带着你们去寻求安乐的地方。你们如果不与我同心，先王的在天之灵便要责罚你们，降下不祥来了。”“我之所以要迁都，正是为了使得你们的生活安定。”第二篇是威胁，他用强硬的口气，警告大家一定要老老实实地服从迁都的命令，否则就要进行严厉的制裁。他说：“我将要把你们杀戮了，绝灭了，不让你们恶劣的种子遗留一个在这个新邑之中。”他号召民众说：“去吧！去寻求安乐的生活吧！现在我要把你们迁过去了，在那边，永远安定你们的家。”

盘庚用了软硬兼施的手段，终于把都城迁到了殷，可是斗争并没有结束。老百姓到了一个新地方，生活不习惯，吵嚷着要回老家。奴隶主贵族就乘机起哄，煽动大家要求搬回老家去。《盘庚》第三篇可能就是这个时候对官员贵族们讲的。他用强硬的语气制止住了奴隶主贵族的反对。他告诫官员贵族们不要贪图享乐、聚敛财宝，而要谋生立功，施恩惠于人民，与人民同心，治理好国家。过了几年，局面才安定下来。

盘庚迁殷摆脱了长期以来旧势力的影响，加上殷都附近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特别是劳动大众的辛勤劳作，终于在较短的时间里出现了“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的局面。殷都被建设成了一个十分繁荣的都市，衰落的商朝出现了复兴的局面。从此，商朝的都城就固定在殷城。

召公为保，周公为师——官制(看得见的中国史 西周)

周王室在推行分封制和宗法制的同时，也建立了一套比夏、商两代更为完善、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统治机构。成书于战国的《周礼》系统地记述了西周的这种统治机构，它说周有六官之制，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可见周朝的官职整齐而严密。但是，《周礼》在编辑之时经过了儒家的改造，加进了大量的理想化和系统化成分，只能作为代表儒家思想的著作，所以关于西周一代政权机构的详情已难考查，仅可从《诗经》、《尚书》等先秦资料以及铜器铭文的记载中略知一二。

在西周初期的政治机构中，周天子下面重要的辅弼之官为太师和太保，故有“召公为师保，周公为师”的说法。“师氏”与“保氏”的性质相同，只不过一个主内，一个主外，故太师和太保作为西周初期中央政权的首脑，掌握着朝廷和军政大权，并成为保育和监护年少君主的长者。

召公名奭，其采邑在召，后封于燕，由于辅佐成王未能就国，遂让其长子姬克就封，其次子一支则留在周室世代继承召公的职位。在周初的铜器中有不少“公大保”的铭文，可以佐证召公曾担任太保，并被尊称为“公大保”。在召公担任太保期间，曾奉命率兵出征，后来康王的继位大典，也由召公布置。

周公名旦，其采邑在周，武王克商之后封之于鲁，但因战事频繁一直未能就国，故在平定殷顽之后，让其子伯禽就封，次子一支相周，世代袭为周公。周公是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原为太宰，辅佐武王伐纣。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周公摄政称王7年，至东征胜利，营建成周之后还政成王。成王命周公留守成周，主持东都事务。

姜尚，姜姓，名望，因官至太师，又称尚父，又因被尊为齐国的始祖而称太公，民间则称其为姜子牙或姜太公。太公在武王时统率大军相武王伐纣，武王死后，与召公、周公一起作为辅政大臣辅佐成王。

“三公”是后起的称谓，在西周之时不是官职而是对周公、召公和太公的尊称。其中，召公居太保之职，而周公与太公都居太师之位。所以说太师和太保为周初的较高官职，而非“三公”。

根据西周金文资料，西周的中央政权可以分为卿事寮和太史寮两大官署。金文的“卿事”即为文献的“卿士”，周将执政大臣称之为卿事或卿士，是卿事寮长官的简称，主要执掌军政大事。前文所述的“三公”即属于卿事寮，西周初期为太师和太保，而到了后期则为太师，他们是卿事寮的较高级官员。

按《周礼》所说，自“天子立三公”之后，又有“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等为“六卿之属”。虽然《周礼》为后儒所编，但据史料及金文记载，周的卿事寮与《周礼》六卿大体相同，司徒、司马、司空确为西周的重要大臣，其位仅次于称“公”的太师或卿士。司徒又称司土，管理农田耕作及劳役征发；司空也称司工，负责管理百工职事和工程建设；司马则管理军赋征收及军旅事宜。司徒、司空、司马并称为“三司”，其管理的事务又被称为“三事”。除“三司”之外，诸尹、里君和百工也属于卿事寮系统，但职事不如“三司”重要。

与卿事寮相对的是太史寮。《诗经 小雅 节南山》说：尹氏和太师是周王室的砥柱，执掌着国家大权。这里的“尹氏”，就是内史尹或作册尹，是太史寮的长官，与卿事寮的长官太师一起执掌国政。太史寮的出现是周王权加强的结果，在西周初年就有很多史官活跃在政治舞台之上，在《周礼》中，“史”也是数量最多的官职之一，他们是周王的近臣，主要负责起草和宣布册命，传达周王的命令，整理和保存文化典籍并主持典礼和仪式等。在西周的中后期，史的地位上升，太史寮的长官太史的地位仅次于太保和太师。史官除了记录天子言行之外，还可以规谏周王的缺失，如商旧臣辛甲归周之后成为太史，行使“命百官、官箴王缺”的职责。

在周的卿事寮和太史寮之外，还有一个位列太保、太师和太史的“太宗”一职。太宗也称“宗伯”，是管理宗族内部事务的较高长官。

根据职位高低和职权轻重的不同，西周建立了相应的官爵制度。据文献考证，西周的官爵至少有公、卿两级。公一级的，在西周早期为太保、太师，在后期则为太师、太史。而执掌军政大权的太师或卿事一职往往由两人担当，称为“二卿事”，如周初成王时周公旦和太公望同为太师，厉王时虢公长父和荣夷公同为执政大卿事，幽王时则有虢公鼓和祭公敦共秉国政，直到春秋时仍沿用这种左右二卿事执政的制度。卿一级的，在早期为司徒、司马、司空、司寇、大宰、公族六卿，到了中后期司寇职位下降，剩下5位大臣。至于中下级官吏的爵位，还有待继续考证。

随着分封制和宗法制的实施，周贵族阶级中的权利分配日益明朗化和固定化，因而到了西周中期以后，出现了如虢季氏世代为师、微氏世代为史的官职世袭情况。周天子对每一位世袭的官职要进行重新册命，在重新册命之时，可以对职位进行变更和调整。周王的这些册命之文在周的彝铭中有不少记载，足证在西周中后期已逐渐形成官爵世袭制度。在周王室外的诸侯国内，也仿造王室建立相应的官职，而且诸侯还可以兼任王室的官职，周天子也可以任命、调度诸侯国内的官员。

车同轨(看得见的中国史 秦)

战国时期战乱频仍，诸侯混战，关塞壁垒高筑，加之各国道路宽窄不一，不利于交通往来，因此秦统一后立即着手拆毁关塞，建立起遍布全国的交通游驿网络。这是秦朝建立以后始皇明令修建的首项重大交通工程，也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人工交通网络。

始皇于二十六年(前221)刚称帝不久，便下令实行“车同轨”，规定道路和车轨统一尺度为“舆六尺”。次年又下令“治驰道”。二十八年(前219)，始皇开始大规模巡行各地。三十二年(前215)，他下令“堕毁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进一步扫清人为设置的交通和水利障碍。同年，他下令南征大军开通灵渠，打通粮道，从而沟通珠江和长江两大水系。三十五年(前212)，为巩固北部边防，始皇令北逐匈奴的大将蒙恬修筑“直道”，才两年半的工夫就迅速完成。除了这些“驰道”和“直道”，秦皇朝在建立后的短短几年内，还修筑了西南边疆的“五尺道”和位于今湖南、江西及两广之间的“新道”，构筑起以首都咸阳为中心的遍布全国的交通游驿网络。

“驰道”被时人视作“天子之道”，是以首都咸阳为中心的交通主干道。这些“驰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中央供天子行走，但以植树为界，两旁还是可供人行走的。这些“驰道”，“东穷齐、燕，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蔚为壮观。

“直道”“五尺道”及“新道”则是秦朝专门修建的军事和国防通道。“直道”专为北伐匈奴而设，是从首都咸阳经上郡、云阳到北方九原郡最便捷的通道。这条大道穿越山谷，横越草原，全长“千八百里”。“五尺道”是秦朝进一步密切巴蜀与西南地区联系而修建的通往云贵地区的大道。这条道路凿山越岭，遗迹至今尚存，因宽约5尺，故而得名。“新道”是始皇在平定百越的过程中下令按驰道标准修建的通往南海的扬越新道。这些道路的拓展，反映了秦朝开拓边疆的军事能力，也密切了边地与内地经济、文化交流，有着重大的战略价值。

这么庞大的交通网络，如果单纯归结于巡幸、用兵，斥之以黩武或奢靡，恐怕不足以解释这一帝国行为。秦帝国的条条驰道通咸阳不也可以比之于条条大道通罗马吗？凡大帝国，必有大道通衢现象，这是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

沟通中外文明的草原民族(看得见的中国史 三国两晋南北朝)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北方和西域地区的少数民族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其中突厥、柔然和鲜卑三个民族贡献尤为突出。它们东与中原沟通，西与中亚各国相邻，在沟通黄河流域和域外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鲜卑发源于中国东北，是一个古老的北方游牧民族，属东胡系，居于鲜卑山。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在互相交往与斗争中同化融合趋势渐强，尤其鲜卑族北魏政权在统一中国北部过程中极力吸收中原汉人先进文化，使鲜卑贵族与汉族名门大姓结合。而孝文帝时的一系列改革，使鲜卑人进一步封建化，北魏制度也中央集权化。鲜卑再从北方游牧民族逐渐变为中原地区汉化政权的过程中，成为输入西域文化的一支骨干力量。

继鲜卑之后，柔然控制了河西走廊和天山南北中西交通的干线。柔然是5～6世纪游牧于蒙古高原的一个少数民族，他们辫发左衽，居穹庐毡帐，逐水草畜牧，无文字，以刻木记事。其势力最盛时，北到贝加尔湖畔，南抵阴山北麓，东北达大兴安岭，东南与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库莫奚，与契丹为邻，西边远达准噶尔盆地和伊犁河流域，并曾进入塔里木盆地。柔然于北魏天兴五年(402)建国之后，在西方与中亚的拜占庭和波斯帝国不断战争，在东方则先后与北燕和后秦等相互和亲，赠送马匹，还经过吐谷浑，与南朝的宋、齐、梁通好，在北方则一度成为北魏北面的严重威胁。在时战时和的交流中，柔然也成为这一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部分。

历史进入6世纪，草原帝国风云变幻，柔然内讧，北魏分裂，而突厥则继之而起。“突厥”意为“最成熟的兴旺之时”，突厥人属于中亚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族，文字为西方的阿拉米字母拼写，它们开创了古代北方民族创造文字之先河，可见其文明程度之高。突厥人有发达的冶铁技术，但以游牧经济为主。公元552年，突厥打败柔然，建立了幅员广阔的突厥汗国。突厥汗国的疆域，“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属焉”。由于处在这样的地理位置，突厥汗国在整个中亚和东南欧洲的政治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它在西方与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关系密切；而在东亚，它又利用北周和北齐之间的矛盾，时而与北周联合，时而又支持北齐，与北方地区有密切的关系。从而也成为亚欧大陆上一个重要的交通桥梁。

小说与讲史(看得见的中国史 宋)

宋代“说话”有四种“家数”：小说、讲史、讲经、合生(或说诨话)。其中以小说、讲史两家影响较大。小说家的话本称为小说，皆是短篇故事。讲史家的话本称为平话，篇幅较长，讲述历史故事。

取材史书，铺陈而来的讲史受正史影响较大，流传至今的作品大多结构散乱、人物性格模糊、语言文白夹杂，它们可能只是当时说话的提纲或是简单的记录。虽然讲史本身成就不高，但对后来《三国演义》、《封神演义》、《列国志传》等历史小说的出现提供了借鉴参考。

小说是宋代话本中成就较大的文学形式，多取材现实，形式短小精悍，内容新鲜活泼，因此广受欢迎。话本小说在语言上采用通俗、生动的白话文、注重故事结构、人物刻划细腻，比唐传奇又前进了一大步。现存的宋代小说话本以爱情、公案为主要内容，市井小民成为故事主角，着力表现他们对封建势力、统治阶级的反抗斗争，出现了《碾玉观音》、《闹樊楼多情周胜仙》、《错斩崔宁》和《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等大量作品。

听众听说话是为了娱乐，因而话本小说尤其注重趣味性，在叙述时注重诙谐，插科打诨，在情节的设计上出新出奇，如《一窟鬼癞道人除怪》，写书生吴洪夜间与友人自郊外返归遇鬼之事，其情节的紧张，超过以前任何小说；话本小说还强调思想内容与市民感情的契合，话本中人物的言行、感情也是市井民众在类似情况下所可能产生或向往的言行、感情，这使得话本小说具有了深刻的艺术感染力。正如《醉翁谈录》所载“说国贼怀奸从佞，遣愚夫等辈生嗔；说忠臣负屈衔冤，铁心肠也须下泪。讲鬼怪，令羽士心寒胆战；论闺怨，遣佳人绿惨红愁。说人头厮挺，令羽士快心；言两阵对圆，使雄夫壮志。谈吕相青云得路，遣才人着意群书；演霜林白日升天，教隐士如初学道。发迹话，使寒门发愤；讲负心底，令奸汉包羞”。话本小说在人物描写上相当细腻，对话也很生动，“描写委曲琐细”，“虽明清演义亦无以过之”。宋代话本小说通俗生动的叙述方式、平实流畅的语言风格，标志着中国古代白话文体的正式出现，开辟了文学语言发展的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