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谁决定了“我们”的意志？——社会意识的进化

为了救5 个人，可以杀死1 个人吗

针对是否存在普遍道德推理的问题，马克 豪瑟(Marc Hauser)和同事们采用了另一种办法。他们在互联网上公布了一段经典的火车推车困境，题目由哲学家菲利帕 福特(Philippa Foot)和朱迪思 贾维斯 汤姆森(JudithJarvis Thomson)设计。豪瑟预测，如果道德判断是理性过程带来的结果，那么，面对抽象的道德问题，不同年龄和文化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请阅读以下文字，看看你的回答会是怎样。

一辆铁轨上用的推车失控，朝着5 个人直冲而去，要是它继续在这条轨道上前进，这5 个人全会被撞死。救下这5 人性命的办法是，推车上的乘客丹尼斯扳下开关，把推车切换到另一条轨道上去，那条轨道上只有1个人。丹尼斯应该为了救5 个人而撞死这1 个人吗？

来自世界各地的20 多万名受访者中，有89% 的人回答说，丹尼斯应该扳动开关。但要是换了以下这个问题：

和之前一样，一台轨道推车失控，即将撞死5 个人。弗兰克正好站在轨道上方的行人天桥上，身边还有个大块头的陌生人。弗兰克和陌生人所处的位置，正好在迎面而来的推车和轨道上的5 名工人之间。如果他把大块头陌生人推下桥，卡在轨道上，就能停下推车。陌生人会死掉，但5 名工人能够得救。弗兰克应该把陌生人推下桥害死，来救下5 名工人吗？

这一回，89% 的人会回答，不应该。不管在什么年纪、什么群体中，这个结果都惊人的统一，尽管两个困境中的实际人数没有区别(为了救下5 个人而牺牲1 个人)。研究人员询问受访者何以做出了这样的答复，受访者们给出的理由多种多样，但无一特别具有逻辑性。根据我们对解释器模块的认识，解释各种各样是意料中的事。神经科学家关心的并不是人们给出的解释，而是想知道大脑里是否存在道德推理中心或系统，哪种困境能将之激活；做出道德决策时，大脑的哪个区域会呈现活跃状态。

乔舒亚 格林(Joshua Greene)和同事们很好奇：在上述两个场景中，人们使用的是大脑的同一部位吗？他们使用脑成像实验，在受试者确定答复期间扫描其大脑。及时个困境是一个与个人无关的场面(扳动开关)，此时，与抽象推理和解决问题相关的大脑区域活动增加；第二个困境则是一个事关个人的场面(要和陌生身体接触并将之推下去)，与情绪和社会认知相关的大脑区域活动增加。

抑制自私

我们往往认为，与公平相关的困境肯定是道德困境。通牒博弈就是与此有关的一项知名发现。

博弈有两人参加，而且只允许玩一轮。研究人员拿给其中一人20 美元，他必须和另一名玩家分配这笔钱。拿到钱的玩家只能决定分配的百分比。如果对方玩家接受了前者的提议，两人都可留住自己手里的钱。可要是对方玩家拒绝了分配方案，那么两人都拿不到一分钱。在理性的世界里，不管及时位玩家提出怎样的提议，对方玩家都应该接受，因为不管怎么样说，后者总能有所得。但人们的反应可不是这样。他们只有在自认为提议足够公平，也即自己至少得到6~8 元钱的时候，才愿意接受。

恩斯特 费尔(Ernst Fehr)和同事们利用经颅电刺激干扰受试者大脑前额叶皮层的运转，发现要是右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受干扰，碰到数额较低的提议，人们仍会判断其有失公平，却愿意接受。由于打压这一区域增加了人对不公平提议的自私反应，它表明该区域正常而言会抑制自私(接受任何提议)，减少自私冲动对决策过程的影响，故此，也就在实施公平行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有关这一区域抑制自私的更多证据，来自达马西奥的团队。该团队为小时候这一区域就受了伤的成年人进行了道德测试。受试者的答案过分以自我为中心，他们的行为也如此。他们表现得缺乏对以自我为中心的抑制，不接受他人的观点。成年后才产生这类病变的人(如达马西奥以道德两难困境测试的患者)能够进行更好的修正补偿，这表明，幼年对获得社会知识是至关重要的。

第6章 人该为自己的罪行负责吗？——正义的证据

责任并不在大脑中

从责任的角度说，法律是从如下简单模式来考察大脑的：正常的大脑中有所谓的“实践推理器”在畅快地运转，产生行动和行为。个人责任是大脑“实践推理器”正常运作的产物。大脑可能会遭遇一些事情，如病变、受损、中风或神经递质失常，让“实践推理器”无法正常运转，削弱大脑的能力，

故此也就削弱了责任，而当事人也就能免于承担责任。尤其在刑事案件中，被告还必须有“犯罪意图”，或明确的邪恶用心。

在宾夕法尼亚州，大脑扫描改变了两例死刑判决。1983 年，西蒙 派雷拉因为犯下了两宗一级谋杀罪，两次被判死刑。然而，时隔21 年后的2004 年，法庭接受了大脑扫描的证据，这些证据在重审听证会(召集重审听证会是因为检察官行为不当)上说服了陪审团：派雷拉不应当承担死刑处决，因为他的前额叶是畸形的，损害了他正常行事的能力。于是，派雷拉又对自己犯下的第二宗谋杀罪提出上诉，上诉过程中，辩方又拿出相同的大脑扫描图，提出另一套说法：派雷拉精神发育迟滞。

上诉法庭的法官认为，神经心理学家的证词“具有说服力。” 前后的诊断不同，却都使用相同的大脑扫描图作为证据，而且居然还都得到了认可！

有一点值得指出，这两起案件都是在2002 年“阿特金斯诉弗吉尼亚州案”之后裁定的。在阿特金斯诉弗吉尼亚州案中，较高法院认为，将精神发育迟滞(弱智)的人处以死刑，违背了美国宪法第八修正案，因为这种惩罚残忍且有违常规。首法官斯卡利亚对阿特金斯案做了如下总结：

申诉人达里尔 雷纳 阿特金斯一整天都在喝酒、吸食大麻，之后，他和犯罪同伙驱车去了一家便利店，意图抢劫一位顾客。受害者是兰利空军基地的一位飞行员，埃里克 内斯比特。两人绑架了内斯比特，开车到了附近的自动取款机上，强迫内斯比特取出200 美元。之后，两人又将受害人开车送到一处荒地。受害人乞求他们不要伤害自己。按照同案者的证词(显然已为陪审团采信)，阿特金斯吩咐内斯比特下车，等后者走了几步之后，就连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枪，击中其胸口、腹部、胳膊和腿部。陪审团确信阿特金斯犯有谋杀罪。经过重审……陪审团听取了申诉人自辩精神发育迟滞的大量证据。一名心理学家作证，申诉人有轻度的弱智，智商为59，“学习缓慢”……，在生活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都显得“缺乏成功，”……他判断自己行为是否犯罪的能力是“受损”的，也无法使自身行为遵守法律……申诉人的家人提供了更多支持他精神发育迟滞的证据。弗吉尼亚州对辩方所提交的精神发育迟滞的证据做了反驳，并呈上了另一位心理学家的证词，“除了智商之外，没有其他证据……表明[ 申诉人] 有丝毫的精神发育迟滞”，并得出结论，申诉人“至少，有着一般人的智力”。陪审团还听取了有关申诉人此前所犯16 次罪行的证词，其中包括抢劫、企图抢劫、绑架、使用枪支、致使他人伤残……这些罪行的受害者对申诉人的暴力倾向做了生动的叙述：他用啤酒瓶敲击一名受害人的头部……；他当着另一名受害人的脸挥舞枪支，并用枪敲击她的头部，使之倒地，然后扶她站起来，又一枪击中她的腹部……

陪审团判申诉人死刑。弗吉尼亚州较高法院确认了对申诉人的判决……

大法官史蒂文斯撰写了较高法院的多数人意见书，他认为，精神发育迟滞的被告无法理解死刑的两大主要理由：威慑和报复，因此，对其施以惩罚是残忍的、有违常规的。大法官没有论及死刑的第三点理由，也即使犯罪人丧失行为能力。总之，法律裁决是根据对当前法律惩处目标的信念来做出的。它并不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也即由于被告大脑异常、可能无法形成意向等等。法律裁决还假定，任何存在某种程度“精神发育迟滞”的人，都没有能力理解“罪有应得”或社会的正误观点。

大脑异常的故事存在许多问题，但其中较大的问题在于，法律做出了错误的假设。大脑扫描呈异常的人并不一定有着异常的行为，有着大脑异常的人也并不一定不能对行为负责任。责任并不位于大脑当中。大脑里没有责任区域或网络。一如我此前所说，有关责任的思考方式来自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它是社会的契约。责任反映了社会背景下一个或多个载体互动中浮现的规则，以及希望人人都遵守固定规则的愿望。异常的大脑并不意味着人不能遵守规则。请注意，在上述案例中，罪犯能够制订计划，携带对执行计划而言必要的工具，明白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不能公开做，在到达无人地区之前也能够约束自己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