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时章民主与民主的缺陷西格蒙德 弗洛伊德曾在1930年写下过这样的话：“文明能否控制住人类侵略和自我毁灭的本能，这是关于人类生死存亡的问题。人类已经拥有了能够支配自然的力量，而这种力量让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杀戮变得轻而易举，最终会让他们走向毁灭。人类清楚这一点，这就是他们一切不安、不快和焦虑情绪的源头。”预见到这场灾难的不止弗洛伊德一人，因为那时整个世界已经陷入了严重的经济萧条，而法西斯主义者们又蠢蠢欲动准备夺取整个欧洲的政权。及时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十年间，民主和暴力双双升级，这在德国尤为明显。1919年2月在魏玛宪法签署完之后，德国进入了多党制时代，其政治体系开始显露生机，总统和立法机关由选举产生，保护自由平等的权利法案出台。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社会俨然一片文学艺术的乐土，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转变。帝国时代随着及时次世界大战的终结而烟消云散，那时的德国堪称欧洲历史上最民主的国家。在民主发扬光大的同时，暴力的因子也渗透到了德国的每一个角落。全国上下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准军事组织，这些组织的首要任务就是参与城市巷战，袭击政界人士；为了震慑敌对力量、恐吓市民，并伺机夺取政府权力，这些组织都组建了自己的民兵团队，而纳粹只是这诸多组织中的一个。此外，他们还会通过报刊，或者在酒吧聚会和公众演说现场发表煽动性言论，挑起暴力冲突，他们向市民灌输极端种族主义思想，强化民众的排外心理和反犹太主义心理。民主秩序沦为政客们的工具，他们借机煽风点火，找人刺杀他们口中所谓的卖国贼，声称一战期间就是这些人“在德国背后捅了一刀”。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制度纵容了暴力文化的滋长。弗洛伊德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对当代文明提出质疑，称这些暴力行为为“侵略”和“自我毁灭”。此外，在分析中，他还预见到纳粹将夺取政权。1933年，在政治手段和暴力手段的双重压力之下，政权果然落入了纳粹手中。纳粹否定了个人自由这一基本的民主要素，却对各种异议加以保护，以争取公众支持。弗洛伊德指出，这样的事不仅仅发生在德国，一战之后，在西欧大陆的几个文明和民主程度较高的国家，诸如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奥地利和德国，法西斯政党的力量变得越来越强大。荒谬的是，这些对民主产生威胁的暴力因素却恰恰就是民主的产物。历史学家对纳粹上台的原因往往分析得过于复杂，但是很多人，尤其是亲身经历过20世纪30年代一系列恐怖事件的人都认为，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制度与法西斯的暴力行为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汉娜?阿伦特曾是纳粹德国的难民，她曾发表过著名的言论，称欧洲旧贵族的没落和“无阶级社会”的兴起让崇尚暴力的极权主义政权获得了民众的支持。阿伦特曾写道，“极权主义运动毫无节制地滥用民主自由，最终目的恰恰正是为了毁掉它。”同在纳粹时期流亡海外的西奥多?阿多诺非常反对阿伦特的论述，但他赞同阿伦特关于社会暴力的分析。在二战的阴霾之下，阿多诺进行了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破译了隐藏在美利坚等国家人性自由光环背后的“人格”——这些国家的公民内心埋藏着的压抑与暴力倾向会让民主从内部瓦解。人们对民主弱点的担忧恰恰加强了对他们民主暴力的恐惧。持这类观点的人认为，民主通常会纵容极端主义，阻挠政府做出回应。这也是许多观察者从20世纪30年代的经验里所总结出的观点。一次又一次遭遇欧亚法西斯国家的进攻，即便是更加强大的民主国家，比如英、法、美，都不知如何应对。法西斯的领袖们对他们长期的扩张目标毫不讳言，而民主社会却连使用必要的武力都很不情愿。当时民主国家都把关注焦点放在内需上，认为军事力量是靠不住的，而且生怕在经历了1914年到1918年的战火摧残之后，世界很快又要陷入另一次世界大战的泥沼，于是，它们决定向法西斯主义侵略让步，采取一种姑息纵容的绥靖政策。在这样的情形下，日本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就攻占了中国的东三省；意大利无视国际联盟的存在，对埃塞俄比亚发起进攻；德国则重新武装了莱茵兰，德国境内的犹太人遭到迫害，德军兵不血刃便占领了苏台德地区，而后是整个捷克斯洛伐克。所以，二战爆发前夕，希特勒将英美两国视作懦夫便也不足为奇了。在纳粹日渐强大的史实背景下，历史学家们在分析民主国家的软弱政策时往往会把问题复杂化。诚然，在当时经济萧条、内乱频发的大环境下，英、法、美等国的军事力量的确有限，然而在那段岁月中挣扎着存活下来的人都清楚，那些民主国家并没有对法西斯的暴行采取任何有效的抵制措施，直到千百万人遭遇迫害的悲剧酿成，这时民主社会幡然醒悟，却为时已晚。20世纪30年代中期，纳粹德国的经济和军事资源依然非常有限，如若它的邻国们懂得早下手为强，那么拔去纳粹政权的獠牙也并不是什么难事。可惜这些民主国家选择了低限度的抵抗，非要摆出仁义的姿态，放弃使用武力，毫无根据地幻想只要他们善待自己的敌人，那么对方自会有所收敛。丘吉尔在代表绥靖政策失败的见证者们讲话时曾一再表示，“道德有多软弱，邪恶就有多猖獗；不管是从国家架构上来看还是从传统上来看，民主国家都习惯于依赖结盟，一旦处于单打独斗的境地，它们便都缺乏恒心和信念，否则这些国家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民众”。虽然这番言论中充斥着对民主的质疑，但二战后美国的主要外交政策制定者们都怀着丘吉尔式的抱负，言谈措辞都会往那个方向靠拢。丘吉尔提出过警告，面对志在必得的敌人，民主国家的绥靖政策和软弱态度会将自身置于危险境地；冷战时期的总统和他们的顾问在分析外部威胁时常常会受到这番警告的影响。因此，面对对手，尤其是苏联的扩张，美国领袖们绝不会姑息容忍；相反，他们会巩固自己的力量，向对方展示自己的实力，以期震慑对手，让他们打消扩张的念头。他们认为，在双方剑拔弩张、地区冲突频发的情况下，维持历史学家所谓的“大国优势”才能有效将其威胁限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这就是遏制政策的本质——既非姑息让步，又不急于求战，的目的就是阻止对手扩张。遏制理论最主要的奠基人之一乔治?凯南曾经呼吁，一旦发现苏联有任何威胁世界和平稳定的举动，就应该坚定不移地对其进行遏制。在对比了所谓“理智的长期战略”和“心血来潮的民主手段”之后，凯南建议对苏联采用一种“耐心、坚定且谨慎的遏制手段以打压它的扩张趋势”。在凯南和美国其他冷战战略决策者眼中，遏制是需要“精神和政治领导力”的，民主社会常见的优柔寡断和缺乏团结的特质是不可取的。鉴于遏制理论的本质，以及基于这个理论对民主做出的判断，二战后美国国防部、中情局以及总统办公室等机构都开始采取前所未有的集权化管理方式。虽然美国没有变成一个独裁国家，但美国的政治和军事机构已没有了老一辈美国公民想象中的民主特质。美国从未在和平时期如此重视自己的作战能力，也从未如此热衷于国际军事和经济援助。一位历史学家认为，这一战略性转变带来了美国民主结构和前景的变革。亨利?基辛格的事业就是在这场变革中起步的。以20世纪30年代的眼光看，任何人都比他更有可能爬到美国社会的最上层，而站在21世纪往回看，在高层权力梯队中，又没有人能比他站得更稳。基辛格地位的转变正说明了从魏玛政权消亡到冷战时期，国际权力的结构与内容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在一个用民主程度检验政治合理性的时代，对民主的质疑标志着基辛格和他身边那些人在职业上的成熟。基辛格的传记作家们都无一例外地指责过传记主人公缺乏民主观念，这一评价不无道理。但拥有这一特点的并非基辛格一人。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担心民主对社会和外交政策产生不良影响的大有人在。魏玛共和国分崩离析，纳粹上台，二战爆发，这一系列经历让当时包括基辛格在内的人相信，民主也有着黑暗的一面。公民主体的政治化导致了国内的动荡与暴力冲突，也使得民主国家在面对国外威胁时更倾向于退缩和不作为。与基辛格生活在同一时期的年轻人因魏玛民主政权的倒台而被迫流亡他乡，又亲眼看见了20世纪30年代民主国家面对法西斯主义的软弱态度，因此他们必然会想要寻求一种新的政治模式来替代大众政治。这不仅仅是知识层面的问题，它更是一种内心深处的情绪，是这些被迫流离失所、时刻面临死亡威胁的人们看到自己的邻居正袖手旁观时必然会产生的情绪。民主政权是如何对抗希特勒的？在所谓的“文明”社会里，反抗的声音显得那么稀疏而且有气无力。弗洛伊德在描绘现代社会的侵略与自我毁灭的本质时就已预见到了这一点。基辛格和他那一代人都不会忘记这段惨痛的历史。巴伐利亚的犹太人20世纪30年代，纳粹军官在搜捕基辛格一家的过程中，发现亨利?基辛格的父亲路易斯?基辛格拥有“巴伐利亚”的公民身份。亨利和他的弟弟瓦特也一样。当然，巴伐利亚的政治身份不妨碍他们忠诚于德国，但是这一身份也确实象征着一种重要的历史特征。包括犹太人在内的许多公民在纳粹眼中都属于“德国人”，但像基辛格这样的家族却被他们称为“巴伐利亚人”。纳粹分子意识到了一个相当明显却常常被20世纪和21世纪史学家们所遗忘的事实：巴伐利亚漫长的独立史以及它与德国其他州，尤其是普鲁士之间频繁的对抗对中欧地区的政治和社会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1800年后，趁拿破仑重组德意志各邦，巴伐利亚王国扩大了疆域。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利安?约瑟夫与法兰西结盟，并因此获益。马克西米利安统治时期，被纳入巴伐利亚疆域的领土中包括了一些犹太人口众多的地方。巴伐利亚君主政体变得更加集权化，并实行了关于民权平等的新法，但同时也保留了对犹太人口流动的严格限制。新生的巴伐利亚成了开化与反开化思想并存的王国，在法兰西与普鲁士的双重影响下存活。巴伐利亚政治的特殊性，尤其是针对犹太人的政策，在19世纪显得尤为突出。和当时许多其他联邦一样，巴伐利亚也追捧过一系列的“现代化”措施，但主要的措施与日后统一并入德意志的各邦所奉行的政策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些历史性的特殊政策对基辛格产生了挥之不去的影响，尤其是在他年轻时目睹了魏玛共和国的崩塌和纳粹政权的兴起之后。在19世纪的巴伐利亚，所有现代化的标志，比如以城市工业为支柱的经济、标准化的教育体系以及高效的行政机构，都是依靠高度集权的君主制政府来建立的。1813年，为了发展经济，让社会趋于稳定，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签署了一项“犹太人法令”，让这个弱小的、备受压迫的弱势民族有了一种全新的生存状态。这项法令依然限制犹太人居住和通婚的权利，对宗教信仰也保留了诸多壁垒。然而它明确承认犹太人是巴伐利亚的公民，受到巴伐利亚王国的保护。犹太人终于告别了长久以来的外国人的称谓，在那个迈向现代的社会里拥有了合法的身份。1848年，武装革命席卷欧洲，当时的君王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禁止国内推行代议制以及其他更加民主的执政形式。然而他也加强了对犹太公民的法律保护。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的政府所颁布的法律宣布取消对犹太人居住、通婚和其他诸多方面的限制。这一改变至少在理论上先于德国法保障了犹太人在法律上的平等权利。从这次前所未有的变革中，不难看出巴伐利亚的统治阶级正努力试图弱化外来民族的异族形象以巩固国内的经济，因为巴伐利亚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犹太商贾。马克西米利安二世和他的顾问团队花了很大工夫说服众议院通过了这项提议，给予了犹太公民史无前例的自由。犹太公民的解放是由集权、专制的巴伐利亚君主自上而下推行的，它体现的是独裁领袖的意愿。而犹太公民若想表达自己的意愿，通常需要借助大范围的甚至是暴力的抵制行动。而社会底层则滋生出了强烈的反犹情绪。公众借以表达民族意愿的渠道——尤其是各种政治俱乐部和报刊——成了怨恨与偏激情绪的载体。一位历史学家认为，“民主手段被用来为非民主的目标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