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家李鸿章(上)

天津教案

法越之役

中日天津条约

议和日本

停战条约及遇刺

中日和约及其功罪

外交使李鸿章在国外享有很高的声誉；同样也是因为外交，李鸿章在国内遭到严重的诽谤。总体而言，李鸿章的一生，有一半的时间用在外交上。要想评判和断定他一生的功绩和罪过，不能不把外交当作是最重要的事，因此在这些事情上必须特别留意，需要展开叙述。

天津教案是李鸿章办理的及时件外交事务。当时，太平洋和捻军叛乱刚刚平息，国内的不安定因素刚刚解决，突然发生天津的百姓杀死传教士、焚烧法国领事馆的事件(同治九年，一八七〇年)。法国人以此为借口，联合英、美两国逼迫清政府答应他们的要求。发生这一事件时，曾国藩刚刚就任直隶总督，深知中国在这件事上属于理亏的一方，问题是法、英、美的得理不饶人，提出的要求很过分。曾国藩没有更好的处理方式，一方面与对方进行巧妙的周旋，一方面镇压天津闹事的百姓，处死八个人，依法治罪二十多人。尽管如此，法国人还不满足，非要巨额赔偿，还要治罪天津知府和知县。曾国藩为了应付外国人，已经显得很疲惫，朝廷内部有些人借此攻击他，说他是卖国贼(京师湖广会馆将曾国藩写的匾烧毁，就是这个时候)，弹劾他的奏章纷纷摆上皇帝的案头，全国上下好像都想置他于死地一样。在全国上下一片喊打声中，通商大臣崇厚担心事情闹大了，也上奏章请求皇上罢免曾国藩，由李鸿章接替他的职位。同治九年八月，朝廷下圣旨让李鸿章到天津任职，这是李鸿章走向外交的一个重要开始。

当时的李鸿章，如同天之骄子一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办得顺风顺水，上天似乎专门为他设立一个成名的位置。就在他刚担任直隶总督时，普法战争爆发了，法国人无暇顾及其他的事情，匆忙回国，欧洲其他国家也因普法战争，忙得不可开交，不再去理会天津教案这样的小事。在这种大背景下，天津教案就这样不了了之，当时的中国人，对世界局势一无所知，对像普法战争这样的大事，根本不清楚它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法国人不追究天津教案，他们天真地认为是李鸿章的威望和谋略起到了作用，于是很多人就认为他比曾国藩要高明很多。正是这种错误的认识，导致李鸿章在朝廷中的声威陡增。

天津教案以后，与日本交战以前，李鸿章先后办理十余起涉外事务。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法国安南之战、日本朝鲜之战。光绪八年(一八八二年)，法国在越南挑起争端，他们的真实意图不是侵占越南，而是把越南作为跳板，继而把贪婪的魔爪伸向我国，想从中获得更大的利益。此前，法国与中国已经签订了条约，他们就找借口撕毁条约，于是中法战争拉开序幕。这是一次有预谋的战争，法国水师提督格鲁比事先就制订好了战略计划。他们的计划是：海军方面，先攻取海南，再占领台湾，然后进攻福州，消灭我国驻防在那里的海军舰队；陆军方面，从越南北部地区出发，攻打云南和贵州。照这种计划，海军和陆军必将大获全胜，法国在中国的势力，与英国就不相上下了。格鲁比一方面将战略计划电传给本国，请求增派军队和物质；一方面趁福州防备松懈，炮击我船厂，破坏我战舰，同时派陆军在越南北部集结。当时中国南方的天地间，呈现出一派惨淡萧条、人心惶惶的景象。在战争阴霾的笼罩下，李鸿章采取软硬兼施的措施，让英国和德国出面牵制法国。曾纪泽是中国驻英国公使，接受这个使命后，就从中极力斡旋，虽然没有办成，但法国却因此对英国有所忌惮，向中国增派军力和增加物质的议案，在议会上遭到否决。这期间，格鲁比正率领海军攻打台湾的淡水，战争没有想象得那样顺利，淡水牢牢地控制在清军手中；陆军方面进行得也不顺利，被抗法名将刘永福的黑旗军所阻挡。当接到议案被否决的消息后，格鲁比大发雷霆，活活被气死，法国只好主动向我国提出议和。李鸿章通过外交阻止了法国入侵我国的阴谋，他的外交手段，开始引起欧洲人的关注。

法国事件还没处理好，朝鲜平壤发生了袭击日本领事馆的事件，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中国军队和朝鲜军队都分别做好了准备。长期以来，朝鲜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国，为了实现成为主权国家，经常与中日两国进行抗争。领事馆遭袭，日本当然不会轻易放过，趁清政府忙得焦头烂额之际，派伊藤博文来天津进行交涉。他刚到天津时，法国已经向清政府讲和，李鸿章本来就有自负的一面，面对凶残如虎狼的法国，自己都能够让对方提出讲和，日本一个小小岛国有何能耐呢？所以，当伊藤博文来天津后，李鸿章就用傲慢的态度对待他。伊藤博文后来与张荫桓、邵友濂议和时，私下告诉伍廷芳，在天津见到李鸿章后，他的威严和不可侵犯的神情，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后怕。这是伊藤博文说的真心话，伊藤博文在日本政府中可谓春风得意，当他面对李鸿章时，不免有些失意，自我感觉和李鸿章不再同一个层面上。伊藤博文此行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仅与中国签下约定：有24小时，如果朝鲜出现战事，中国出兵朝鲜的话，必须告诉日本，这就是《天津条约》的核心。仍然是一个简单的条约，却成了日后中日甲午战争的导火索。

李鸿章在对朝鲜外交上的种种失误，前一章已经讲过，这里不再赘述。正是由于当初不起眼的《天津条约》，后来却升级成为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唉！庄子曾说过：“开端往往微小，结果却相当巨大。”喜欢下棋的人，看似无关紧要的几步，也会认真对待，不会轻易错过。日后再有人碰到类似的情况，一定要谨慎行事。中日战争打到甲午年的冬天，北洋水师已经不复存在了，清政府除了和日本讲和外，没有其他的策略了。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一月份，清政府派张荫桓、邵友濂去日本讲和。但日本人嫌这二人身份太卑微，说话没有，拒绝与他们议和，于是清政府只好另派李鸿章前往日本，与日方代表进行议和。二月，李鸿章就出发了，陪同他的有参赞李经方等人，二十四日到达日本马关，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陆奥宗光进行谈判。第二天，主要讨论的是停战的条件，日本率先提出大沽、天津、山海关三个地方作为抵押。双方为此争论了很长时间，谁都不肯让步，在进展无果的情况下，先搁置停战条件的讨论，直接进入议和阶段。伊藤博文说：“既然如此，你们必须把停战协议撤回去，以后不准再提及。”双方就此反复磋商，没能达成一致。二十八日，中日进行第三次会谈后，李鸿章回下榻宾馆的途中，突然遭遇刺客，刺客向李鸿章举枪射击，子弹击中左颧骨，深入到左眼下面。李鸿章当即晕死过去。日本方面得知李鸿章遇刺的消息后，前来探视的官员像走马灯似的一波接着一波，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也亲自前来慰问，非常诚恳地表达歉意，对李鸿章的状况深表忧虑。日本天皇及全国人民对李鸿章遇刺也深表同情，同意在中国提出的停战协议上签字。在谈判桌上，唇枪舌战争取不到的东西，因为李鸿章的遇刺得到解决。就这样，中日停战协议基本上也就落实了。李鸿章刚遇刺时，日本天皇派遣御医、军医为他治疗，所有医生都说只要取出子弹，枪伤就很容易痊愈了，但需要静养一些日子，不能费心劳神了。李鸿章慷慨地说：“国家有难，议和之事刻不容缓，我怎么能拖延时间耽误国事呢？就是死，现在也不能做手术！”李鸿章遇刺的第二天，有人就看见他沾满鲜血的官袍，说道：“这是为报效国家，流出的鲜血呀。”李鸿章听后，老泪纵横，说：“如果我的性命能换来国家的利益，我会义不容辞。”他这种慷慨、忠诚的报国理念，让普天之下有正义感的人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