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格里拉神话

西方人最初为寻找“长老约翰的国土”而来到西藏，却发现西藏是一个“有暴虐的喇嘛和恶魔及地震、天花、野狼和土匪”的原始蒙昧地区；而当西藏获得禁地的声誉后，在各种因素的结合下，西藏的形象彻底为之一变，“香格里拉神话”遂横空出世。

19世纪，在西方社会曾出现了一种时尚，当不能确定某人下落时，人们就习惯地说他去了西藏。比如有人声称，耶稣消失后的岁月就是在西藏度过的。在小说《空中楼阁的冒险》中，福尔摩斯是这样向华生解释他与莫利亚迪一起跳下瀑布后他的去向的：“我在西藏旅行了两年，在那里以访问拉萨来消遣，并且与喇嘛首领度过了一些日子。”到了20世纪30年代，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一书出版，明确提出了“香格里拉”概念。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西藏在西方人眼里基本定型，形成了一个基于某种理念铸就的僵化形象。在根据《消失的地平线》改编的电影里，来自欧洲的大喇嘛主持香格里拉，并矢志要在香格里拉实现“基督教伦理”，突出表明在西方人眼里，西藏只不过是一个虚置的背景之下白种人的香格里拉。

20世纪，“香格里拉神话”得到强化。这一点从下面两个典型例子即可看出。1956年，一名英国水暖工哈斯金斯，假借洛桑然巴的藏名出版了畅销书《第三只眼睛》，哈斯金斯在书的开头大言不惭地写道：“我是一个西藏人，是为数不多曾到过陌生的西方世界的一员。”许多西方人在洛桑然巴的身份被揭穿后，仍相信他捏造的种种谎言。20世纪40年代，奥地利纳粹分子、登山家海因里希哈勒从印度的英国战俘营逃出，潜入西藏并到达拉萨。好莱坞后来根据哈勒的回忆录《西藏七年》拍摄了一部同名电影，影片的末尾，郑重其事地宣布当年有100万藏族人被屠杀。令人遗憾的是，这个弥天大谎在西方却很少受到质疑。时至今日，大部分西方人仍像驼鸟一样把头埋入沙里，不愿面对真实存在的西藏，而宁肯继续沉浸在自己制造的“香格里拉神话”里。

西藏：归来的“流放者”们

艺术的故乡，即使不在西藏高原，也是在上刚果的某个地方。

——罗素《婚姻革命》

陈丹青。他的《西藏组画》，大概是在新时期最早使西藏题材受到内地广泛关注的。如陈丹青所言：“我想让人看看在遥远高原上有着如此强悍粗犷的生命，如果你看见过康巴一带的牧人，你一定会感到那才叫真正的汉子。”关注人而不是物，顺应了内地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

马丽华。以西藏题材的“大散文”名世的马丽华，创造了一个“马丽华的西藏”，而“马丽华的西藏”，又成就了“西藏的马丽华”。《走过西藏》的她无限感慨：“我来了，我看见了，我被征服了。”从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到中年的现实主义者，马丽华似乎很快地将西藏传统宗教和现代文明二者对立起来，对一般文人无病呻吟式地赞颂藏族人对宗教的虔诚，她却感到忧心如焚，“如果没有来世，今生可不就亏了？”来自儒家文化之乡的作家，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纵然有着27年的西藏生活经历，她与佛教的西藏，却注定隔着虽薄却永远无法洞穿的一层不可见的膜。“我的良心不允许自己津津乐道于基本生存线上下的自然状态的生活，我不能心安理得地欣赏把玩那种愚钝和迷茫的目光”，无论如何，持这种态度的人是值得所有人尊敬的。

马原。写过《冈底斯的诱惑》等书的西藏先锋派小说代表人物。因体质不适应高原气候，内心对西藏既眷恋又敬畏。居拉萨7年离开西藏，之后不再是原先的马原。无论如何曾是一席流动的盛宴之主角的他，是有福的。

马容。一位才女。20世纪80年代，她曾向往着西藏，和大部分人一样，怕去了后会失望。果然，她的担心变成了现实：“我在拉萨生活、工作。一旦落入现实，所有的俗套照样重演……我已经看不见那个被我臆造的拉萨，看不见被我虚构的西藏了。”当马容离开西藏回到内地，她却很快成了一名一心向佛的居士。写下诗句“逃跑的孩子去西藏/我学习/失踪的方式”的马容，是我所知的少有的进入西藏而别无目的的纯粹者。

海子。本名查海生，当代著名诗人。他在20世纪80年代末曾去过两次西藏，先后写了《西藏》《远方》两首与西藏有关的诗。海子还省吃俭用几个月，买过一本定价150元，当时看来价格过分昂贵的唐卡画册。他从西藏千里迢迢背回去的两块玛尼石，如今镶嵌在他的墓碑上。他向往的西藏，矗立在遥远的远方，和他一样孤独—

遥远的青稞地/除了青稞一无所有/更远的地方更加孤独/远方啊除了遥远一无所有

巴荒。本名蔡蓉，藏名才让拉姆。因西藏而成就的画家，因《阳光与荒原的诱惑》而闻名的作家。“我并不想把西藏美化成一个纤尘不染的地方，但是它确实能成为精神上、意义上的符号和象征。”巴荒在1987至1988年三次独行西藏阿里，寻找创作灵感。她的作品，对内地的“西藏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温普林。风马旗丛书的作者。一个渴望入赘做拉萨女婿的东北汉子，人称“江湖老大”“尊贵盲流”。他似乎是一个“融入”藏地生活的内地艺术家。只是他的“融入”，不知是否与其满族身份有关。“我深深地怀念有酒有狼有姑娘笑声的夜晚，那一切是我们人生中的珍藏”。

余纯顺。这是一个你不能忽略的人。一个在大地上执著行走了8年的上海男人，在走了42000公里后，死在了穿越罗布泊的路上。余纯顺曾徒步川藏、青藏、新藏、滇藏、中尼公路全程，这样的成绩对西藏某些地区的山民可能算不了什么，但对西藏之外的人，却是惊世骇俗的壮举。

朱哲琴。在1995年的《阿姐鼓》和1997年的《央金玛》里，朱哲琴创造了西藏未曾有过、却非常西藏的声音。她若断若续、若有若无的吟唱，不像凡间的人声，而更接近某种天籁。与她合作的音乐家何训田亦功不可没，甚至他作的词《信徒》，竟被许多人误以为是六世达赖仓央嘉措最杰出的情歌。

祝勇。与前面的人相比，他是一位姗姗来迟的观光客。在青藏铁路开通，新的一轮西藏热到来之际，他的《西藏，远方的上方》一书登上了畅销书榜。但与那些先行者的作品相比，此书颇有形式大于内容之嫌。书中的许多记述诸如“一位同行者只因在珠峰脚下的绒布寺门口说了几句不敬神灵的话，他的汽车水箱就被发动机的叶片割破”一类，尚未摆脱走马观花式的猎奇趣味和夸张风格。书中末尾的那句话，更近乎呓语：“西藏是我们身体以外的一个世界，是不可复制、也永难抵达的彼岸。白天，它在我们的远方；夜里，它在我们的上方。”

实际上，在“发现西藏”的路上一直涌动着一条暗流。一位曾在西藏工作过的作家高叶梅，在10年前已然叹息：“西藏已今非昔比。随着西藏旅游热潮而来的人们，我确信他们的目光看到的一切会使他们唏嘘不已。但他们触摸到布达拉宫墙砖的手是不会触摸到西藏的灵魂的。”青藏铁路尚未开通之时，马原就在抱怨：“在我们这些作家艺术家眼里，拉萨正在失去特色，失去它独有的光彩。”温普林也不甘落后地痛惜：“那曾经是一座信仰之城，而这一切在80年代似乎都有保持和延续下去的可能。今天想起却仿佛恍若隔世了。”

当温普林看穿了西方对西藏人施以的廉价政治同情之时，另一个叫杨早的人也在提醒着内地人：“外人见到和同情的不过是半饥不饱，破衣烂裳；对于西藏人那种极度的宗教虔诚，他们一致赞叹莫名，全没想到要多么空虚的心灵，多么无告的灵魂，才会需要这样的虔诚去填补……所以，请不要再虚伪地赞叹和同情。在地球这个小小的村落里，我们正在同受煎熬。”

西藏也许是这个世界上一个需要去解构和去魅的地方。马丽华曾忧心忡忡地说：“要是终有24小时，他们确凿无疑地知道，千百年来拼命抓住的维系过祖祖辈辈生命和希望的绳子的终端空无一物呢？”如此说来，谁的绳子终端又不是空无一物呢？以唯物的立场去否定宗教，进而质疑藏族人的人生，恐怕不是认识西藏的一条恰当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