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咖啡馆往事—从日式风月场到反日根据地

恰如对香港的记忆来自港片一样，很多人对台北的记忆，最初不是来自史书，而是来自八九十年代的流行歌。而这些流行歌里，不是酒色暧昧就是咖啡香醇，弥漫着湿润的忧伤以及动人的快活，这也构成了我们对咖啡馆的最初想象。

台北的咖啡记忆，本就是这样充满美好和忧伤的，从100 年以前就这样。而此后的100 年，台湾几乎所有的娱乐、民主运动都在咖啡馆里酝酿，台湾人的勤勉务实与不屈反抗都化在咖啡中，在风起云涌的历史里以柔克刚。

1895 年，台湾人还不知道咖啡是什么，几百万人忐忑不安地迎来了日军。可是这些刚刚来台的日本军人并没有良好的武士精神和军人风纪，存在偷摘水果、抢夺商店、酒醉闹事、当街裸露身体等恶习。官员又盗用公款、争夺，常常上新闻。因为根据《马关条约》，台湾人有两年的缓冲期决定是否留在台湾。而最初日本对这块殖民地的政策是以日本移民取而代之，所以日本总督府准备在两年缓冲期内实施军政，以残暴的手段让台湾居民受不了而离开，再从日本移民过来，将台湾改造为日本人的居住土地，当时在台湾的日本官员和宪兵、警察等有许多虐待台湾人的行为，包括强占并破坏寺院及书院、挖掘台湾人的坟墓、侮辱与妨碍婚姻仪式等。从1895 年起五年内，据说有一万多台湾人被杀害或被处刑。这段混乱的时期，是没有咖啡馆的。第二年，日本鼓励日本人自由来台，但最初来的基本都是底层阶级，女性大多是艺妓、酒女和娼妓，她们以敏锐的嗅觉很快盯上了人群聚集的艋舺和大稻埕。因此在此期间新设的茶馆、料理店、温泉会场、旅馆兼料理屋、日本料理店或者西洋料理店，几乎都有酒色情欲充斥其间。

最早的西洋料理店几乎都在大稻埕北门街，西门外。这些料理店餐食可能差别各异，但是有种风景始终不变：小舞台上艺妓笙歌，席间有陪酒的“酌妇”和女服务员，客人用完西餐酒菜，餐后饮料就是一杯咖啡。咖啡之后，便是客人和娼妓们的夜了。

起初，报纸还会煞有介事地教大家怎样体验这西洋玩意儿：要先一口喝掉之前送来的白开水，然后再慢慢喝掉咖啡，体验那股苦味。可是，那时去喝咖啡的台北人，又有几个是单纯去喝咖啡的呢？

日本昭和初年，咖啡屋消费场所成为新风气，很多艺妓也转而从事“女给”，即女服务员。刚刚传入台湾的咖啡屋，暧昧的爵士乐、华尔兹、传统小曲充斥在这里的空气中，女服务员也可以和客人一同跳舞。

日据时期台湾出现的及时家咖啡茶馆，应该是位于台北公园中的西洋料理茶馆—公园狮。这是在台湾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咖啡屋。起初，台北厅长井村对新建的台北公园游客稀少很是苦恼，在和几个总督府御用商人商议之后，一拍即合，决定在公园里开咖啡店以吸引人气，就叫作公园狮。公园狮开幕后，咖啡定价8 钱，在当时算非常公道的价格，于是很多人在逛公园时点一杯咖啡或者牛奶坐半天。慢慢地，公园狮便成为文艺人士与同乡社团聚会的场所，每月一回的“台北番茶会”就由日本美术家石川钦一郎发起，建筑家、法律家、医学家等纷纷集聚，每人只需5 钱成为会员，除了吃茶点，还可以听讲座或者看美术展，这里人气越来越旺盛，到1916 年，会费已经涨到50 钱。

1925 年，牡丹咖啡屋开进了总督府，台湾的咖啡时代已经来临。伴着多元文化社会的到来，舞场很快兴起。一开始，官方对舞场这种新鲜东西很恐慌，虽然一直有人申请开设舞场，但都没有通过。到1932 年，无数社交名媛在咖啡屋里半秘密活动，许久之后，官方才终于颁布管理办法，台北从此有了合法舞场。

日本经过日俄战争、“一战”之后，逐渐取代英国在东亚的经济地位，民间大型企业纷纷南进，台湾的资本主义殖民政策加快，米、糖事业蒸蒸日上，糖业出口成绩明显。日本糖果企业看准台湾甜点、糖果消费市场与砂糖资源，先后进入台湾设立营业据点。明治制糖合资成立的明治制果株式会社在台北本町设立分点，这种糖果商的吃茶店往往以纯喝咖啡为主，从此，台北的咖啡馆开始慢慢摆脱情色成分。1935 年，台湾地方自治运动和反殖民运动蓬勃发展，“地方自治制度座谈会”就在这个咖啡馆举行。

但很快，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台湾便成了日本的战争资源库，生活物资被大量征收至战场，导致台湾大众经济生活困难，咖啡屋进入了没落时期，一掷千金的情色咖啡屋式微，但那些无情色的制果商咖啡店就更受知识分子的欢迎，他们在里面纯喝咖啡或者红茶，谈文学、谈时事，欣赏字画、聆听名曲，形成了记者和作家休闲议政的小圈子。

其中一个议政圣地是山水亭，在大稻埕。当时的大稻埕咖啡屋非常多，山水亭老板王井泉，曾加入星光演剧研究会，堪称影剧界的先行者。山水亭还孕育了“台湾文学社”创办的《台湾文学》，很多著名艺文雅士来此议论时事、筹备画展，可以说是台湾画坛美术运动的根据地。战争时期，山水亭是台北稻江艺文活动中心之一。

1921 年，台湾文化协会总理林献堂参加及时次台湾议会(在这次议会上请愿回台)和第二次议会时，都在春风得意楼。此后林献堂近十次大型活动，均在各种咖啡馆和西餐厅举办。这时候喝咖啡的习惯已经传到普通人家，即使到了日军侵华时期，有台湾人被征召入伍进入中国战场，在战火中的台湾士兵，仍然用饭盒煮咖啡喝。不过，这时候，日本在台湾的“皇民化政策”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在咖啡馆里，日本人也会进行各种演讲和文化展览活动，进行军国主义宣传。

1945 年8 月6 日，日据时期知名律师陈逸松在收音机里听说有重要的“玉音放送”，但是听不清楚，于是走到大稻埕的山水亭找王井泉喝茶，茶还没泡好，便听到警察传来日本投降的消息。于是王井泉亲自到厨房泡了一壶茶，两人对饮，泪流满面，有生以来及时次品尝到真正的茶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