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建构主义理论为视角,在分析了国家形象的基本内涵以及当前中国国家形象认知困境形成原因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符号尤其是文化符号在传播信息、形成共识、建构身份、塑造形象中的重要作用,具体提出了当前中国国家形象建构中文化符号的价值取向、选择原则和传播策略。
本书作者蒙象飞上海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国际政治传播、思想政治教育、高校党建等方面的研究,主持或参与完成10余项研究课题,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自序
绪论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二、研究文献综述
三、相关研究理论概述
四、主要研究问题概述
五、主要研究方法
六、主要学术价值
及时章国家形象理论综述
及时节国家形象的基本内涵
一、国家形象概念的提出
二、国家形象的内涵分析
第二节国家形象的功能与效应
一、国家形象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建构良好的国家形象有利于提升国际话语能力
第二章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困境及其原因分析
及时节中国国家形象的历史变迁
一、崇拜阶段:富饶勤劳勇敢
二、贬抑阶段:封闭落后丑恶
三、贬抑与亲善交织阶段:红色疯狂奇迹
第二节当代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困境
一、被负面化的当代中国国家形象
二、被正面化的当代中国国家形象
三、当代中国国家形象的发展趋势
第三节中国国家形象认知差异的原因分析
一、政治因素:“西方中心主义”立场
二、文化因素:文化差异与符号障碍
三、媒介因素:话语霸权与“失语”
第三章建构主义理论视角下的国家形象观
及时节建构主义理论对国家形象建构的启示
一、共有观念(知识)
二、国家身份(利益)
三、整体主义(结构)
第二节国家形象的建构主义理论诠释
一、建构模式:信息传播→共有观念→国家形象
二、主体间性:以大众媒介为中介的“自塑”与“他塑”
三、类像时代:信息博弈和符号竞争
第四章文化符号的运用与中国文化符号误读
及时节符号的一般分析
一、符号的含义与功能
二、符号与国家形象传播
第二节文化符号在国家形象建构中的运用
一、文化符号的内涵与界定
二、好莱坞电影与美国国家形象
三、日本动漫与日本国家形象
四、“韩流”与韩国国家形象
第三节中国文化符号的跨文化传播与误读
一、文化符号造成的中国形象误读
二、无法回避的“共同经验范围”缺失
三、案例分析
第五章中国国家形象建构中文化符号的对外传播
及时节中国国家形象建构中文化符号的价值取向
一、建构和平发展的国家形象
二、建构独立自主、求同存异的国家形象
三、建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第二节中国国家形象建构中文化符号的选择原则
一、民族性原则
二、普适性原则
三、古代、现代和未来相统一的原则
四、与核心国家形象定位相一致的原则
第三节中国国家形象建构中文化符号的传播策略
一、中国文化符号的传播功能
二、中国文化符号的传播策略
第六章中国黑白艺术:传播中国和平发展形象的重要文化符号
及时节中国黑白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黑白理念
二、体现中国文化和谐中庸思想内涵
三、彰显中国气味、中国做派和中国美感
第二节中国黑白艺术在中国对外传播中的符号意义
一、唤醒文化认同意识,强化文化身份认同
二、展示和而不同诉求,传播中国和谐形象
三、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减少文化沟通障碍
第三节建构主义视域下的中国黑白艺术对外传播策略
一、传播黑白和谐理念,构建共有知识
二、开展文化外交公关,推广黑白艺术
三、推进文化产业发展,输出文化产品
结语:中国国家形象建构中文化符号的传播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后记
及时章 国家形象理论综述
国家形象作为一个国家极为重要的无形资产,是一国“软实力”的核心内容和重要体现。重视和加强国家形象理论的研究,分析其内涵、功能、效应及建构途径,对于指导国家形象建构实践,不断增强国家形象建构的针对性、有效性,充分发挥国家形象的影响力、凝聚力和感召力,进而实现国家战略意图,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及时节 国家形象的基本内涵
何谓国家形象?这是国家形象研究首先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关涉国家形象的基本内涵,而只有对国家形象的基本内涵有了而深入的分析之后,才能把握国家形象建构的途径与方式,从而提高国家形象建构的针对性、有效性。
一、国家形象概念的提出
国家形象问题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应该说自国家产生之日起它就伴随着国家之间的交往实践活动而产生了。比如中国,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就开始萌生,到了两汉时期,中国的对外交往扩展到了东亚、东南亚、西亚和欧洲,随之而来的是中国的国家形象得以向外界逐渐传播。唐宋时期,中国国力的空前强大,使中国的国家形象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到了元代,意大利著名的旅行家和商人马可•波罗通过其所著的《马可•波罗游记》,介绍了他在东方最富有的国家——中国17年游历的所见所闻,向欧洲传播了元代的繁荣与强盛,展示了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等各方面取得的成就,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马可•波罗也由此被视为对塑造古代中国形象贡献巨大的文化使者。而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昂贵的形象建设工程,郑和历时28年七次下西洋,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扩大明王朝的政治影响,把中国的稳定与发展同周边联系起来,试图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环境,提高明王朝的国际威望。可见,国家形象问题具有悠久的历史。
与此相对应,关于国家形象问题的研究探讨也是源远流长的。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有政治学者在论及扩展和保护帝国自身的雅典城邦国家对“荣誉”和“威望”的追求时提出:“我们没有什么过分之举,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追求安全、荣誉与利益。” 在近代,卢梭也认为:“至少在我们的世界中,人们之所以拿起武器,不外乎解决三个问题,即实力、财富或声望。” 此处国家及个人(国民)对“荣誉”、“声望”的追求实际上就是对(良好的)国家形象的追求。可见,在国际政治的经典理论著作中,大师们已经注意到了国家声誉等因素。当然,当时的政治学者受限于诸多因素,并未从理论上对国家形象进行系统地研究,相关的论述也只是散见于各种学术著作之中,阐述的概念也仅限于“荣誉”、“荣耀”、“声誉”、“声望”等词语。
从世界范围来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开始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形象的研究。国际关系中国家形象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冷战初期的美苏关系。当时,不同于传统的军事战争,冷战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国际关系的实物利益层面而上升到精神观念层面,即由“硬实力”的较量上升扩展到“软实力”的较量。之后,研究美苏的相互形象发展成为研究“敌人形象”的广泛研究。冷战初期,在为赢得世界人心和思想斗争的意识形态内容中,有些政治学家对国家“共同体”如何彼此想象对方以及其他国家如何看待本国形象等问题非常感兴趣。由此,国际政治突破传统的权力政治而日益趋向于形象政治(Image Politics)。正是在此情境下,国家形象进入公众讨论和学术研究的视野,国家之间的形象竞争逐渐被主题化,由此,国家形象研究逐渐成了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外交学中的一大亮点。
据考证,最早提出“国家形象”一词的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肯尼斯•博尔丁(Kenneth E.Boulding),他在《国家形象和国际体系》一文中,从心理学和哲学的角度对国家形象进行了深入研究,强调了价值体系在国家形象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指出人们并不是随便地处理信息,而是要经过价值体系的过滤。正因为国家形象是在带有意识形态倾向的价值观念下塑造的,所以同一个国家,在不同媒体的“刻刀”下会形成截然不同的国际形象。博尔丁提出了国家形象的三个维度,即地理空间维度、心理态度维度和物理实力维度。地理空间维度,也就是国家的地理形象,是国家形象最直观的表现方式;心理态度维度,是国家的敌意或者友好;物理实力维度,是国家的强大或者羸弱。国家形象主要是心理态度维度上的国家形象,国家形象关涉的是国家的好坏、“敌意”或“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