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榻暮云推枕卧，一犁春雨挟书耕。”书香社会并非新生事物，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中，具有读书、治学、入世传统并传之久远的“书香门第”成为一种文化符号， 进而为书香社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空间。不管是古代倡导的“耕读传家”，倚重的“书香门第”，引领民国时期阅读推广的“巡回文库”“流通图书馆”等，还是当今社会反复提及的“全民阅读推广”，均为书香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书香社会”的发展历史，即是中华民族的阅读史和国民的阅读历程。

当前中国社会的家庭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变革，延续了数千年的书香门第这一美好传统出现断层。在传统阅读文化的理念中，蕴涵着不少值得研索的人文底蕴，其中包含着若干亟待深入发掘、值得弘扬的现代精神文明因子，诸如“读书种子”的养育、“书香氛围”的营造、“精神家园”的重构，等等。

在本章中，我们回顾了中西文化背景上的书文化发展史，从中国历史上的士绅读书传统到欧美社会的贵族到平民化读书传统，从私立与教会图书馆到公共图书馆， 无论是从历史视野中的门第，还是从文化视野下的书香，中西方的书文化研究经验和成果，对全民阅读推广背景上的书香社会构建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及时节 中国历史上的士绅读书传统

一、“耕读传家”与“书香门第”

现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1895—1990)在《三松堂自序》中曾经回忆说：“我生在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祖父的家里……我的父亲行二，名台异，字树侯；伯父名云异，字鹤亭；叔父名汉异，字爽亭。父亲后来成了清光绪戊戌(1898年)科进士。伯父、叔父都是秀才。在祖父教育下，我们这一家就成为当地的书香之家，进入了‘耕读传家’的行列。”

同治四年(1865)五月二十五日，曾国藩(1811—1872)在致澄、沅两弟信中说：“纪瑞侄得取县案首，喜慰无已！吾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读书之种子也，世家之招牌，礼仪之旗帜也。谆嘱瑞侄从此奋勉加功，为人与为学并进，切戒骄奢二字，则家中风气日厚，而诸子侄争相濯磨矣。”同治五年(1866)六月二十六日，在家书中谕其子纪泽、纪鸿云：“吾家门第鼎盛，而居家规模礼节总须认真讲求。历观古来世家久长者，男子须讲求耕、读二事，妇女须讲求纺绩、酒食二事……”次年五月初五，又致欧阳夫人书云：“夫人率儿妇辈在家，须事事立个一定章程。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能从勤、俭、耕、读上做出好规模，虽一旦罢官，尚不失为兴旺气象。若贪图衙门之热闹，不立家乡之基业，则罢官之后，便觉气象萧索。凡有盛必有衰，不可不预为之计。望夫人教训儿孙妇女，常常作家中无官之想，时时有谦、恭、省、检之意，则福泽悠久，余心大慰矣。”足见曾国藩，是多么看重“耕”“读”两道与其家族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

其实，湖南湘乡大界曾氏家族，自明以来累世务农，竟无一个以学业成名的人，但曾国藩却以早年科举拔萃，晚年军功，官至人臣极品，位达民间至尊，所谓“文臣封侯，谥号‘文正’，二者萃于一身，实有清三百年所仅见” 。但他极其清醒地认识到：“家中要兴旺，全靠出贤子弟”，“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因为“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子弟贤否，六分本于天性，四分由于家教”， 从而一语道破其重视家教传统的深度原因，也可见其治家的卓识和远见。由于曾国藩的言传与身教，曾家果然人才辈出，迄今不衰。至今，在荷叶镇天坪村高嵋山下的曾国藩出生地—白玉堂，在其左右横屋门上尚能见到两副对联：一是“青径苔深学鸟篆，绿天蕉长写鹅经”，一是“半日读经，半日读史；五亩种竹，五亩种桑”。

如今，虽然华夏土地上的田园牧歌生活几乎被现代化和城镇化鲸吞殆尽，但“耕读文化情结”却似乎在华夏子孙的心头挥之不去。网上可见“耕读园”宣传广告，如说“耕读园典雅包厢—开会聚餐的选择”，“耕读园的园林是用意境在耕耘人的精神空间，期望让来客得以陶然忘我，在文明和自然的交界处怡然自得”，而在灯红酒绿的上海街头，竟有过与灯火绰约的“耕读茶楼”邂逅的经历。 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国研究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的专著，对此似乎都缺乏应有的研讨。不少卷帙浩繁的中国文化史著作，对于源远流长的“华夏耕读文化传统”长期熟视无睹，缺少系统深入的论述，令人开卷之余，大觉遗憾。

以“耕”为喻的说法，是高度发达的中国农业文明的思想特产。意谓“力学”如“力耕”，士人读书、治学、作文，当如勤劳的农夫那样，披星戴月，寒耕暑耘，不违四时，务求秋收有成。“耕”为“读”喻，给予了人们多方面的思想启迪，对华夏崇文慕学之风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文坛学界的一种重要的精神养料。唐杜荀鹤(约846—906)《书斋即事》云“乡里老农多见笑，不知稽古胜耕锄”，即是一证。

梁漱溟(1893—1988)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曾经指出：“在中国，读与耕之两事，士与农之两种人，其间气脉浑然，相通而不隔。”诚然，保持“耕读传家”的传统，进则出仕荣身，兼济天下；退则居家耕读，尚可独善自身。对于出身于富裕农家的儒士文人来说，“亦耕亦读”不失为一种可进可退的机动生活形态。

(一)“耕读传家”与“书香门第”的联系与区别

江庆柏在《明清苏南望族文化研究》一书中分析指出：长洲《彭氏宗谱条例》说“宗人生业，以读书习礼为上，次则训徒学医务农，次则商贾贸迁”，是因为长洲彭氏等家族基础较好，所以在职业上能毫不犹豫地将文化型作为或的职业，而对于一般家族来说，当然不会如此。《金坛上城费氏宗谱》卷一“谱训”说：“男不辍耕，女不废织。出则负耒，入则横经。书声与机声相间，庶乎耕读传家，永垂勿替。”金坛费氏是当地一个有实力有影响的家族，不过与长洲彭氏等家族相比，其文化储备还嫌不足，所以这个家族无法把文化型职业作为家族的职业。为了更贴近家族的实际能力，它提出了“耕读”并重的折中策略。耕读并重，平安度日，这是许多人所追求的理想，苏南望族同样如此。当然在许多望族心中，耕与读还是有区别的，或者说是有高下之分的，关键就在两者的发展前景不同……“耕”最终只能保障生活富足，而“读”则有可能通向仕途。

在中国农业社会中，所谓中农、上中农和富农这样的自耕农阶层，大概才能够称得上是“小康之家”。假如要对封建农家的“小康”概念稍作量化，大抵是“他们多数耕种自己所拥有的土地，置有耕牛和齐全的农具。劳动力较多和土地不足之家，则租入部分土地，以扩展经营” 。

1.“耕读之家”与“书香世家”的经济学分野

2009年1月30日，郑继芳在《耕读传家》的博文中说：“耕读传家”曾是中国人理想的农村家庭生活方式，现在基本上已经被人遗忘，这个说法都少有人提及了；十多年前，在闽、粤一带农村还见到很多家庭与宗族祠堂的春联横批是用“耕读传家”四个字，这在我们湖北是极少见的；可见，只有在比较富裕的农村社会，家庭才不负“耕读传家”的匾牌。

在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自然经济条件之下，“耕读传家”首先是经济收入较为稳定和宽裕的富裕农民家庭的一种必要的劳动和生活方式。而租耕土地的农户，是为“佃农”，一般生活贫苦，全家经年劳动所得，在风调雨顺之年也仅略有盈余而已。显然，耕读文化与这一阶层无关。

香港张倩仪女士在一项有关的研究中提出：“大致上，代代有人读书，绵延好几代，就有资格称为‘世代书香’。‘世代书香’的家庭一般很重视这个传统，往往成为子弟在逆境中发奋读书的动力……称为‘书香世代’的，据所看的传记，大多是江浙和湖南的人，这现象无疑与南方为文化中心有关……其他文风不盛的地方的人，即使代代读书，大致只说自己是耕读传家，像广西武将李宗仁就是。不少江浙书香门第也是耕读传家，但多是收租形式，在文风不盛处，却真是既耕又读的。耕读传家也是一种资格，若只有一代人读书还是不能称得上的。”

张女士的观念存在着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她认为，同样“代代读书”，在江苏、浙江和湖南这种文风较盛的地方可称“书香世代”，而在广西临桂等“文风不盛的地方”，却只能当得起“耕读传家”之说。

其实，“书香世家”与“耕读之家”的分野，在本质上不该同文化区域的地理性相关，而应密切系于家庭财经基础的强弱，以及因而建立的家庭文教氛围的强弱。

2.“耕读之家”与“书香世家”的文化学分野

家庭文教氛围的强弱，除了表现在家族先辈中读书成材典型的无形感召外，家藏诗书的有无多寡，往往也就成为一种物质形态上的表征。假如说前者还是属于“精神遗产”范畴的话，那么，后者就是实实在在的“文化财富”了，可以为弟子们提供基础的教育之资和求知之本。因此，吴晗(1909—1969)在《古人读书不易》一文中分析说：“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古代人读书，尤其要读很多书是很困难的。也正因为这样，读书也有阶级的限制，贵族官僚子弟读书容易，平民子弟读书困难，士排列在农、工、商之前，就是这个道理……”

大致说来，家庭拥有若干藏书，并有相当的经济实力以保子弟开蒙读书，往往是“耕读人家”的题中应有之义；而缥缃千万卷，乃至自设家塾教育子弟，则常常是保持“书香世家”门第的必要之举。1927年，顾颉刚(1893—1980)在《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中说：“凡旧式儿童读本、科举用书、历年新式教科书、各学校讲义、课艺、试卷”之类的教育史料，“凡是受过教育的人个个用它，但个个瞧不起它，因此从来不曾结集过”，“我们现在用历史的眼光来观察，觉得这种实在很重要。例如以前读书人的思想，单取他们称道弗衰的《四书》《五经》来看是看不出来的，但取《神童诗》一看便非常明白了，因为这本浅陋的小书正是二千年来读书人求名、求利、求漂亮、求舒服的思想的结晶”。

“耕读之家”与“书香世家”的不同，在家庭财政上，大抵前者是衣食无虑的小康农家，而后者则是席丰履厚的世家大族；而在文教基础方面，大概就是藏书的数量和质量之别了。李一氓先生在晚年回忆起自己早年家中所藏有的书籍时，觉得只有那么几本，距离“书香门第”的标准远甚，大概就是此种文化心理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