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儿童的性活动

心理分析的一个伟大成就是，它发现了儿童也有性生活；这些行生活会在直接的性活动和性幻想中表现出来。

我们知道，婴儿时期的自慰实属基本现象；某种程度上，自慰行为通常还会一直延续到潜伏期(latency period)，尽管我们很少看到儿童、甚至是幼儿的公开自慰。在青春期之前，尤其是青春期时，自慰会再次频繁发生。潜伏期是儿童性活动最不明显的阶段。这是因为随着俄狄浦斯情结的消退瓦解，儿童的本能需求也随之减少。另一方面，我们始终无法合理解释为什么儿童独独在潜伏期对自慰行为的挣扎会最激烈。弗洛伊德认为 “潜伏期最主要的任务似乎就是不停抵抗自慰的诱惑。”他的言论似乎与以下观点同出一辙，即潜伏期时，本我的压力还没有降低到使人普遍接受的程度；要不然就是在对抗本我需求的过程中，儿童负疚感变得越来越强烈。

伴随着自慰活动，儿童会产生强烈负疚感。在我看来，负疚的真正目的在于破坏，只不过通过自慰幻想表达出来而已。 这种负疚感的作用，就是促使儿童停止自慰。一旦它成功达到了目的，通常它又会使儿童产生触摸恐惧症(a phobia of touching)。这种恐惧症跟强迫式自慰一样,它是判断发展障碍的重要指标，这点在成人分析中非常明显。我们在分析中看到，患者对自慰的过度恐惧常会促发他们性生活上的严重障碍。显然，这种障碍实际上不可能在儿童身上发现：因为他们在未来生活中的表现形式只会是性无能或者性冷淡，具体因性别而异；但有些障碍必然伴随着性功能发展缺陷，因此我们可以根据这些障碍推断性功能障碍的存在可能。

对触摸恐惧症进行分析后发现，对自慰的压抑如果太过彻底，它不仅会引发诸多症状的出现，尤其是抽搐； 还会过度压抑自慰幻想，从而给升华的形成造成重重困难——从文化角度来看，升华是潜伏期任务中的重中之重。 因为自慰幻想不仅构建了所有儿童游戏活动的基础，还是所有未来升华的组成部分。我们发现，这些被压抑的幻想一旦在分析中得到释放，幼儿就能正常玩游戏，而大一点的儿童就能正常学习，并发展出升华能力、及各领域的兴趣爱好。但在此期间，如果儿童一直饱受触摸恐惧症的痛苦，他们会重新开始自慰。这同样适用于强迫式自慰的案例。 如果我们可以成功消除他们的强迫症，儿童会获得更强大的升华能力、及其他方面的改变(这点因消除程度而异)。然而，在这种案例中， 尽管儿童仍会继续自慰，但程度上已变得更温和，也不再具有强迫性。由此，针对升华能力和自慰行为这两点，对强迫式自慰的分析和对抚摸恐惧症的分析都会造成一样的结果。

再者，俄狄浦斯冲突的消退似乎常能迎来一个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儿童的性欲望有所减弱，但也不至于消失。温和、不带任何强迫式特点的自慰似乎在所有年龄层的儿童中实属正常现象。

强迫式自慰下隐藏的一些因素，会以婴儿期其他形式的性活动出现。正如我反复指出的，很小的儿童之间产生性行为是很正常的事。此外，对潜伏期和青春期的儿童的进行分析后发现，这种相互之间发生性行为的活动在很多案例中不会随潜伏期的到来而停止，或者说，在有些案例中儿童反而会重新开始性行为。这些因素基本上适用于每个案例。下面我将用两个案例进行详细说明。及时个案例是一对兄弟，一个五岁，一个六岁；第二个案例是一对兄妹，哥哥十四岁，妹妹十二岁。当我分析这两个案例中的两个患者时，我都会选择一个合适的观测位置，以便看清所有因素之间的互动作用。

及时个案例中的哥哥叫巩特尔(Gunther)，弟弟叫弗朗茨(Franz)。他们家虽然贫穷，但成长环境比较良好。父母之间的关系和谐友爱；虽然母亲不得不包揽了全部的家务活，她都能以主动积极和谆谆善诱的方式照料两个儿子。她之所以会把巩特尔送去接受分析治疗，是因为他太羞怯内向了，明显太缺乏与现实的接触。他对秘密守口如瓶，并对别人极度不信任，显然无法表达任何真实的情绪反应。相反，弗朗茨攻击性强，过度亢奋，是个很难管教的儿童。这对兄弟很难相处到一块，但总体上巩特尔都会让着弟弟。 通过分析，我大概能追溯到他们之间的最初性关系应该发生在哥哥三岁半，弟弟两岁半的时候。 不过这种关系也很有可能他们在更小的时候就发生过了。分析表明，虽然这两个人在意识中都没有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表露出任何负疚感(虽然他们会小心翼翼，以免别人发现)，但两个人在潜意识中都产生了强烈的负疚感。哥哥会引诱弟弟，有时甚至会强迫他发生性关系。在他的性幻想中，他们的性行为表征着他对弟弟的阉割，而且他还能通过切、撕碎、下毒或火烧等方式毁坏他整个身体。他们的性行为包括相互、自慰、及用手抚摸肛门；象征着咬断他弟弟的阴茎。对这些性幻想的分析显示，性幻想不仅表征了他对弟弟的毁灭性屠杀，而且幻想中的弟弟还代表了巩特尔性交中的父母形象。由此可见，在某种程度上，他的行为是他针对父母的施虐式自慰幻想在现实世界中的外化表现， 尽管程度要更温和一些。另外，跟弟弟一起实施或强迫他参与这些性行为时，巩特尔也试图让自己确信，他跟父母发生危险的斗争时，他能获得全胜。他对父母的恐惧压得他喘不过气，这增强了他的毁灭冲动；他随之会在幻想中攻击父母，这反而使父母变得更加可怕。再者，他害怕弟弟可能会去告密，这使他更加憎恨弟弟，也增强了他想杀死弟弟的欲望。

巩特尔具有很严重的施虐症；因而他的性生活几乎没有积极向上的内容。在他的性幻想中， 他实施的各种性行为程序只不过是一些残暴又毛骨悚然的折磨，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把他的客体置于死地。在发展过程中，他和弟弟的关系一直让他焦虑重重，这加重了他的障碍，最终他的性心理发展变得彻底不正常。

至于弟弟弗朗茨，他的潜意识清晰地感觉到了这些行为的隐含意义，因此他怕被哥哥阉割呵杀害的恐惧已经发展到了夸张的地步。即便如此，他并没有对任何人诉说此事，也绝不会让这种关系曝光。他年纪小，这些行为让他胆战心惊。在应对这种行为的过程中，他形成了严重受虐固着(masochistic fixation)和负疚感，尽管他只是被勾引的一方。以下是这种态度背后的几个原因：

在施虐式幻想(sadistic phantasies)中，弗朗茨认可了对他施加性暴力的哥哥，而且他还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施虐式快感。据我们所知，这通常是变成受虐狂(masochism)的原因之一。但是,在认同自己惧怕的客体时，他也因此试图控制自己的焦虑。他在幻想中会变成攻击者，他要制服的敌人是他的本我 及内化哥哥的阴茎，这象征了他父亲的阴茎(亦即他危险的超我),也是他眼中的迫害者。借由哥哥在他身上施加的攻击行为，他身体里的这位迫害者就能得以毁灭。

然而，他无法与残忍的外在超我(与本我处于敌对关系)及内化客体维持联盟关系，因为这对自我构成了太大的威胁，因而他不得不把仇恨不断地转嫁到外在客体上，比如他有时会非常残酷地对待比他更小更弱的儿童。这些外在客体同样象征着他虚弱又令人反感的自我。这种置换(displacements)也因此说明了他为什么会在分析性访谈中表露出仇恨和愤怒。比如他会用一个木制的汤勺威胁我，企图把它塞到我的嘴巴里，并喊我侏儒、蠢蛋和病号。这个汤勺象征着被强制插进他嘴巴里的哥哥的阴茎。他既然已经认同了哥哥，他因而会把仇恨转嫁到自我身上。接着，他又把这种痛恨发泄到又小又弱的儿童身上，然后再到比他更弱的其他儿童；这一次，他偶然地在移情情境(transference-situation)中把仇恨转嫁到了我的身上。在这种机制的作用下，他有时会在幻想中颠倒自己和哥哥的位置关系，这样他就可以把哥哥巩特尔对他的迫害攻击，看成是他，弗朗茨对巩特尔干的事。因为在他的施虐幻想中，他哥哥也是父母的替代品；他被迫成了哥哥的帮凶，跟着哥哥对父母发起了联合攻击，因此他也同样感受到了巩特尔潜意识中的负疚感，也同样害怕被父母发现。因此他跟哥哥一样，他在潜意识中强烈希望他们之间的所有关系成为秘密。这种幻想既适用于弗朗茨，也适用于巩特尔。

对此类案例的诸多观察使我得出一个结论，即超我的过度压力是诱发强迫性性活动的决定因素，正如他也是彻底性压抑的决定因素。也就是说，焦虑和负疚感强化了力比多固着(libidinal fixations)，也加重了力比多欲望(libidinal desires)。 一旦到了潜伏期，过多的负疚感和过强的焦虑似乎会阻碍儿童降低本能需求。需要补充的是，处于潜伏期时，即便是弱化的性活动也会引起过多的焦虑反应。儿童神经官能症的结构和维度都将决定潜伏期的斗争结果。触摸恐惧和强迫式自慰是一个互补组合的两个极端。这个组合会使这个最终结果呈现出几乎无限多的等级和变量。

就巩特尔和弗朗茨的案例而言，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之间的强迫性性行为似乎对强迫式重复(repetition-compulsion)有着重要意义。当个体的焦虑关系到指向身体内在的危险时，即使这个危险是虚构出来的，个体就会被迫把这种危险转嫁到一个外在的真实存在的客体上。(在这个案例中，弗朗茨害怕哥哥内化的阴茎会成为迫害者，害怕内化的坏父母。这些恐惧促使他认可了哥哥的攻击。)他会不停地强迫自己制造此类外在的危险情景，因为他对真实的危险情景的惧怕 远没有他对内在身体的焦虑那么强烈；真实的危险情景也更好对付。

他们家不够大，不可能拥有独立卧室，因此，利用外在措施结束兄弟相互性行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即使可以采取外在措施，据我看，这种措施在这种案例中也会以失败告终，因为双方的强迫症都很严重。事实也证明了这点。只要他们两个人能在24小时中独处几分钟，他们就会在这几分钟内互相抚摸性器官；在潜意识中，这种抚摸跟诸多性行为的完整过程有着同样的意义，他们在想象中都具备施虐特征。直到两个男孩都接受了长期的分析后，他们之间的性行为才渐渐发生了变化：先是性行为的强迫特征有所减弱，终于消失。在分析期间，我从来都没有试图去影响他们放弃这些行为， 我只是全身心地投入分析，一心一意要找出他们之间发生性行为的主要原因。很显然，性行为的小事并非因为他们不在乎性行为，而是因为他们的负疚感慢慢变得不再那么强烈，他们才渐渐中止了这些行为。虽说源自早期发展阶段的焦虑和负疚感一旦强烈到让人喘不过气，他们就会诱发强迫症，即固着的强化，但负疚感一旦减弱，它的表现方式则会不同，而且它还会促使儿童放弃相互之间的性关系。他们的性行为渐渐发生改变，直至停止；同时他们会相互改变彼此的态度，以前他们会心怀敌意，怒容相迎，如今他们也发展出了正常有爱的兄弟之情。

至于第二个案例，尽管细节上千差万别，我也有能力列举出大堆的例子，以此表明及时个案例的影响因素也同样在这个案例中起到了作用。十二岁的伊尔莎和十三岁半的格特时常会放纵到发生类似性交行为的地步。这些行为会突然发生，又常会间隔很长时间。伊尔莎在意识中并没有对这些行为感到任何的羞愧；相反，格特则要正常得多，他会对此感到愧疚不已。对两个儿童进行分析后发现，他们在儿童期的最初阶段就曾发生过性关系，而且这种性关系也仅仅在潜伏期的早期阶段有过短时间的休停。强烈的负疚感在他们身上催生出了强迫式冲动，这种冲动使得他们时常会重复发生性行为。在潜伏期期间， 这些发生于儿童期早期阶段的性行为不仅在次数上有所减少，而且在尺度上也变得越来越拘谨。这两个儿童没再进行和舔阴，有时仅仅局限于抚摸和观察。然而，在青春期前期，他们再次发生了类似性交的身体接触。哥哥会主动挑起性行为，而且这些行为具有强迫性特质。他以前也经常会在一时冲动下要求发生性行为，而在这之前或者性行为发生了之后，他都没有考虑过这事。甚至在性行为休停期，他常会忘记有过这事。他患有部分记忆缺失症，他会忘记很多与相关性行为有着联想关系的事件，尤其是跟儿童期早期阶段有关的事。至于妹妹，她在儿童期早期阶段常会主动参与，但后来她只是被动配合而已。

在分析两个儿童的过程中，随着强迫症的更深层原因渐渐浮出水面，他们的强迫特质慢慢得到消除，他们之间的性关系停止。跟前一个案例一样，兄妹之间的关系原本非常糟糕，后来他们的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善。

在这两个及其他类似案例中，强迫症的消除会伴随着许多其他重要、且相互交织的改变。儿童的负疚感会在分析中逐渐减少；随之施虐特征的减弱，性器期的呈现方式也会变得更加强烈。当儿童的自慰幻想发生改变，又或者是更小的儿童改变了游戏幻想时，这些改变会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来。

当再次在青春期分析这些儿童时，我发现他们的自慰幻想还会有更多的改变。比如，格特意识中已经没有任何自慰幻想了；但我在分析中发现，他开始对某个女孩产生了自慰幻想。他可以看到这个女孩子的裸体，但看不到头部。在分析后期，他开始看见头部，它慢慢变得越来越清晰，才发现这个女孩原来就是他妹妹。但是那个时候，他的强迫症已经得到解决，他和妹妹的性关系也已经停止。这表明，过度压抑有关妹妹的欲望和幻想，与他想跟妹妹发生性关系的强迫式冲动依然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后来，他的这些幻想经历了更多的改变。他在幻想中看到了另一个不认识的女孩。他对一个特殊的人产生了幻想，这个人是他妹妹的朋友。这些循序渐进的变化呈现出他对妹妹进行力比多分离的整个过程。只有在分析中消除了他的强迫式固着， 这个过程才有可能发生。这个固着是他在过度负疚感的作用下维持下来的。

据我观察，儿童之间的性行为通常会在童年期的早期阶段普遍发生，兄弟姐妹之间的性行为更是如此。但是，如果儿童产生了过多的负疚感，而且这些负疚感并没有成功消除， 那么这种现象就会延续到潜伏期、乃至青春期。目前看来，潜伏期的负疚感会导致儿童持续自慰，只不过程度上会有所减轻；与此同时，它还会使儿童断绝他们跟其他儿童(无论有没有兄弟姐妹的关系)之间的性活动，从而促使他们的乱伦欲望(incestuous desires)和施虐欲望的外化过程变得无比真实。在青春期，儿童会持续脱离这种性关系，这也符合青春期的目标：脱离乱伦关系。但在青春期后期，个体常会与新客体建立关系；这种关系的基础就是，他需要不断地脱离旧客体，并发展出针对乱伦的各种倾向。

目前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在及时时间阻止类似关系的发生呢。在不损害其他方面的前提下，我们是否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似乎还不容乐观。比如，儿童必须因此处于严格监视范围，而这会极大地束缚他们的自由。就算监视儿童再严格，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阻止儿童性活动的发生呢，这同样有待商榷。此外，尽管儿童的早期性关系在有些案例中造成了极大伤害，但也有一些案例正面影响儿童的基本发展过程。也许儿童性活动满足了他们的原生欲望和了解性知识的需求；而且这些性活动还在减少他们过重的负疚感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与性关系相关的幻想源自于施虐式自慰幻想；后者还能催生出极其强烈的负疚感。因此，如果对抗父母之类的禁想能有机会跟同伴一起分享的话，儿童会觉得自己找到了同盟，从而极大地减轻焦虑负担。 但另一方面，此类性关系本身就会产生焦虑感和负疚感。性关系最终导致的结果好坏与否，如它是否可以让儿童免于焦虑、或者反而增加了焦虑，这个结果似乎取决于他自身施虐症的程度，更关键的是取决于其同伴的态度。从我了解的诸多案例看，如果积极正面的力比多因素起了主导作用，这种性关系可以积极影响儿童的客体关系和爱的能力； 然而一旦毁灭性冲动、甚至是一方的胁迫行为占了上风，这可能会严重损害儿童的整个发展过程。

就儿童性活动而言，心理分析知识虽然详尽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些发展因素的重要性，然而它也没有提供任何万无一失地预防措施。弗洛伊德在《心理分析引论》 一书中提到：“从教育的角度看，心理分析知识值得公众的关注，因为它能让分析师在儿童性发展的早期阶段就进行干预，从而有计划地预防神经官能症。如果我们集中关注婴儿期性经历，我们必须做好心理准备，并尽可能地预防精神类疾病，确保儿童的发展没有得到延误；同时我们也要明白，我们做的一切努力都会化为乌有。然而我们也知道，神经官能症的致因源复杂多变，如果我们只考虑其中的单一因素，我们也并不能影响全局。即便是从小就开始严加看护，这种看护也并没有多少意义，因为这无法影响根本因素。另外，严加看护这件事比教育学家想象地更要困难重重，而且它还会造成两个新的危险，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及时，这可能会做过头；它可能会鼓励过度性压抑，从而产生不良后果；第二，一旦进入真实生活，当儿童在青春期面对来势汹汹的性需求时，他们会变得毫无防备能力。因此，儿童期采取多少预防措施才能起到有利效果、对即时情境的变通是否未必是预防神经官能症的好方法，这些仍存在很大的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