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多次说过，传统精神分析和精神分析取向的自体心理学之间的不同在于两者强调的重点不同——重点的转变虽然微妙但很重要。下面我通过探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阐明这种转变的重要性。他有关潜意识的重大发现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自恋伤害。这种伤害暗示了弗洛伊德的著作受排斥的主要原因，它受到革新者本人人格的敏感程度以及提供重大发现的生长土壤的心理学时代精神的共同催化。我先前已经讨论过了这些因素对于作为新兴科学的精神分析［安娜 欧(Anna O.)和布鲁尔(Breuer)是其先驱］的影响(有关弗洛伊德人格的早期讨论见Kohut，1977：290-298；有关当代主流心理学弱点的讨论见 Kohut，1977：267-280。)由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亟待说明，我现在要重述并扩充我在先前的作品中提到的观点。让我们从弗洛伊德的人格的具体特征开始。这些特征让他以特殊方式来看待心理过程，这些方式在古典或传统的精神分析里达到顶峰，如潜意识、防御机制和结构性冲突。首先看弗洛伊德的道德立场，我们可以说，他最主要的道德观是求真。我们可以补充的是，他的自尊被他对真相是否知情强烈地影响着。向其掩盖真相，对他来说是难以忍受的、令人愤怒的自恋伤害。(有关弗洛伊德此方面性格的讨论见 Kohut，1977：65-66。)基于他在这个方面的易感性，他对别人的此类倾向无可置疑地很敏感。因此他认为，当人们需要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即人们对自以为了解的事物——亦即他们自己心灵的全貌——其实是不了解的，这是精神分析带给他们的最为严重的伤害。他补充说，这个伤害可以与哥白尼和达尔文对人类造成的伤害相比(参考 Freud，1917，1953，16：284-285，有关这个观点的讨论见 Kohut，1978b，2：515-518)。我相信不必再次强调，在心理学家断定的心理真相中，个人因素同量子物理学家的观察工具一样，是与客观现实无法分离的。客观现实总是包含了观察者(见第三章)。因此，(a)当我质疑弗洛伊德的说法，即当人们认识到其实他们不知道那些他们自以为知道的事情，这必然会对他们造成无法承受的自恋伤害；(b)当我进一步怀疑这种伤害是否在每一个历史阶段的严重程度都一样时，我不打算依据弗洛伊德自身在这个方面的敏感性来提出疑问。而且，我对弗洛伊德的理论也有同样的态度。我认为很可能是弗洛伊德特殊的人格特点——实际上是与上述同样的特质——让弗洛伊德在及时次系统化他的发现时，把精神生活细分为意识和潜意识的部分，将知与不知间的对比放在首位，并把“可知与否”这个判断标准当作人类心灵二元对立(dochotomized mind)的指导原则，人类心灵的二元对立是其整个思想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原则。但是，必须再次强调，我不应该也不会因为它们来自弗洛伊德本人对人类的具有个人特征的、具有时代限制的看法，而据此推断它们的实用性和解释力。乍看之下令人惊奇的是，正是促使弗洛伊德早期提出潜意识与(前)意识心理层面这种二分架构思想的特殊的敏感性，导致他后期的有关本我与自我间二分的补充性观点(Freud，1923，1953，vol. 19)。在提出这种新的二分法不久前——他补充的第三种“力量”，超我，它与现在要讨论的内容无关——弗洛伊德表示(Freud，1917，1953，16：284-285)人们无法忍受存在潜意识的信念，因为这迫使他们承认他们甚至无法对自己的心理说了算(有关弗洛伊德这方面的观点见，Kohut，1978，2：689-690)。通过把知识与掌控力并置起来——也即把知识与自我(掌控力的功能位置)并置起来——以及暗含着缺乏知识便意味着缺乏掌控力——也即把缺乏知识与被动性或自我的瘫痪并置起来——弗洛伊德大胆地推出一个可行的综合，它既是一种个人深度需求的表达，也是一种具有强大解释力的理论模型的系统阐述。此处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具有前瞻性的问题，即观察者的人格与他所提出的理论间的联系的问题缺少掌控——被动性——对弗洛伊德来说是分析人类精神生活应该止步的生物学基底(Freud，1937，1953，23：252)。认识到弗洛伊德理论里的这两条信息，即认识到可用言语表达的知识与消除焦虑的掌控，以及不能用言语表达的知识与可怕的被动间的巨大相关性，我们不仅在审视弗洛伊德人格对其理论选择这个次要任务上有所进展，通过关注“可用言语表达的知识(通常称作洞识)是精神分析治愈的本质(谈话治愈)”，我们也接近了我们的主要任务：审视那些与传统精神分析不同，被自体心理学认为是构成精神分析治愈的本质要素。通过深化对精神分析治疗的传统解释的重要方面的了解，我们就对详细审查自体心理学有关治疗过程的观点做好了准备。换句话说，我们的目的是找出精神分析过程中区别于传统理论所强调的那些要素，或是能对传统理论进行互补和修正的要素，这些要素也被认为是治愈性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