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入中国大门的瑞典人 墨绿色的塔里木河像一条长龙在干涸的大漠中向远方伸展。一叶木舟飘然而下。 安特生独坐船头，打开随身携带的探险专用牛皮包，轻轻取出一卷散发着墨香的书籍翻动起来。这是刚刚轰动欧洲的考古巨著《丝绸之路》，书的作者是名噪一时的瑞典地质学家、探险家斯文·赫定。 作为同一个国度的同行，安特生对斯文·赫定并不陌生。 只是几年不见，想不到这位普通的地质学家，由于在中国西域一连串考古探险和重大发现轰动欧洲，己成为科学界一颗耀眼的巨星。 安特生颇不服气，但又无力改变眼前的事实。 小船在当地渔夫熟练操纵中急速而下。安特生无心再去翻那些枯燥的文字和线描图示，复杂中透着些许得意的目光，再度转向脚下的河流和远方那广袤无垠的神奇大漠，思索着过往岁月中发生在眼前的那一串串如同神话般迷人的故事—— 1900年春，瑞典地质学家斯文·赫定为继承导师李希霍芬的事业来到远东大陆，踏上了中国西部异常神秘的土地，解决悬而未决的罗布泊地理位置问题。按照事先的准备和策划，这位具有探险精神和科学头脑的瑞典人，一到新疆喀什，就立即招募了五名精明能干的维吾尔族人担任翻译、文书和脚夫等职。接着又购买了几十峰骆驼和十匹马，组成一个规模可观的探险队，沿水旱两路向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迸发。 斯文·赫定一行几人乘船从叶尔羌河起程，很快进入塔里木河，这时已是9月下旬。由于航道难测，走走停停，一直航行了三个多月才到库尔勒新湖地区。在这一区域内，斯文·赫定开始组织人员围绕新湖测量地形。第二年春天，一行人又乘船从塔里木河的一条支流——孔雀河直赴罗布泊地区。在这里，斯文·赫定才真正弄清楚，原来这一带有十几个湖泊，都在中国传说的盐泽的位置上，而其中较大的一个叫罗布淖尔，是一个咸水湖。经过仔细勘察鉴定，他认为这就是历史上真正的罗布泊——这一论断在28年之后得到了科学证实。 令人惊叹的是，斯文·赫定在罗布泊西北一带，无意中发现了被人类遗忘千余年的古楼兰遗址。经过发掘，很快找到了一百五十多件写在纸上和刻在木片上的汉字文书。文书上清晰地署有汉朝皇帝的年号和岁月，其中很多件中有"楼兰"字样。更令人惊奇的是，在出土的文书中，纸页上的日期竟是公元150年左右。按照传统的说法，中国造纸术的发明是汉代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可见在造纸术发明不久，汉朝就把用纸张写就的文书送到了遥远的楼兰边关，借此可以看出当时这座边远的城区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 在发现、发掘楼兰遗址之后，斯文·赫定又在一个叫米兰的地方找到了历史更为久远的米兰古城，并通过地下发掘，揭开了楼兰由繁盛到消失的一系列隐秘。 1902年夏季，斯文·赫定回到瑞典本土，他从中国携走了大量发掘的文物和珍贵资料，并以此为依据，用了整整三年时问，写出了一部五卷本的西域考古巨著，书的名字就用他的导师李希霍芬在1877 年出版的《中国》一书对这条古代欧亚交通大动脉的命名——《丝绸之路》(Si1k Road)。沉默死寂的楼兰古城重见天日，罗布泊荒漠隐藏的千古之谜被一个瑞典人解开。斯文·赫定的探险发现顿时传遍整个西方，他本人荣获了瑞典皇家地理学会颁发的维多利亚奖章。 就在斯文·赫定在远东大陆发现罗布泊、揭开古楼兰消亡之谜的时候，学识渊博、才华惊人的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考古学家、探险家安特生博士，正率领本国政府组织的一支考察队奔赴南极。1874年生于瑞典的安特生，于1901年28岁时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正是这一年，安特生与他的队友得到了国家地质调查所的资助，开始了探险南极的活动。这支考察队于这年初夏动身，直到1903年底才告结束。尽管安特生率部历尽千辛万苦，于九死一生之后终于踏上了南极冰川地带，但由于事先准备不足，无力长期抵御变化无常的恶劣气候，不得不遗憾地匆匆返回瑞典本土。 南极的考察结果收效甚微，研究成果也不尽如人意，此次行动没能给雄心勃勃的安特生带来声誉和荣光。而这时赴中国西域的斯文·赫定却一炮打响了。 对于斯文·赫定的巨大成就，风华正茂又野心勃勃的安特生自是心中羡慕又不服气。按他的设想，假如当初他能到远东或具体的中国西域一带考察，一定也会获得比斯文·赫定毫不逊色的业绩和声名。在一番羡慕又夹杂着些许嫉妒之余，安特生暗暗下定了到远东考察的决心，同时加速了同远东各国科学界人士或明或暗的联系，默默地等待实现心中那个辉煌大梦的时机。 安特生的好运终于等来了。 1914年4月，他接到了中国政府农商部部长张謇签发的聘请书。 安特生的受聘，除了他自己的努力和运气，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自17世纪以来，作为欧洲帝国主义逐鹿地点的中国，被迫为任何"高等的白人势力" 胡作非为大开门户。许多地质学家、地理学家、古生物学家、政治冒险家、商人、社会闲杂人员、流氓无产者等等各色人等，像淘金者一样纷纷涌向远东尤其是中国大陆。于是，在中国多了一些来路不明、黄发碧眼的粗壮白人与鬼鬼祟祟四处打探、盗掘的身影。片刻之间，号称具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中华大地，被折腾得伤痕累累、满目疮痍，古代文化遗存遭受了空前的劫难。著名的敦煌、龙门、云岗等地的石窟壁画和古代石雕像被砍凿劫走；西安、洛阳的古墓以及大批古建筑、古遗址被掘得千疮百孔，地下珍宝被盗一空。 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后，迫于民众的呼声和政府的抵制政策，为掩人耳目，"高等的白人"们不再在中国肆无忌惮地抢掠，而是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各怀鬼胎地把他们的科学人员兼及一些商人和情报人员派往中国，以得到矿藏资源特别是煤矿和铁矿等紧缺物资的及时手资料。为此，在中国有治外法权的国家之间展开了一场场激烈争夺。安特生被聘，是中国政府根据地质调查所负责人丁文江的建议做出的决定，因为当时的瑞典被认为是西方少数几个没有帝国主义野心的国家之一，正是瑞典民族的良好声誉给安特生带来了人生的契机，这个契机使他以"中国农商部矿政顾问"的合法、体面身份，开始了梦寐以求的远东之旅。这一年，安特生39岁。 此时的安特生于兴奋中自然不会忘记斯文·赫定，尽管这位昔日的同行在中国西域探险已过去了十几个年头，但他还是决心亲眼目睹使这位"时代的幸运儿"一举成名的神秘之地。于是，安特生从瑞典抵达印度，又辗转千里来到新疆地区。在这里，他真真切切地领略了山川大漠的奇峰异彩与壮观神秘，他忘记了曾多少次为这具有悠远历史和迷人故事的神奇土地而赞叹喝彩——无怪乎斯文·赫定能在这片风沙大漠深处取得辉煌夺目的考古成就。 P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