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西蒙斯(JamesHarrisSimons)微分几何复兴科技公司(RenaissanceTechnologiesLLC)创始人我不记得哪段时间我对数学是不感兴趣的。我记得在很小的时候我就会计算2的任意次幂。当父亲告诉我，汽车里的汽油会用完时，我觉得不可思议，心想这怎么可能！因为当你用掉油箱里的一半汽油时还剩另一半，然后你再用掉一半又剩一半，可以一直这样下去。我并非特别擅长于算术。我做算术时会出错，但我知道数学适合我，而且努力地往前赶。当我进麻省理工学院时，已经学会了一些高等数学，因此起点略高一些。于是在我大一春季那个学期，我修了研究生的一门代数课程，因为它不需要预备知识，只要求数学上的某种成熟性——而这正是我所欠缺的。我艰难地学习这门课，做着习题但并没有真正理解它们。到暑假里，我突然一下子全明白了，一切都豁然开朗。第二年我选修了另外一门高等课程，又是同样的经历：一开始糊里糊涂，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又一下子全明白了。

我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到伯克利拿了博士学位，之后任教于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我以数学家的身份工作了15年。我和父亲还跟某些麻省理工学院的朋友一起在南美洲做投资。

结果证明这非常成功，但花费了很长的时间。与此同时，我忙于做数学研究。

在越战期间我去了普林斯顿从事密码破译工作。

我就职于美国国防研究所。这是为国家安全局工作，属于高度机密。

国防研究所允许我将一半的时间用于自己的数学研究。在那四年里，我解决了所谓的普拉托问题(Plateauproblem)和伯恩斯坦猜想(Bernsteinconjecture)，它们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侧面。

我老板的老板是一个叫泰勒(MaxwellTaylor)的人，一个非常有名的将军，同时也是肯尼迪(JohnKennedy)的军事顾问。他为《纽约时报》杂志写了一篇文章讨论我们是如何赢得越战胜利的，观点愚昧至极，这激怒了我。我写了一封信给《纽约时报》说，虽然作为泰勒将军的下属，但我对于他的观点实在不敢苟同。自然地，我被解雇了。

在29岁时我需要找一份工作。纽约大学石溪分校聘请我去担任数学系的主任。我那时是一个做事雷厉风行的人，总想把新东西安排得井井有条。对此人们很了解。我接受了这份工作。

我们建立起数学系，我研究数学并引出了以"陈(省身)一西蒙斯不变量(Chern-Simonsinvariants)"著称的东西。我在数学中仍然很活跃，但从某方面来说我很沮丧，因为我研究的问题无法取得进展。同时，南美洲的投资终于得到了回报。考虑到那一点，我认为转行的时机出现了，于是我转行了。

我进入投资市场时从来没有想过要应用数学。我有一些想法，而且很奏效。几年以后，我们开始应用数学，但那种数学不同于我之前所研究的数学。我曾花了15年的时间做数学家，研究几何与拓扑，非常抽象的数学。我在投资市场已经干了30年了，而且用了一些数学方法，但这个工作偏离于那些在学术界所必需的非常深刻而抽象的思维。

有趣的是，我在越战期间从事密码破译的工作对我极有帮助。作为密码破译者，你看到对手的大量数据；你有了想法，然后检验这些想法；大多数想法是错的；如果运气好，你猜中一些，然后开始得到正确的结果。这与预测金融数据相似：你有了想法，那么当某个事件发生后你会期待出现某种模式；你可以检验它们；你也许对也许错；这是使用数学方法的实验科学，但不是数学。

这个工作主要是建立金融市场的模型，希望通过恰当的组织数据以帮助预测未来，非常不同于在牛顿之前为太阳系建立模型的方式。

我研究大量的金融数据，试图从中形成数学图景；这个工作可以做得很漂亮，但它不同于定理证明。最近几年，我又重新回来做一些纯数学的研究。当你在研究一个数学问题时，你会非常深入地思考它；躲开其他事务，集中考虑你的问题；你会在一些很奇特的场合得到灵感；这种难忘的经历经常发生在你置身于其他事务的时候，比如说在参加某个宴会或在看某个电影时。思考数学问题让你心无旁骛并忘却烦恼。这种感觉真好。做数学真有趣。

译者注记：本文的翻译参考了王善平、季理真的文章《詹姆斯·西蒙斯——传奇数学家、金融家和慈善家》中的相应译文，收入《陈省身与几何学的发展》一书，第97—108页，丘成桐，杨乐，季理真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

P6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