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地理学会

光影的舞台

吉尔伯特 M 格罗夫纳

南非大使馆要求我去一趟，在去之前我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即便如此，我还是低估了大使们愤怒的程度。皮克 博塔大使满脸通红，怒气冲冲地指责我们在1977年6月刊的一篇文章中对南非的介绍是不公平的。在听着他的指责时，我注意到他桌上放着的两本杂志。一本是备受读者推崇的美国某新闻周刊，另一本则是有着熟悉黄色边框的美国《国家地理》。那本新闻周刊最近在其文章中不留情面地批评了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而我们的杂志内容则是相对客观公正的。当好不容易能够插一句嘴时，我就问大使为什么单单拿我出气，而不怪罪另外一本杂志。博塔拿起身边的美国《国家地理》，用力地摔在桌面上，然后咆哮着说：“因为人们相信你们写的东西！”

在返回学会总部的路上，我一直回忆刚才发生的那一幕，尤其是博塔说的那句“人们相信你们写的东西”。美国国家地理学会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世界知名的组织，在全球各地赢得大家的青睐和尊重，这位大发雷霆的大使一语道破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学会和众多会员之间存在一种联系，而这种联系的基础就是信任。

在我很小的时候，这种信念就深深植根在我的心里。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下，我和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相伴成长。1888年，我的曾祖父的岳父加德纳 格林 哈伯德召集了一群受政府资助的探险家，并以“增进与普及地理知识”为宗旨，组织他们共同建立了专门的学会。虽然他是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的及时任主席，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该组织在创立之初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这或许是因为缺乏资助，又或许像有人后来开玩笑所说的那样，当时的期刊只是向“地理知识渊博的人重复传播同样的知识，却让那些渴望汲取新知的人望而却步”。

哈伯德的女婿，也就是我的曾祖父亚历山大 格雷厄姆 贝尔彻底改变了这一切。那时哈伯德突然离世，曾祖父无奈之下只能接任他的职务成为新一任的学会主席。虽然他急于回到自己喜欢的四面体风筝、飞行器和水上飞机的试验中去，但他还是清楚地认识到，在没有任何资金的困难条件下，学会首先需要通过“普及知识”来为“增进知识”提供资金保障。让美国《国家地理》成为一本吸引大众的杂志，用他的话说就是要做到“包容世界、包容一切”。而他接下来的行动可谓恰逢其时。

曾祖父为学会聘用了及时位，同时也是当时的一位全职员工，这位恰巧正在追求曾祖父的女儿埃尔茜的睿智年轻人，正是我的祖父吉尔伯特 哈维 格罗夫纳。那时，我的祖父刚刚从阿默斯特学院毕业，他不但接受了这份工作，迎娶了我的祖母，还将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办得非常成功。他特别强调两点：一是要让照片成为美国《国家地理》的语言，我们沿用至今的摄影传统主要得益于他开创性的努力；二是强调质量，文章必须、客观，具有“永恒的价值”和“质朴的品格”。之所以强调这些，是因为我的祖父是一位严谨、正派而又谦和的绅士，尽管他的眼中总是闪烁着顽皮且略带诙谐的目光。

通过努力，“GHG”(祖父名字的首字母缩写，学会里的人都这么叫他)加大了学会对于探索和发现活动的支持力度，并资助了许多著名的探险项目。最重要的是，他通过会员制建立起一种持久不变的联系。到1954年祖父退休时，学会的会员人数已从1000余人扩大到200万余人，而且续签率始终保持在90%左右。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这都是一个令其他出版商羡慕不已的数字。对于祖父来说，高续签率是衡量会员满意度最重要的指标，也代表了会员对学会的信心程度。会员相信我们学会，在他们心中就是大家在共同经营一项事业。尽管如此，在1957年，当我的父亲梅尔维尔 贝尔 格罗夫纳出任学会主席及杂志主编时，学会正处在一个不太景气的阶段。祖父最器重的助手约翰 奥利弗 拉 郭斯掌管《国家地理》杂志社有三年之久，这对于我的父亲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不过，MBG(父亲名字的首字母缩写，沿袭对祖父的称谓习惯)一直都在等待时机。当机会终于来临时，学会也迎来了一场巨大变革。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兴奋劲，那时的我刚大学毕业，就加盟杂志。父亲聘请了比尔 加勒特、汤姆 阿伯克龙比、鲍勃 布里登等一批年轻而有才干的记者，还有设计奇才霍华德 佩因。父亲决定暂且忽略“质朴的品格”，这一消息很快在摄影记者中传播开来：现在的美国《国家地理》是光影的舞台。

在我的记忆中，那是一个黄金时代，是属于雅克 库斯托、路易 李基和珍妮 古道尔的时代。我们开始涉足图书出版行业，编辑了及时本世界地图集，并尝试进军电视领域，每天都会有一些新的思路涌现。有一次父亲把我们这群“青年激进派”叫到他的办公室，宣布道：“伙计们，我们应该有张封面照。”想必他早已料到我们会吃惊，接着便将一打杂志扔到了地板上，他有意考验我们：“找到那篇关于诺曼底的文章。”我们俯身趴在地上，寻找5月份第59期的杂志。然后他又拿出一些在封面贴了照片的杂志，说道：“找出介绍加利福尼亚的那一篇。”这次很容易，封面上贴着金门大桥的便是，我们顿时明白了他的用意。所以，现在所有的杂志封面上都会有一幅照片。

最重要的一点是，父亲一直保持着与会员的联系。他在任时，会员人数翻了一倍多，续签率维持在85%到88%之间。事实证明父亲的经营非常成功，到1967年他退休时，学会已经成为一家完善的机构。董事会决定将原来的主席和主编职务一分为二，由深谋远虑的梅尔文 佩恩担任CEO，博学编辑特德 沃斯伯勒掌管《国家地理》杂志。而我们这群“青年激进派”则要积蓄实力，等待属于我们的时代到来。

1970年，董事会委任我担任美国《国家地理》的主编，比尔 加勒特任副主编，我们是美国所有主要出版机构中最年轻的领导班子。我在上任后的及时期杂志，即1970年12月刊，发表了一篇关于环境问题的重要文章，一则讲述污染问题的封面故事奠定了整本杂志的基调。在随后的20年中，学会取得了蓬勃的发展。当我把主编的接力棒交给比尔 加勒特，自己专职担任学会主席时，学会的会员人数已达到1045万人，续签率维持在84%左右。此后，尽管比尔将杂志办得有声有色，但1990年发行量达到高峰时仍不到1100万册。

过去的美国《国家地理》从不追赶出版行业的潮流，但现在却很大不同了。读者和观众的习惯发生了变化，出版行业也随之受到影响。《Look》、《生活》、《星期六晚邮报》在发行达到高峰时就突然消亡，这对我总会有些影响。虽然那时候并不流行裁员，但我还是通过缩减人员和退休激励方式裁减了一批员工，并通过对发行的投资，将会员人数维持在1000万人。

在我之后的历届主席们，特别是约翰 费伊，领导学会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学会是如此幸运，又一次在最关键的时刻能够有睿智的领导者为其导航。约翰极大地丰富了美国《国家地理》的不同语言版本，并与蒂姆 克利一起，把国家地理频道成功地建设成为覆盖172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企业。约翰不但将学会推向了数字时代的前沿，而且还提出了更多的任务和发展计划。

在庆祝创刊125周年之际，我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不过当年大使的那句话依然在我耳边回响：“人们相信你们写的东西。”这种与会员、朋友建立起来的基于信任的特殊联系，将会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推动着这个伟大的组织向前发展—毕竟没有多少杂志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