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父母的话

社会组织中的一些哲学观察家经常会有这样的说法：启蒙老师的极端重要性已经被人低估到了可笑的程度。身为孩子们的老师，这些人的成功或失败或许不能决定下一代教育工作者职业生涯中获取的知识量，但毋庸置疑的是，它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下一代人的性格，而性格实际上又决定着芸芸众生中一切值得顾及的东西。不过，普通大众对这一观点虽然认可，但认识却

很模糊。虽然幼儿教师的待遇有所提高了，但仍然远未体现出他们工作的重要性。与那些向大孩子和青少年传授知识的人相比，幼师的地位在多数无知者的眼中依然不值一提，而就其本质看，前者教育的是大孩子，而大孩子的辨别能力要强得多，他们可以保护自身个性不受老师个性的影响。

不过，当今世界有没有这样深思熟虑的家长，当命运迫使他从事某个极重要而又极艰难的事业时，他能毫不退缩，勇敢面对？如果说我们在重复婚礼仪式上的誓词时，就明确地选定了为人父母的事业，那对我们是不公平的。每对未婚夫妇都知道自己将来可能会有孩子，这不可否认；但是这种认识对他们来说，就像正常而健康的年轻人知道人必有一死一样，是再寻常不过的了。也就是说，对这两个例子中的当事人来说，他们对未来发生的事并无太多思想准备。处于当前主流的性教育普及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说，是某种不可控的力量迫使我们从事某一事业，给我们强加着一种可怕的责任感，而许多人内心深处却从未想过从事这样的事业，承担这样的责任。我们或许想过自己会去修建铁路桥，因为成千上万人的生命维系在这些桥上；我们可能会成为律师，保护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甚至可能当一名医生，去救死扶伤；但是，就对上帝、对社会、对人类的灵魂负责而言，为了某个幼小灵魂的健康、幸福、道德成长和有用性，哪个成熟的家长没有偶尔痛苦地想过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呢？

我特意用"偶尔"这个词，是因为必须承认：大多数人总是会设法长期忘记其所处环境当中蕴含的让人担忧的可能性。长期以来，有人对那些持续暴露于某种固定危险当中的人进行过仔细观察，发现他们对危险漠然视之。从广义上讲，我们所有人都有这种倾向。人在本质上无法将对某种强烈情绪的感知保持相当长的时间，哪怕这种情绪与神圣的自卫本能相关。这一点可

以从那些生活在火山附近的居民、成天和机器打交道的工人等身上看出来。这些人在工作过程中，如果想保持警惕需要花费一些时间或精力，而他们往往懒得去采取哪怕最基本的事故预防措施。由此我们对这样的现象就不必大惊小怪了：总体而言，父母不仅不受其所处环境施加的责任感的影响，且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他们对自己承担的义务也视若不见(这让人难以理解)， 写给父母的话

大多数人总是会设法长期忘记其所处环境当中蕴含的让人担忧的可能性。长期以来，有人对那些持续暴露于某种固定危险当中的人进行过仔细观察，发现他们对危险漠然视之。从广义上讲，我们所有人都有这种倾向。

社会组织中的一些哲学观察家经常会有这样的说法：启蒙老师的极端重要性已经被人低估到了可笑的程度。身为孩子们的老师，这些人的成功或失败或许不能决定下一代教育工作者职业生涯中获取的知识量，但毋庸置疑的是，它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下一代人的性格，而性格实际上又决定着芸芸众生中一切值得顾及的东西。不过，普通大众对这一观点虽然认可，但认识却

很模糊。虽然幼儿教师的待遇有所提高了，但仍然远未体现出他们工作的重要性。与那些向大孩子和青少年传授知识的人相比，幼师的地位在多数无知者的眼中依然不值一提，而就其本质看，前者教育的是大孩子，而大孩子的辨别能力要强得多，他们可以保护自身个性不受老师个性的影响。

不过，当今世界有没有这样深思熟虑的家长，当命运迫使他从事某个极重要而又极艰难的事业时，他能毫不退缩，勇敢面对？如果说我们在重复婚礼仪式上的誓词时，就明确地选定了为人父母的事业，那对我们是不公平的。每对未婚夫妇都知道自己将来可能会有孩子，这不可否认；但是这种认识对他们来说，就像正常而健康的年轻人知道人必有一死一样，是再寻常不过的了。也就是说，对这两个例子中的当事人来说，他们对未来发生的事并无太多思想准备。处于当前主流的性教育普及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说，是某种不可控的力量迫使我们从事某一事业，给我们强加着一种可怕的责任感，而许多人内心深处却从未想过从事这样的事业，承担这样的责任。我们或许想过自己会去修建铁路桥，因为成千上万人的生命维系在这些桥上；我们可能会成为律师，保护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甚至可能当一名医生，去救死扶伤；但是，就对上帝、对社会、对人类的灵魂负责而言，为了某个幼小灵魂的健康、幸福、道德成长和有用性，哪个成熟的家长没有偶尔痛苦地想过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呢？

我特意用"偶尔"这个词，是因为必须承认：大多数人总是会设法长期忘记其所处环境当中蕴含的让人担忧的可能性。长期以来，有人对那些持续暴露于某种固定危险当中的人进行过仔细观察，发现他们对危险漠然视之。从广义上讲，我们所有人都有这种倾向。人在本质上无法将对某种强烈情绪的感知保持相当长的时间，哪怕这种情绪与神圣的自卫本能相关。这一点可

以从那些生活在火山附近的居民、成天和机器打交道的工人等身上看出来。这些人在工作过程中，如果想保持警惕需要花费一些时间或精力，而他们往往懒得去采取哪怕最基本的事故预防措施。由此我们对这样的现象就不必大惊小怪了：总体而言，父母不仅不受其所处环境施加的责任感的影响，且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他们对自己承担的义务也视若不见(这让人难以理解)，

而且特别难以做到对当前任务进行认真而连贯的思考。这种态度与某句格言的含义非常贴切："我们宁愿躺下死去，也不愿意思考！"一般来说，我们无法被迫去真正地、认真地、有条理地思考我们的政府组织形式，思考我们的社会机构，思考我们怎样度过一生，甚至思考我们穿的什么衣服、吃的什么食物，而这些问题都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甚至可以说，如果这些事都

不能让我们反思自身，就没有什么可值得我们反思的了)。但是，不愿意动脑去而直率地考虑这些问题，最终受害的只能是我们自己。如果由于我们的无情冷漠和不可救药的只注重琐事的毛病，而给我们照顾的那些无助的孩子造成灾难性的影响的话，那是我们所无法忍受的。如果我们不进行独立思考，那么至少可以做一件事，那就是由衷地感谢别人替我们进行了思考。

因为在当今世界，在这种精神和思想极度无力而自我禁锢特征鲜明的精神生活中，仍然还有一个逃生的"出口"，这便是科学精神的产生和广泛传播。不难看出，除了不愿意运用大脑去推断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事物之外，在人性的深处还有一种很大的由推理带来的快乐，这种快乐一旦被用于已经远离我们个人圈子的那些事物，就体现得尤为明显。凌晨两点吃肉馅饼和兔肉，而后又大骂命运要为自己肚子疼负责的人，往往会在自己的化学实验室里，或在外科手术过程中，或在生物学研究过程中，成为调查整个事件来龙去脉最严格、最系统的人。只有对别人的痛苦感同身受的人，才会真正关心带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

反思人性中这种奇特的品质，或许能让父母在想到如下事实时，在某种程度上恢复自尊心：大多数伟大的教育家可能从来都不是某个大家庭的父母，而且他们当中多数人都没有子嗣。从这一现象推导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那些有助于改善人类生活条件的发明，往往遵循着古怪的发展轨迹。发现蚊子作为疟疾的"罪魁祸首"的人，并非生活在疟疾泛滥区、被所处环境逼得走投无路者，而是在实验室工作、丝毫不受疟疾影响的人。一代又一代甘愿为孩子奉献终生的母亲，却从来都没有发现未经煮沸的奶瓶像氢氰酸那样有害于孩子的健康。反而是那些系着白色实验室专用围裙、密切注视试管的无儿无女的工作人员，对婴儿的生理健康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让婴儿的死亡率降到了我们作为父母想都不敢想的程度。

但是，如果天下所有婴儿的父母都不在使用奶瓶前将其煮沸，那么最伟大的实验室工作人员大军即使受到某个20世纪百万富翁的资助，其伟大发现同样毫无用处。让我们记住这一点，权当慰籍、告诫和提醒。让我们坚持承认自身的优点，尽管这样做没有多大价值。我们显然无法进行艰苦、连续、合理而又深入的思考，尽管在很多情况下这是改善生活的途径；但是，我们又并非没有认识到推理的价值，因为世界已经看到我们正在忠实地遵循他人代替我们思考出来的有价值的理论成果。目前，在美国的大多数家庭中，奶瓶使用前都要煮沸，而霍乱、牙热病等等疾病正在像寒热相间的疟疾以及急性肺病一样成为历史。

日益下降的婴儿死亡率不仅是爱孩子的人最愿意看到的景象，而且也是使所有愿意并相信人类发展进步的人最受鼓舞的现象。事实上，一岁以下婴儿护理过程中的这一神奇的变化，发生的时间仅仅在一代人以内。我们孩子的祖父母仍然对我们消毒的做法不屑一顾。当我们对家里的婴儿像动物饲养人员对动物那样科学而精心地呵护时，他们总是满脸疑惑地袖手旁观。让我

们鼓起勇气吧。如果儿童卫生护理的科学方法可以如此迅速地被灌输给每一位家长，那么向智力和精神两个方面都固步自封的传统势力发起强有力的冲击，就自然是值得的和有意义的。

一位另一个民族的科学家，在充分利用同一领域内所有其他研究人员的理论成果(对这些人的成果我们或许无论如何也不会主动去学习)，并在实验室勤耕不辍的前提下，已经为我们完成了艰苦、连续、合理而又深入的思考过程。让我们敢于利用她的发现成果吧，尽管其中许多成果是她利用经验和智慧于无意中得到的，但正是她这样一个没有孩子的科学研究人员，使所有这些成果构成了一个具有坚固的哲学基础，并且严密而有用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