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50年代，Whorf提出，语言可以任意地切分自然世界。颜色的物理特性客观地反映在连续光谱上，而不同语言却有不同分类。这是语言任意切分连续光谱的结果。研究者发现，不同语言在颜色区分上有很大不同。某些语言有很多颜色词，有的语言则较少。Heider在1972年宣称，只有“黑”、“白”两个颜色词的Dani人在颜色学习、记忆和再认上与有11个颜色词的英语讲话者没有差异。人们就基本上接受了颜色认知有普遍性的结论。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语言对颜色认知的影响。大量研究表明，言语命名与知觉及记忆相关联，颜色词影响人对颜色的知觉和记忆。对同一类颜色，说不同语言的人，在相同的知觉和记忆任务上显示出重要差异，颜色类别认知显示出与语言类别同构的倾向。Ozgen和Davies(2002)还证明，颜色分类可以通过学习而获得，即使是任意的颜色分类。他们要求被试学会以某一颜色区的中间为边界把该颜色分为两类，经过3天训练，被试能学会新的分类。同样，被试也可以学会区分不同的亮度。当然，这并不是说颜色分类是后天习得的，不受任何限制，但语言的指引的确可以使人更多地注意分类的边界。这些结果表明，知觉和记忆颜色的方式同颜色词有关。

Soja(1994)认为，尽管在不同民族的语言中颜色词的数目有差异，但颜色分类是人类共有 的认知能力。颜色并非为物体本身所固有，而是人类视觉器官与外界事物相互作用的结果。 由于人类的视觉器官和生存环境大体上一致，因而不同语言中表示颜色基本类别的词有一致性。这些研究成果支持颜色认知是人类普遍的、固有能力的观点。与此同时，颜色词和颜色认知关系的折中的观点也开始流行。折中的观点认为，颜色认知包含物理、知觉和文化成分，颜色认知既是生物事件，也是文化事件(Schirillo & Wake,2001)。

在我国纳西族语言中，虽然已经存在“绿”与“蓝”的区别性概念，但在语言运用中，“绿”与“蓝”混用的现象十分普遍，区分不明显(白庚胜，2001)。如“蓝天”在纳西语中称为“木含”， 意思为“绿天”，而不称为“木波”，即“蓝天”。不仅“蓝”与“绿”'混用，“青色”、“碧色” 与“蓝色”更是同指一色，难以区分，造成“绿色”与“青色”、“蓝色”混用， 如“青天”与“蓝天”相同，故而“青天”以“绿天”称之，“青山”以“绿山”称之，“清水”以“绿水”称之。这种不加区分和混用的现象造成“绿”与“蓝”在纳西族基本颜色词的语义空间中的距离很近(张启睿，和秀梅，张积家，2007)。

按照语言关联性假设，纳西族人的颜色知觉也会受到颜色词的影响。为此，设计了3个实验来考察这一问题。如果知觉分类是处在前语言水平，颜色词就不应影响颜色知觉；如果语言关联性假设是正确的，纳西族同胞的颜色知觉就会受语言影响。具体说，汉族和纳西族同胞对“蓝”和“绿”的知觉就应表现出不同：汉族讲话者对“蓝”与“绿”的知觉应表现出边界效应，纳西族语讲话者对“蓝”与“绿”的知觉则应没有边界效应，或者边界效应不明显，与汉语讲话者有明显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