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现代美术活动的特定格局中，潘玉良是一位颇为奇特的人物。所谓奇特指她身为女性凭卑微的出身和近乎文盲的知识准备，有意无意地闯进20世纪上半叶中国美术神圣的领地。她以近10年(19191928)国内国外刻苦求学的履历，以独具的天资、强烈的自我拯救意识和充沛的艺术激情，跻身于原本不属于她的这一时期中国美术的前沿地带，成为中国现代美术开风气之先的几位先行者之一。从她1928年回国后频频举办展览且展览在国内引起的强烈反响看，从她在当时几所美术高等院校的任教职、挑大梁看，从她作为艺苑绘画研究所、中国美术会、默社、中华美术协会诸社团的成员参与这一时期美术运动的倡导看，从1929和1937年两届全国美展上她作品的引人注目看，她显然是当时中国美术界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更值得注意的是，她还是那几位先行者中极罕有的女性。由李朴园、李树化、梁得所、杨人、郑君里合著的《近代中国艺术发展史》(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版)，将她列入14名中国现代画家之一，且是入选的女性画家。在基本由男性美术家构成的早期中国现代美术活动的先行者群体中，潘玉良是跻身于其间的极罕有的女性，卑微的身世来历、女性的身份方式使她在这群人中格外突兀，显得另类。从她1920年入读上海美专到她1937年的再度出国，这段时间她自觉不自觉地徘徊于中国现代美术舞台的中心与边缘的位置上，她的走红和落寞似乎相伴相生，显示了某种不大均匀的起伏。这种情形可能与她的女性身份有关。对她这段历程作细致考察，可以看出女性参与中国现代美术构建过程中的处境情形，别有意思。

董松的《潘玉良艺术年谱》(以下简称《年谱》)恰好为我们的考察提供了某种可能性。《年谱》以开阔的视野，客观严谨的体例，网罗各方的翔实的史料，梳爬潘玉良70多年的艺术人生，钩沉鲜为人知的历史片段，浮现复杂纠缠的人际景观。以潘玉良为叙述中心，以那个时期中国现代美术活动为背景线索，穿针引线，拉开的，不仅是一部细节肌理丰富的潘玉良的个人艺术史，更是一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美术的成长史。个体的女性的潘玉良与集体性的中国现代美术演进活动之间又构成某种颇为耐人寻味的关系。较之前几种潘玉良年表，《年谱》自觉地将潘玉良置于两条主要线索中，一是中国政治社会演变线索，一是中国现代美术发生、发展的线索。潘玉良的成长历程与整个社会文化变革相嵌合。一方面，她生逢其时，在中国现代美术起步的1920年，作为及时批女生入读上海美专，之后又赴欧留学。1928年前后与徐悲鸿、林风眠等一批学成归国者一起，在中国美术高等院校，在现代美术创作领域，引领风骚。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曾经沦落的地位卑微的女子，她实际上屡遭挫折和打击。她试图以美术之名走出旧身份的困境，却发现那是她如形影相随的、永远无法消弭的烙印。在事业上，作为的女性美术家，她实际上无法与她同样的男性同行平起平坐。在家庭中，作为妾，她永远是个尴尬的角色。她最终的再度选择出国，未尝不是再次的自我放逐，就像1921年7月她被上海美专劝退后旋即投考中法大学、奔赴法国一样。《年谱》以大量的细节性史料，未必有意却是客观而多侧面地展现20、30年代跻身于中国现代美术界的潘玉良的实际处境和命运际遇。作者从小处入手，由大处着眼，内外照应，相得益彰。许多细节可供前后对比，充满言外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