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上相南征策众材，

军容十万转风雷。

书生却进安民策，

盗弄潢池事可哀！

这是我国近代一位伟大的人物曾国藩送别唐镜海先生时作的诗，其实不啻为他自己的写照，唐镜海哪有这样的功业呢？说起曾国藩来，一般人总要联想到太平天国的天王洪秀全。洪秀全承袭天地会的余绪，启发民族革命的伟业，为社会主义做先导，当然不能算“盗弄潢池”，但是清朝人都称他作“长毛贼”。而十五年的天国，居然被一个书生打平了，这不是很可哀的事吗？清末民初的革命党人，继洪、杨而倡排满运动，建民国而复皇汉声威，不免就要唾骂曾文正公了。章炳麟是当时激烈派的代表，他曾经说过：“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要其天资，亟功名善变人也。始在翰林，艳举声律书法以歆诸弟，稍游诸公名卿间，而慕声誉，沾沾以文词蔽道真。金陵之举，功成于历试，亦有群率张其羽翮，非深根宁极，举而措之为事业也。所志不过封彻侯，图紫光。既振旅，始为王而农行遗书，可谓知悔过矣。其功实方诸唐世王铎、郑畋之伦。世传曾国藩生时，其大父梦蛟龙绕柱，故终身癣疥如蛇附，其征也。凡有成勋长誉者，流俗必传之神怪。庸人谓郑畋之生，妊于死母，其夸诬盖相似。死三十年，其家人犹曰：‘吾祖民贼。’悲夫，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见《检论》杂志)。以民族罪人加诸曾国藩而托之于其子孙之口，真是他的“魂魄独有余羞”吗？可是章炳麟又以英雄许之，说：“曾、左之伦，起儒衣韦带间，驱乡里服耒之民，以破强敌。宗棠又能将率南旅，西封天山，置其叛逆，则上度皇甫规嵩，下不失为王铎、郑畋，命以英雄诚不虚。”(《检论对二宋》)更推论他的为人治迹，说道：“湘军之夷洪氏，名言非正也。洪氏以夏人挞建夷，不修德政，而暴戮是闻，又横张神教，以轶干之。曾国藩、左宗棠之起，其始不过卫保乡邑，非敢赞清也。当是时，骆秉章、向荣独知名义……湘人虽蔑易秉章，又甚恶向荣为人，卒不能干正义。故其檄书不称讨叛，独以异教愆礼数之。洪氏已弊，不乘方伯四岳之威，以除孱虏，而流大汉之弟，是以没世不免恶名。然其行事，犹足以惬人心者，盖亦多矣。……曾、左知失民不可与共危难，又自以拔起田舍，始出治戎，即数为长吏牵掣，是以所至延进耆秀，与共地治，而杀官司之威。民之得伸，自曾、左始也。……终身衣不过大?，食不过一肉，时时与人围棋宴游，或具酒肴，杂以茶，言谈时及载籍，文辞恢啁间之，其山泽之仪不替也。故其下吏化之，不至于奸。初政十年，吏道为清矣。……夫此诸将帅者，倨让不同，宽猛亦从其性也，而皆体任自然，不好苛礼，不扰四民，不徇污吏，不畏强死。群校所推，以曾、左为其主。虽上未齿王导、谢安之流，诚令监视一国，辅以知远，而轨以法程，亦可以垂统矣！”(《检论近思》)可见就是怪僻的章炳麟除民族大义一点外，也不能不佩服曾文正公，“行事足惬人心”，共治伸张民权，“体任自然”，“吏道为清”。是一个“可以垂统”的人物哩！要说他“不乘方伯四岳之威，以除孱虏，而流大汉之弟”，就是他“没世不免恶名”的原因，那更有点冤枉！章先生既知道他“不敢赞清”，而以“异教愆礼”数洪、杨，足征国藩是为文化而战争，为宗教而战争，自不能以民族大义责之！据传说：彭玉麟始终不愿做清朝的官，即有羞事异族之义，并曾劝国藩自主东南，英人戈登也劝过李鸿章，他们为什么都不敢做呢？我们试一看左宗棠的性格，那样豪迈不羁，他曾见过洪秀全，劝以仍用孔孟学说，秀全不听。后来他立功边徼，气凌朝右，尚不免懔殿陛之森严，以天威为可畏，就可以知道在几千年君主专制政体下，一般人的忠君思想是如何牢不可破了。曾国藩又怎能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轻举妄动呢？后来剿捻军、办教案二事，均为盛名所累，不得国人谅解。一转眼间，钟铭世勋，圣相威严，却变为谤议纷纷，举国欲杀，可见旧社会的潜势力之大。如果他做些狐埋狐的勾当，难道就能成功吗？事后论人，自己不免忘掉时代环境了！他们在实际上确把满人的政权转移于汉人，无形中又增加了会党的势力，替民族革命隐隐做下驱艰除难的工作，就在这一点来讲，也算功可补过吧！况且他们的眼光，已着重在全世界上，帝国主义者乘方张之势，压迫欺凌我们，汉满的畛域，究竟是可有可无的，为整个中华民族谋出路，计划出一种复兴的方案，守旧维新，安内攘外，虽然没有达到救国救世的目的，毕竟是个不世出的哲人，值得我们称赞啊！

梁任公以史学家的眼光，批评曾国藩说：“曾文正公，近日排满家所最唾骂者也。而吾则愈更事而愈崇拜其人。吾以为使曾文正公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彼惟以天性之极纯厚也，故虽行破坏焉可也；惟以修行之极谨严也，故虽用权变焉可也。彼其事业之成，有所以自养者在也，彼其能率厉群贤，以共图事业之成，有所以字于人且善导人者在也。吾党欲澄清天下则已，苟有此志，则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见《饮冰室文集论私德》)又说：“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中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轶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最称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卓绝艰苦，如斯而已，如斯而已！”(《曾文正公嘉言钞序》)这把曾国藩“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而为“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的由来说得很明白，见解非常平允，可谓曾文正公一个知己。但梁先生还不晓得曾文正公之所以伟大，因为他是中国文化的产物。曾公同时之新学家容闳，及今人郭斌氏对于此点颇有所见。容氏说：“曾文正公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人物，同辈莫不奉为泰山北斗。其才大而谦，气宏而凝，可谓之真君子，而为清代及时流人物，亦旧教育中之特产人物。”(见《西学东渐记》)郭氏说：“我国过去被教育目的，不在养成狭隘之专门人才，而在养成有高尚品格多方发展之完人。求之西方，以英国牛津、剑桥两大学之教育理想，与此为最近似。曾文正公即我国旧有教育理想与制度下所产生最良之果之一。故能才德俱备、文武兼资。有宗教家之信仰，而无其迷妄；有道德家之笃实，而无其迂腐；有艺术家之文采，而无其浮华；有哲学家之深思，而无其凿空；有科学家之条理，而无其支离；有政治家之手腕，而无其权诈；有军事家之韬略，而无其残忍。西洋历史上之人物中，造诣偏至者固甚多，然求一平均发展，道德、文章、事功三者之成就与文正相比者，实不数数觏。而文正之在中国，则虽极伟大，要不过为中国正统人物中之一人。呜呼！斯真中国教育之特色，中国文化之特色也。”(见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七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曾文正公与中国文化》一文)容、郭二氏均以曾国藩的“道德、文章、事功三者之成就”为我国教育文化之特色，较之梁先生的评论深刻多了。然而他们仍未能说明我国的教育理想，就是“内圣外王”“明体达用”的经世之学，曾国藩所谓“经世一礼”也。不错，礼学是孔子的教人之道，也是中国文化的正统，但如曾国藩其人者，在中国历史上，依然“不数数觏”，非仅其中之一人而已。为什么呢？因孔子没后，二千年来，《春秋》经世之义甚少解人，有成就的更不用说了。考据、词章、义理三种学问的发展，致陷人于“狭隘之专门人才”一途，如荀子所讥为俗儒陋儒者。故曾国藩对他们均有所菲薄，而欲以深与博之功力。兼综三者之长，以恢复固有文化的特色。其成就之恢弘，远非一般号称“正统人物”者所能相比。倘不了解这种境界，则曾国藩岂不变成一个万能的天神了吗？

“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昔人之所以咏张江陵者，亦可以此诗来论定曾国藩。当时他的朋僚歌功诵德的话，我们不需一一征引，只看一个朋友而兼“政敌”的左宗棠，对他如何论定吧！宗棠寄其子孝威书云：“念曾侯之丧，吾甚悲之，不但时局可虑，且交游情谊，亦难恝然也。挽联云：‘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盖亦道实语。见何小宋()代恳恩恤一疏，于侯心事，颇道得着，阐发不遗余力，知刚亦能言父实际，可谓无忝矣。君臣友朋之间，居心宜直，用情宜厚，后前彼此争论，每拜疏后，即录稿咨送，可谓去陵谷，绝无城府。至兹感伤不暇之时，乃复负气耶。‘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语亦久见章奏，非始毁今誉。儿当知吾心也。吾与侯有争者国事兵略，非争权竞势比。同时纤儒，妄生揣疑之词，何直一哂耶。”曾国藩对左宗棠始终有扬揄，无贬词，甚至说：“横览七十二州，更无才出其右者。”宗棠之进用，由国藩所荐，乃二人性情不同，“有争者国事兵略”，不是私人的权力之争，故皆能持大体。以“撰语自夸，务压二公”(指曾、胡)的左宗棠，早写“曾侯觥觥，当世所宗，公与上下，如云如龙”(《祭胡文忠公文》)之言，又不仅俟盖棺以后始云“自愧不如元辅”了。即此可知曾国藩为一代冠冕，绝不是偶然的。

曾国藩的事业之成就，由学而来，无关乎命运，今昔人的议论都是一致的。就是撰《湘军志》的王运，对曾公时露不满之意，也说：“湘军兵威之盛，岂天数耶？一二人谋力之所致也。”国藩自己也说过：“山县寒儒守一经，出山姓氏各芳馨。要令天下销兵气，争说湘中聚德星。旧雨三年精化碧，孤灯五夜眼常青。书生自有平成量，地脉何曾独效灵？”(《次韵何廉太守感怀述事诗》)这是老实话，至于他在《金陵军营官军昭忠祠记》里说：“时未可为，虽圣哲亦终无成；时可为，则事半而功倍也；皆天也。”所谓“天”“时”是指太平军初起“代兴迭盛，横行一时”的朝气；或指将衰“权分势散，广封竖”的暮气。其家书亦尝当功于天，乃谦让不矜之意，万不可体会有失。最有趣味的是他告诉门人俞樾的话说：“李少荃(鸿章)拼命做官，俞荫甫(樾)拼命著书，吾皆不为也。”(见《春在堂随笔》)究竟他拼命干些什么事呢？岂仅“上相南征策众材，军容十万转见雷”吗？也不是的。假如读者要知道这位“书生自有平成量”的“圣相”是如何造成的。请让我把他的生平一一仔细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