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时章绪论

天下只有平庸的人，才既不会挨骂，也不会受到赞誉。如果全天下的人都骂一个人，那他可以说是超乎寻常的奸雄；如果全天下的人都赞美一个人，那他一定是超乎寻常的豪杰。然而，这些所谓的“天下人”，通常自己就是普通人，千百个人里面也找不出一个非常出色的人，用这些普通人来评论那些超乎寻常的人，这是可信的吗？所以誉满天下的人，未必不是趋炎附势、见风使舵的伪君子；谤满天下的人，未必不是伟人。常言道：盖棺论定。我见过有盖棺后数十年、数百年，却仍未有定论的例子。说好的仍在说好，说坏的仍在说坏，让后人无所适从。比如说有这么一个人，赞扬他的人不计其数，诋毁他的人也是不计其数；夸他的人把他捧到极点，骂他的人也把他贬低到极点；他今日所受到的诋毁恰好可以抵消从前得到的赞誉，他所得到的赞誉也恰好补偿了从前所受到的诋毁。像这样的一个人，该怎么评价呢？回答是：可以说他是个非凡的人。这个人是非常的奸雄还是非常的豪杰先不说，单是他处的位置与层次，就不是普通庸人的眼光所能洞察的，也不是普通庸人的嘴所能信口胡说的。只有理解了我这话的意思的人，才可以读懂我这本《李鸿章传》。

我敬佩李鸿章的才干，我惋惜李鸿章的见识不够，我同情李鸿章的遭遇。李鸿章出访欧洲，在德国会见了德国前首相俾斯麦，礼貌地问道：“如果一个做大臣的人，想要尽力给国家做些事情，但朝廷上所有人的意见都与他不合，却联合起来给他制造障碍，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要实现自己的志愿，该怎么办呢？”俾斯麦回答：“最重要的是得到皇帝的支持，有了他的支持就能独揽大权，那还有什么事办不了呢？”李鸿章说：“比如现在这个大臣，他的君主无论谁的话都听，君主身边那些近臣、侍从，经常狐假虎威，借君主的名义干涉大局。面对这种情况，这个大臣该怎么办呢？”俾斯麦想了很久才说：“一个当大臣的，假如以赤诚之心替国事操劳，估计没有不被君主体谅的，唯独在妇人女子手底下做事，就不好说了。”(这些话是从西方报纸翻译过来的，普通华语报纸如《星轺日记》所登载的内容，因为有所忌讳而不敢全译)李鸿章听了这话沉默不语。唉！每次我看到这段对话，就知道李鸿章心里的郁闷、牢骚和忧愁，不是寻常旁观者所能理解的。我之所以批评他，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之所以理解他，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自李鸿章扬名世界以来，五大洲各国的各界人士，几乎只知道有李鸿章，而不知道有中国。一句话，这是因为李鸿章已经成为中国的代表人物了。这种以外国人的身份评论中国之事的做法，必然不能了解事情真相，原因不必多说，但李鸿章却称得上是中国近四十年历史中及时关键人物。凡是读过中国近代史的人，自然不能不提到李鸿章，而读《李鸿章传》的人，也必须要拿本中国近代史作参考，这已经成为共识了。因此说，我现在做的这本书，换个名字叫做“同光以来大事记”也未尝不可。

不仅如此，一个国家当今的社会现象，必定与这个国家此前的历史相呼应，所以此前历史是当下社会现象的原因，而当下社会现象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既然李鸿章和今日中国的关系如此之深，那么想要评论李鸿章，就一定要目光如炬，深刻地洞察中国几千年来政权变化更迭的大趋势、民族灭亡与兴盛的潮流，以及现在中国外交的内幕隐情。只有这样，才能了解李鸿章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地位。孟子说过“知人论世”，社会大事本来就不容易说明白，更何况人，是那么容易了解的吗？

现在中国的庸俗评论家，常常将平叛太平天国起义、捻军叛乱作为李鸿章的功劳，以数次的议和谈判作为李鸿章的罪过。但我认为，这样的功罪评价都不很恰当。从前俾斯麦还曾对李鸿章说过：“我们欧洲人把抵御外侮当成功劳和荣耀，但只为了一家的利益，就让同胞自相残杀，我们欧洲人认为这不值得骄傲。”而李鸿章平定太平天国叛乱、平定捻军叛乱的功绩，是兄弟骨肉相残的行为，如果哥哥打弟弟也能算作功劳，那么天下的兄弟都会因此而感到恐惧。如果我们的国人常因为国耻而愤怒，痛恨和议，而将怨恨全部转移到李鸿章一人身上，尽管事出有因，然而换位思考一下，在一八九五年二、三月，一九○○年八、九月，假如把批评的人放在李鸿章的位置上，那么他所采取的措施、办法，当真就能比李鸿章强吗？我以为并非如此，不过是一群旁观者为了图口舌之快而已。所以，我对李鸿章的功过评价，正是和这些说法有所区别的。

现在李鸿章已经死了。外国的评论者，都认为他是人。有的人说：“李鸿章之死，必然会让中国今后的局势发生很大的变动。”李鸿章到底是否足以称得上是人，我不得而知，但重要是现在那些五十岁以上的人，三四品以上的官员，却没有一人可以望李鸿章之项背，这是我敢于断言的。李鸿章的死，会不会影响到中国全局，我也不得而知，但重要的是，现在这个政府失去了李鸿章，就如同老虎失去了伥，瞎子失去了向导，前途危险，麻烦事越来越多，这也是我敢断言的。我倒真心希望外国人的说法不是真的。要是真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我们这么大的一个中国，居然要靠李鸿章一个人来支撑，中国还有救吗？

西方哲学中有句名言：时势造就英雄，英雄也造就时势。像李鸿章这样一个人，我不能说他不是英雄。然而，他只是时势所造就的英雄，却不是造就时势的英雄。时势所造就的英雄，都是寻常英雄。天下这么大，历史这么久，什么时候没有时势呢？所以读一部二十四史，像李鸿章这样的英雄，简直可以说是车载斗量。但是那些能造就时势的英雄，千年也难得一遇。这就是中国历史之所以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终不能大放异彩、震撼世界的原因。我在写这本书时，这种感觉一直萦绕心头。

历史学家评论霍光，惋惜他“不学无术”。我认为李鸿章之所以不能被称作非常之英雄，也是因为这四个字。李鸿章不了解国民的原理，不知晓世界发展的趋势，不知道政治的本原，处在十九世纪这个竞争进化的时代里，却希望用小修小补的方法来挽救国家、谋求发展，苟且偷安。却不扩充国民的实力，将中国发展成世界上远近闻名的富强国家，而只是学习西方的一点皮毛，不求了解西方强大的根源，就自满自足起来，凭借着一点小聪明，想要和世界上的著名大政治家相抗衡，出让大的利益，却去争夺一些蝇头小利。如果不是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怎能弥补得了这些问题呢？孟子曾说：“在长辈面前用餐时大吃大喝，却还讲究不用牙咬断肉干这样的小礼节，这是不识大体，不分轻重。”(原文：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是之谓不知务)这话说得很有道理。李鸿章晚年的种种失败，都是这个原因。尽管这样，也不必过分责难李鸿章吧？他毕竟不是个能造就时势的英雄。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难免被这个社会数千年所形成的思想、习俗、观念所羁绊，而不能自拔。李鸿章没有出生在欧洲而出生在中国，没有出生在今天这个时代而生于几十年之前，无论是他同时代的人还是他的前人，没有一个能造时势的英雄可以引导他、辅佐他，同时代、同环境的人物已经是这个样子，停留在那个水平上，自然不能把责任都归在李鸿章头上。况且在那样的境遇下，李鸿章的一些志愿不能全部得以施行、实现。所以我说：我敬重李鸿章的才干，惋惜李鸿章的见识之不足，同情李鸿章的遭遇。但是以后有能沿袭李鸿章的旧路而成就大事的人吗？那时时势已经变了，他之所以成为英雄的原因也变了，千万别把我替李鸿章脱责的理由拿来宽恕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