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日子(原文标题为《死亡之艺术》)

1

当奥威尔冒着生命危险完成《一九八四》时，他也对未来存有不切实际的希望。1948年10月，他迟疑不决地告诉朱利安 西蒙斯：“我也许可以去国外，但行程可能要我的命，所以住进一间疗养院可能是好的选择。”几天后，在给理查德 里斯写信时，他终于承认他在朱拉岛住不明智：“今后每年冬天我必须住在容易找到医生的地方——至于在哪里还不知道，但可能是像布赖顿①[1]这种地方。”他甚至想过“在更合适时，我们可能安排每年冬天去西西里岛住”。他所患的消耗性疾病不详的发展——体重下降，变得憔悴，发高烧，夜里盗汗，气短气喘，胸口疼，咳得厉害，时常伤风和咯血——让他不得不于1949年1月离开朱拉岛(参见附录3)。

奥威尔决定不回海尔麦尔兹，在那里接受的痛苦的气胸疗法未能治好他的病。与格温 奥肖内西和布鲁斯 迪克商量后，他先是选择了诺威奇附近的一家疗养院。在院方未能让他及时入院时，他于1949年1月6日进了克兰汉姆的科茨沃尔德疗养院，那里海拔900英尺，离格洛斯特5英里。迪克医生谨慎地告诉戴维 阿斯特：“我希望这个可怜的人能好起来。现在显而易见的是，他今后需要在疗养院环境下最小心地生活。我认为回到朱拉岛的梦必须醒醒了。”

在克兰汉姆，奥威尔主要过着户外生活，住在一间简陋的木屋里，那是老式肺结核疗法的遗留(但无效果)，即休息、合适饮食、日照和新鲜空气。在一本文学笔记中，奥威尔显然满意那里的环境，他记述了其布置：

我住在一间所谓的小屋中，是一排相接的木屋中的一间。玻璃门，每间小屋的面积是15x12英尺。有热水管，一个洗脸盆，除了常见的床头柜，还有一件五斗橱和衣柜。外面有个玻璃顶走廊，全是手端进来的——没有那种手推车难听的格格声，那种声音在医院里总是不绝于耳。也没多少收音机的噪音——病人全发了耳机。

奥威尔曾告诉康诺利他觉得自己的病“有意思”，在克兰汉姆时，他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不可阻挡地日益变差。在肺结核病体中，肺部因为被感染组织细菌的繁殖而受损。细菌攻击并破坏身体组织时，会形成小圆球或称结核，里面含有细菌和白细胞。细菌引起肺部组织机能障碍，痰里也有了细菌。这种消耗性疾病缓慢地从结核病机能障碍、组织坏死和形成空洞发展到侵蚀血管和肺部出血，如果出血量大，甚至会引起病人因为自己的血窒息而死。

在《魔山》中，托马斯 曼描述了这种病理发展及其经常导致死亡的特点，这种发展即“形成小核，出现可溶性毒素及其对系统的催眠效果；组织坏死，还有能否通过白垩状石化作用阻止这种病并通过纤维化将其治愈的问题，要么(更可能出现)它会不会扩展到整片区域，造成更大空洞并破坏该器官的问题”。就像阿尔贝 加缪——他也患了同种疾病，在1949年接受了同样的注射链霉素和对氨基水杨酸的疗程——奥威尔一直与身体疼痛做斗争并知道来日无多。跟加缪一样，他觉得“没几个人在想到他们的疾病时带着像我感到的那么恐怖??我对死的感觉是熟悉的”。

尽管克兰汉姆难以到达，特别是那时很少人有汽车，但比起海尔麦尔兹，那里离伦敦近得多，有几个朋友和熟人得以拜访他。经济历史学家R.H.托尼去看望过他，他家就在克兰汉姆附近，他也跟理查德 里斯是朋友。奥威尔说托尼是“工党运动中少数几个既令人尊重，本人又让人喜欢的要人之一”，并难得地送了他一本《一九八四》。《旗帜晚报》的编辑查尔斯 柯伦称尽管奥威尔肺部情况很糟糕，但仍在抽“可怕的烟卷”，而且仍热衷于讨论大事。在《一九八四》中，他关心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度里如何坚持人道主义价值观，在此国度内，宗教信仰被对一个无所不能的领导人的崇拜所取代。“世界上的问题是，”他告诉柯伦，“如果人们已不再信仰上帝，我们能否让他们彼此以礼相待？”

别的来访者也写下了他们对疗养院状况和对奥威尔的担心。他的外甥女简 戴金“非常震惊，真的是。那里似乎很闷、杂乱不堪，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通风好，令人鼓舞”。在沃伯格看来，“它看上去似乎有点像是个位于北极的集中营，而不是一个治愈肺结核病的地方。”马尔科姆 马格里奇在奥威尔在世的一年里经常去看望他，2月中旬时和安东尼 鲍威尔一起来看望过他，“发现奥威尔上午身体很好，还是那个值得信任的、可爱的自我主义者。他看上去很瘦，他说他大概从此每年冬天都要在疗养院度过??(他)居然能从床下拿出一瓶朗姆酒，我们一起喝了它。我觉得他兴致很高，但他说不得不接受的治疗有点疼”。①[2]两个月后来看望他的沃伯格却认为其状况“令人震惊”，认为康复机会只有一半。由于担心他的作家性命有虞，沃伯格加快了此书的出版，奥威尔在疗养院看了校样。

奥威尔的信件并未透露多少情况，到，当他病得很厉害也很虚弱时，那些信件变得很拖沓。可是因为它们以简单的用词记录了将至的死亡，读来十分感人。杰辛莎 巴迪克姆以前从未回复过他在缅甸的寂寞中写的信，较晚才知道她的儿时朋友已是一位著名作家。她给他写过信(但未去疗养院看望过他)。在回信中，他悲伤地回顾了延续了很长时间的病：“我一直患有这种令人沮丧的病(肺结核)，1947年秋天以来病得很厉害，可是当然我一辈子都没能摆脱它。实际上，我想在我很小时它就首次发作过??我现在只能阅读和玩填词游戏。”

他开始了注射链霉素的第二个疗程，但首次注射就引起了很严重的后果，以致他不得不放弃这种可能挽救他生命的一种药物。他从来不是个爱抱怨的人，总说他被照顾得很好。但那里的医疗检查跟食物和居住条件同样不足，医生似乎并不出色，对他的病只是敷衍治疗。他住进三周后，连主治医生的面还没见过，而那位医生的助手从来连听诊器也不用，只是每天早晨来查房，问问他感觉怎么样，然后很快就继续查别的房。他的状况未能稳步变好，到3月底，他大量吐起血来。到5月，他“病得极重”，令沃伯格担忧的是他承认道：“我发烧发得没力气去透视室坐在屏幕前。拍完照片后，我的担心没多少疑问，它会显示两侧肺都恶化得很厉害。”

奥威尔对理查德仍极为关心，那是他坚持活下去的最重要的理由之一。阿芙利尔在朱拉岛上照看他，比尔 邓恩负责农场，如果奥威尔去世，她就是理查德的监护人。他自豪地告诉杰辛莎当时已将近五岁的理查德尽管“还不会写字，讲话也很迟，但是像我以前一样很喜欢钓鱼，也喜欢在农场上干活，能帮很多忙，对机械很感兴趣”。理查德在克兰汉姆附近待过一个月，并在1950年1月被一次从朱拉岛带来看望了奥威尔。但不得不让他与奥威尔保持一臂距离，奥威尔不能搂抱他，他一直问奥威尔：“你伤着哪儿了？”莱蒂斯 库珀记得奥威尔具有传染性，自然“很害怕让理查德靠近他，他会伸手把他推开——而乔治做得很生硬，因为其举动中本来就有生硬特点。他也不让那个孩子坐在他膝上”。理查德还太年幼，自然不能理解奥威尔的行为，当时的他一直不知道他父亲有多么爱他。

2

1949年4月前后，奥威尔爱过并信任的西莉娅 佩吉来看望了他，此次看望具有重要意义。他们坐在那间非常潮湿的小木屋外吃了味道很差的罐头豌豆，奥威尔似乎病得很重。西莉娅当时在情报研究处工作，该部门是工党政府外交部于1948年成立的，其目的是：“设法对抗共产主义宣传，那种宣传当时是全球性的，也是一场旨在削弱西方力量及影响的运动。”

当西莉娅询问可以找谁为她工作的机构写稿时，奥威尔建议找弗兰茨 博克努和格莱布 斯特鲁夫(一位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教书的俄罗斯学者)。他也提出给她一份名单，上面包括演员、“记者和作家，在我看来，他们是共产党的秘密支持者、同路人或倾向如此，不应被委以宣传之任”(黑体是作者为了强调)。这些人的亲共产党倾向广为人知，不会因此失业或在任何意义上受到损害。很简单，只是他们不会被邀请为英国政府写作反苏宣传材料。

奥威尔在其笔记本中记了很多名字，他给了西莉娅三十五个并解释道：“列得不是很好，我想也告诉不了你的朋友们任何他们不知道的东西。”他觉得列出那些在政治上不的人可以防止他们“钻到重要的宣传岗位上，他们在那里(会)给我们造成许多损失”。查理 卓别林、迈克尔 雷德格雷夫和奥尔逊 威尔斯被提到，但未加评语。一些名字后还有讽刺性评语：南希 丘纳德——愚蠢、有钱；路易斯 昂特迈耶——非常愚蠢；肖恩 奥凯西——很傻；保罗 罗伯逊——非常反白人；约翰 斯坦贝克——欺世作家，假天真；萧伯纳——在所有主要问题上都是个的亲俄者；金斯利 马丁(他在《新政治家》杂志社的旧敌)——蜕化的自由派，很不诚实。

奥威尔所拟名单最近被公布，并引起了对他的指责，称他出卖朋友及其社会主义原则，扮演了“老大哥”的角色。但如果在1949年背景下看待这份名单，他的行为就似乎必要，甚至值得赞扬。重要的是要记住，尽管奥威尔不喜欢共产主义(《一九八四》部分说来是对俄罗斯极权主义的抨击)，他坚决支持公民权利，曾抗议清理英国公务员中的共产党员。他在1948年3月给乔治 伍德考克写了封语气强烈的信，其中写道：“保卫自由委员会有否对这种针对共产党员的禁令亮明态度？??政府似乎要做的令人有些不安，而整个现象在我看来，似乎是民主前景瓦解的一部分。”

奥威尔仍对俄国人在卡廷、斯塔罗别尔斯克及其他战俘营屠杀1.5万名波兰人一事感到愤怒，也对英国政府试图掩盖此事和未能找到一个英国出版社出版约瑟夫 查普斯基记录这几次大屠杀的《纪念斯塔罗别尔斯克》(1945)一书感到愤怒。1949年春天，当冷战升级，铁幕两边对抗加剧时，柏林被俄罗斯封锁，西方进行了大规模空投以维持他们在该市所占区域(西柏林)的生活。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几起轰动一时的间谍案中，艾伦 纳恩 梅和克劳斯 福斯被抓获向苏联出卖核秘密。俄罗斯1949年首次爆炸了自己的原子弹，奥威尔较大的担心变成了现实。那年4月，北约成立，1949年5月，中国共产党把国民党赶出中国大陆并取得了长期内战的胜利。大洋国、欧亚国和东亚国开始形成。

研究苏联的专家罗伯特 康奎斯特最近写道：“因此所有指责加起来，只不过说他给了自己国家政府某一机关自己对西方知识界一些成员对一个专制国家(该国家敌视奥威尔自己国家的政府及其原则)之态度的意见，这些意见未必正确，但是真实。”①[3]这样做，长期反对共产主义的奥威尔履行了爱国义务。他名单上列出的人不会出卖核秘密，不会危及西方安全，当然反过来也不适合撰写亲英宣传材料。如他于1949年6月在朱拉岛上为澄清《一九八四》中的观点时写道：“我相信极权主义观念在每个地方的知识分子脑子里都扎了根，我试图把这些观点按其逻辑关系总结出来。此书的背景地放在英国，目的是强调讲英语的人并非天生优于别人，如果不与其斗争，极权主义可能到处取得胜利。”

3

奥威尔在克兰汉姆时，索妮亚 布劳内尔再次进入他的生活。他们通过西里尔 康诺利相识，时间是40年代早期。在拒绝他1945年提出的求婚时，作为一种安慰性奖赏，她同意跟奥威尔发生性关系。但她的朋友简妮塔 伍利 帕拉德说索妮亚认为那“是件讨厌事。她怜惜他，所以对他‘笨拙的’求爱努力让了步??他很快跟她做了爱，根本没有表现出多少激情。‘他似乎高兴，’她说，‘可是我想他没意识到我没有从中得到什么快乐。’”但有几个朋友认为索妮亚——她把性事当作对她所受严格教养的逆反行为，也把它当作结识天才人物的一种手段——实际上并不喜欢性事，很少从中得到乐趣。

有冲劲、喜欢支配别人的索妮亚几乎每方面都与温柔谦让的爱琳相反。她出生于印度比哈尔邦的兰契，距奥威尔的出生地莫蒂哈里只有230英里。跟奥威尔一样，她也出身于英印家庭，她的父亲是怡和公司的货运人，在她出生后不久死于心脏病。1921年，她母亲嫁给了一个注册会计师，此人后来酗酒成性，最终破产。这家人1928年回到英国，布劳内尔太太在南肯辛顿开了座寄宿公寓。1931年后，她独力将3个孩子抚养成人。10到18岁之间，索妮亚在鲁汉普顿修道院(在伦敦南面)接受了严格教育。她背离了自己的殖民地背景和不幸福的家庭生活，很排斥天主教。每次在街上看到修女，都会厌恶地吐口水。

1936年，十几岁的索妮亚在瑞士学习法语以达到流利水平期间，在纽舍泰尔湖上划船时，经历了一次给她心理上留下创伤的事故。她乘的小划子翻了，她的同伴被淹，而她试着救他。他抓住她的手并把她往下拖，她挣脱后为了阻止他，把他的头在水里按了几秒钟。他没能露出水面时，她意识到他已失去知觉，但她没去救他，而是惊慌失措地游到了安全地方。她对那个男孩的死感到内疚，再加上因为脱离教会而产生的内疚感，给她的生活带来了痛苦。法国作家米歇尔 莱里斯(Michel Leiris)说在索妮亚身上，“无疑带着很深的痛苦”。

索妮亚十分美丽，脸盘圆润，肤色白里透红，“一头浓密的金发，眼睛漂亮，好看的鸭蛋脸，身段性感”——她因此得了个绰号“尤斯顿路上的维纳斯”，另外一个没那么好听的是“美臀布劳内尔”。艺术评论家阿德里安 斯托克斯(Adrain Stokes)介绍她进入尤斯顿路上居住的画家圈子。她当过裸体模特儿，一开始跟画家维克托 帕斯莫尔(Victor Pasmore)同居，然后跟当时与妻子分居的威廉 科德斯特里姆(William Coldstream)。1939年夏，科德斯特里姆为21岁的索妮亚画过一幅模糊的、如实表现的肖像，画中的她穿着圆领毛衣，嘴唇丰满，一只长得过大的手捧着脸。

在完成秘书培训课程后，索妮亚1941年在《新写作》杂志作为约翰 莱曼的助理工作了几个月。莱曼称赞了她的活力，还有她“敏锐、出色的智力和对了解文学界大小事情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她对修道院教育的反叛似乎为她那段时期的生活提供了一种用之不竭的高能燃料”。

战时她在运输部航运处当一名文书。通过科德斯特里姆，她认识了康诺利和斯彭德——他们当时是《地平线》杂志的两位编辑——并在1945年成为他们的编辑秘书。跟莱曼的看法一样，斯彭德也认为索妮亚热切地想成为伦敦和巴黎文学与知识分子生活中的一部分——乃至扮演一个主要角色：“她给人的印象是总在奋力超越自身，逃离其社会背景和她在其中受过教育的修道院，进入艺术家和‘天才’的享乐主义天堂，那些人会拯救她”——或者说被她所救。由于康诺利懒惰而且经常迟到，就由索妮亚管理《地平线》编辑部，她能干地与投稿者、印刷厂和控制纸张配给的政府官员周旋。康诺利对索妮亚有过非分之想，但被拒绝。他不喜欢她那种由她说了算的性格，在被拒绝后称她有同性恋倾向，还有不甚明了的报复男人的渴望。“我总认为索妮亚是我没察觉的对头，”他曾写道，“没察觉是因为不曾意识到她同性恋本能的力量??她给我带来的伤害多于好处，她与男性原则为敌，想得到她的怜悯，一定要卑躬屈膝才行。”一句影射的似乎是奥威尔。

索妮亚的几位好友同意康诺利的意见，即性事令她苦恼不已。黛安娜 威瑟伯说“她跟男人调情、约会，但在所有的表面下，我想她的确对他们有种抗拒感，那是根深蒂固的”。小说家戴维 普兰特(David Planter)提到索妮亚永远无法解决她的性问题：“既然她自己觉得性事不重要或者说从未真正重要过——或者说她对之总有恐惧感——但她想象这个世界重视性事，除非性得到满足，否则会患上性恐惧，她对此感到痛苦，无法忍受谁认为她有性恐惧。”诗人沃尔德马 汉森(Waldemar Hansen)说得更直白：“她并不滥交，她上床不是为了性——她是个‘操明星的’。”这么说在索妮亚眼里，调情和性事(如果必要)是让非常普通、并不出众的女人在艺术圈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的一种途径，也许是最有效的。

索妮亚的性格不同寻常地结合了令人愉快和讨厌两种特点。她工作勤勉、热心肠、有趣、大方——“好人一个”，也很喜欢宣扬她当下喜欢之事。在英语也能表达时，她却会做作地用法语，还对她一无所知的话题振振有词地与人辩论(甚至跟物理学家)，令人恼火不已。她说一不二，性格急躁，在文学上是个令人瞠目的假内行。跟索妮亚共同编辑了奥威尔作品的伊恩 安格斯(Ian Angus)称她“深负内疚、焦虑不安，让她有时不计后果，有自毁倾向。我想她的所有朋友在某一时，都因为她的无礼受过伤害”。

有位作家也描述了索妮亚的外貌、习气和性格。在巴黎见过她和情人莫里斯 梅洛—庞蒂的美国评论家莱昂内尔 艾贝尔(Lionel Abel)曾写道：“当她想确保她周围的人会认真听她说话时，会夸张地把一头浓密的金发猛地甩过肩，然后宣称：‘问题是??’这种做法屡试不爽。”在《盎格鲁—撒克逊态度》(Anglo-Saxon Attitude，1956)中，安格斯 威尔逊(Angus Wilson)以她为原型塑造了艾尔维拉 波特韦，她发表夸张的意见，长着“紧绷的嘴唇，她那双很是神经质的眼睛里有种紧张神色”。在讨论英国式道德说教时她曾慨叹：“那只不过是种英国客厅里玩的游戏，”她一边用手指绞着头发一边说，“很可怕的是它已经进入了我们的文学，摩根 福斯特和那些作家的东西里面全有。”杰拉德(杰拉德 米德尔顿)注意到她话里的内容越含糊，她就越加以强调。

1947年，索妮亚和梅洛—庞蒂(1908—1961)有了场对她而言最炽热的恋情，他“是她真正爱过的”。梅洛—庞蒂身材瘦削，肤色深，长相俊美，极有风度，娶了个外科医生，他是萨特的朋友，是个共产党的同路人、重要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和巴黎大学教授。他们于1949年再次见面时，他拒绝离开妻子并结束了这段恋情。极度不快乐的她伤心之余投向了奥威尔。

在《动物农场》中，奥威尔善意讽刺了索妮亚的虚荣、轻浮、自恋和自私自利的物质主义：“莫丽是为琼斯先生拉马车的母马，愚蠢然而漂亮，她慢条斯理、故作姿态地走进来，嘴里嚼着一块糖。她在前面占了个位置，开始抖动她的白鬃毛，希望别人注意到她将鬃毛束成辫子的红丝带??她用种种借口不干活跑到饮水池那边站着，愚蠢地盯视里面自己的倒影。”冬天将至时，莫丽叛逃到人类那里，他们用糖块和红丝带宠坏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