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出名要趁早 传奇年代 就算好的宝石，也需要琢磨，才会发出光辉来。

战争摧毁了张爱玲的幽幽少女梦。成绩单在战火中被烧毁，同时毁掉的还有她的“英格兰之梦”。她无法掌握命运的船，遥远的未来里，满眼荒凉清寂。

对于这件事，她只轻轻地说了一句话：“那一类的努力，即使有成就，也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罢？我应当有数。”

时代的大潮波涛汹涌，张爱玲深深地体味到命运的无力感，而那些灰冷的经历使她心底沉淀出无垠的冷静，让她的心能平稳地面对现世的动荡。

1942年春，张爱玲与炎樱搭上了回上海的轮船，回到这个阔别三年的地方。

对于上海，张爱玲打心底里有一种归属感。上海，系着她的命、她的魂。

这里的语言文化都是本民族的，而香港是一个各色文化的交汇之地，这里的人都像是过客，上海却是她心灵最安然的归处。

上海充满了文化气氛，处处流动着灵秀之气。而对于香港，张爱玲有着自己独特的印象。

“印象中的香港是阴郁闷湿犯冲，用中国人的眼光来看，简直是怪诞的，荒唐的，喜怒无常的”。言语中可以窥见，香港给予张爱玲的是陌生疏冷之感。不过，这里没有一切严苛的标准，人们可以得到极大的自由，个性被较大限度地释放。

拿女孩子的穿着打扮来说，尽可以随心所欲，可以是东方式的装束，也可以是纯西方式的；可以是现代的，也可以是复古的。女孩们的衣服形态各异，她们美得如梦如幻。张爱玲就是在这样宽松的环境里，开始了她的“奇装炫人”之路。

像她母亲一样，张爱玲是极怕束缚的，穿衣打扮也是如此。一身美丽的着装，加之他人眼光和偏好，便如同一种绑缚，这是张爱玲断然无法接受的。

在这里，张爱玲发现了穿衣的喜悦，并自己选料、设计，从色调、搭配到式样，她都精心投入，仿佛要把生命装扮得如衣服般华丽、绚烂，别具一格。

每一件衣服里，都藏着一个美丽的梦，给她的年华增添了绚丽的回忆。

张爱玲回到上海后，有一次弟弟子静来看她。那天，她穿了件布旗袍，大红色底子，款式像外国女人连衣裙式的旗袍，旗袍下梢只到膝盖，露出修长的腿。当时，这种时髦的新式衣服十分罕见，这种的特色符合张爱玲的个性，亦是她的人生。

子静惊讶极了，赶忙问姐姐哪来的时髦货。

张爱玲淡然一笑：“真是少见多怪，在香港这种衣服简直太普通了，我还嫌它不够特别呢！”

还有一次，张爱玲一位朋友的哥哥结婚，她前去道喜，穿了一套前清样式的绣花袄裤，满座宾客无不惊奇。此时，子静不禁感叹地说：“上海人全跟我一样少见多怪。”

张爱玲对于衣服的牵挂惦念，绝非一往情深一词能够概括。在她眼中，衣服永远不只是一块遮羞布，也不仅是取暖的工具，衣服体现着一个人的个性、生活的色彩和状态，以及对美的无限追求。衣服里蕴含着款款深意，还有一个华美的梦。

对衣服，张爱玲曾有过一句精辟概括：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言语，随身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

人活在各种各样的衣服里，以此来扮演不同的角色，演绎不同的故事。然而，当人生如戏般匆匆地走了几十年过场之后，你是否还能记得自己真实的模样。

关于这一点，张爱玲无疑是坦荡的，她用一世生命尽情演绎的正是那个真实的自己。

世人往往都为自己层层伪装，掩盖自己生命最真实的样子。不过，张爱玲偏偏剪裁灵魂，为自己织就生命华服。

张爱玲的奇异，不仅仅体现在她的生命中，更是惊艳了一个四十年代的旧上海，她释放了自己的个性，锁住了人们的目光。

上海漫画家文亭曾绘过“上海女作家三画像”，给苏青和潘柳黛的定义分别为“辑务繁忙的苏青”“弄蛇者潘柳黛”，而张爱玲则被称为“奇装炫人”。

张爱玲，轻松一跃，便能跳出人们想象的疆界。她穿西装，将自己打扮成一个十八世纪的少妇；穿旗袍，将自己打扮得像祖母或太祖母，年轻人的脸，古董的服装，两者相碰撞，却可以擦出意想不到的灵感“火花”。

对外貌穿着，张爱玲是极讲究的，她忘不了昔日花季里灰冷的朱红，颜色暗淡，沉甸甸地压着她的青春，刺破她那芬芳的少女梦。后来，她对衣着的讲究和迷恋，仿佛是要把少年时的缺憾全部补回来，又或者是她想用衣服替自己“说话”。总之，穿衣打扮对于张爱玲来说，是人生中一件隆重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