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导论：真实的世界历史与欧洲中心论的社会理论

1.整体主义方法论与对象

我的论点是，多样性里存在着统一性。但是，如果我们不考虑统一性本身是如何产生的，是如何不断地改变多样性的，我们就不能理解和欣赏世界的多样性。我们大家都必须生活在这同一个世界里，这个世界必须容忍和能够欣赏统一性里的多样性。当然，我说的是容忍和欣赏民族、性别、文化、趣味、政治和肤色或“种族”的多样性。我不赞成不去进行斗争而认可性别、财富、收入和权力的不平等。因此，如果有一种世界视野能揭露当今在某些圈子里重新流行的所谓“种族清洗”和“文明的冲突”在主观上的不道德和客观上的荒谬，那么我们大家都能从中受益。本书就是想从近代早期世界经济史的角度，为一种更充分的“人类中心”视野和理解提供某些基础。

布罗代尔是欧洲史专家，也是罕见的世界史专家。他指出：“欧洲创造了历史学家，然后充分利用他们”来促进欧洲人在国内和世界各地的利益(Braudel 1992：134)。这句话在几个重要方面是令人惊讶的。首先，撰写历史著作不是欧洲人发明的，甚至也不是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发明的。中国人、波斯人和其他一些民族的人早就撰写历史了。其次，希罗多德本人就坚持说，“欧洲”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因为它只是欧亚的一部分，而欧亚内部没有明确的分界线。或许布罗代尔的脑子里想到的是在希罗多德之后很晚近的一代历史学家。但是，即便是这些发明了欧洲中心历史的历史学家，也远远晚于伊本 巴图塔(Ibn Batuta)，伊本 赫勒敦(Ibn Khaldun)，拉什丁(Rashid.al.Din)等这些名声显赫的阿拉伯历史学家、编年史家和世界旅游家。他们早就撰写了非洲一欧亚世界的历史，而且很少带有阿拉伯中心论或伊斯兰中心论的色彩。

的确，欧洲人似乎发明了地理学，因为虽然“欧亚”这个概念的发明者处于这片大陆的边远半岛，但是这个概念本身是一个欧洲中心论的命名。在马歇尔 霍奇森于1968年过早地去世之前，他谴责了按照墨卡托投影绘制的地图，因为这些地图把小小的不列颠画得几乎与印度一样大(Hodgson 1993)；布劳特(1993b)也揭露了“历史的边界”的地图绘制一直是以欧洲为中心的。马丁 刘易斯(Martin Lewis)和卡伦 威根(Karen Wigen)(1997)则发表了《大陆的神话》。一个例子是，欧洲人不顾实际地理状况，坚持把他们的半岛说成是“大陆”，而人数众多的印度人则只占有一个“次大陆”，中国人至多占有一个“国度”(country)。实际上相应的地理和历史单位是“非洲一欧亚”(Afro Eurasia)大陆。但是这个单位更地说应该像阿诺德 汤因比所建议的那样称作“非亚”大陆(Afra—sia)——世界历史学会前主席罗斯 邓恩(Ross Dunn)最近再次提出这种建议。甚至这种构词也还不能反映出这两个大陆的地理幅员、人口密度以及历史重要性。当然，欧洲在这几个方面都望尘莫及。

诚然，后来的历史学家全神贯注于他们自己的欧洲肚脐眼儿。但是，这可以用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影响来解释，甚至开脱。总之，历史学家之所以撰写“民族的”历史，是因为受到这么强大的影响，从而反过来从意识形态上支持欧洲和美洲的“民族主义”，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利益服务。然而，这些历史学家超出了他们自己“民族”的范围，竟然宣称“欧洲”或“西方”过去和现在都是世界其他地区的“肚脐眼儿”或“中心”(也就是心脏与灵魂)。如果说他们对别人有什么赞扬，那也不过是很勉强地在“历史”方面，而且这种“历史”就像东方快车，行进在仅有的向西铺设的轨道上，穿越时间隧道，从古代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开到古典的希腊和罗马，再经过中世纪(西方)欧洲，开到现代。波斯人、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和中国人有时受到有礼貌的接待，但更多遇到的是不太礼貌的接待。除了周期性地出现在中亚并对“文明的”定居民族发动战争的“野蛮的”游牧民族外，其他民族，如非洲人、日本人、东南亚人和中亚人则根本不被提及，似乎他们对历史没有贡献，甚至没有参与历史。在数不胜数的例子中，我这里只引述其中的一部著作的前言：“《西方的基础》是关于西方从古代近东肇始到17世纪中期的世界(！)的一项历史研究”(Fishwick，Wilkinson，and Cairns 1963：ix)。

近现代历史，包括早期和晚期近现代历史，是由欧洲人制造出来的，按照布罗代尔的说法，正如历史学家所“知道”的，欧洲人“以欧洲为中心组建了一个世界”。这就是欧洲历史学家的“知识”，而正是他们“发明”了历史学，然后又充分利用了它。人们甚至丝毫没有想到，也许还有另一条相反的道路，也许是世界创造了欧洲。而这正是本书想加以证明的，至少是想在这方面做一点尝试。

本书给自己设定了一系列的任务。它们既十分宏大，又极其有限。说它们十分宏大，是因为我要向众多被公认为“经典的”和“现代的”社会理论的基础——欧洲中心历史学挑战。我在主观上设定的有限目标甚至更为自负：我仅限于对1400年-1800年的世界经济作出另一种提纲挈领的展示，我希望读者对此感到满意。我们大家(不得不)共同生活在一个世界政治经济体和社会体系里。现在我们只是对这个世界政治经济体和社会体系的结构、功能、运动和转变提出初步的(但以后会更深入、广泛的)总体分析和理论。本书希望能够为此提供一个基础。

本书的局限性很可能超出了我的预想，甚至会妨碍我达到这种有限的目标。但是，即便是对于重新检视近代早期全球世界经济及其结构特征，进而考察它们是如何冲击其部门性和区域性组成部分的这样一种尝试来说，这也已经无碍大局了。对于这个世界经济及其各部分的大部分历史发展所作的说明会比应该得到的说明要简短得多。本书与其说是尝试写一部这一时期的世界史或经济史，不如说是尝试着提供一个关于近代早期经济史的全球视野。虽然历史证据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我主要不是用新的证据来挑战公认的证据，而是要用一种更充分的人类中心的全球范式来对抗公认的欧洲中心范式。

我的主旨是想证明，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种全球视野。我们不仅在世界经济史方面需要这种全球视野，而且也是为了我们能够在全球整体的范围内给从属和参与世界经济的部门、地区、国家以及任何片断和进程定位，因为它们都不过是这个全球整体的组成部分。具体地说，我们需要一种全球视野，是为了鉴别、理解、说明和解释——简言之，理解——“西方的兴起”、“资本主义的发展”、“欧洲的霸权”、“大国的兴衰”，以及前“大”不列颠、美利坚“合众国”、前苏联、“洛杉矶的第三世界化”、“东亚奇迹”等等诸如此类的过程和事件。这些过程和事件都不是仅仅、甚至主要由于上述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内部”力量的结构或互动而造成的。它们都是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和发展的一部分。

由此得出的一个推论是，欧洲不是靠自身的经济力量而兴起的，当然也不能归因于欧洲的理性、制度、创业精神、技术、地理——简言之，种族——的“特殊性”(例外论)。我们将会看到，欧洲的兴起也不主要是由于参与和利用了大西洋经济本身，甚至不主要是由于对美洲和加勒比海殖民地的直接剥削和非洲奴隶贸易。本书将证明，欧洲是如何利用它从美洲获得的金钱强行分沾了亚洲的生产、市场和贸易的好处——简言之，从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中谋取好处。欧洲从亚洲的背上往上爬，然后暂时站到了亚洲的肩膀上。本书还试图从世界经济的角度解释“西方”是如何达到这一步——因而，为什么它可能很快会再失去这种地位。

另外一个推论是，近代早期的欧洲在世界经济中既不比世界其他地区更重要，也不比世界其他地区更先进。即使把它的大西洋外围地区都考虑在内，也是如此。当时的欧洲绝不是任何世界范围的经济体或体系的“中心”或“核心”。布罗代尔(1992)、沃勒斯坦(1974)以及其他人，包括弗兰克(1967，1978a，b)等所谓的以欧洲为“核心”的那种“世界经济和体系”本身实际上是很次要的，而且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真正的世界经济整体的一个边缘部分。我们还将看到，欧洲拥有的加入这个世界经济的有效的手段是它从美洲获得的金钱。如果说在1800年以前有些地区在世界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那么这些地区都在亚洲。如果说有一个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及其“中心”等级体系中占有“中心”的位置和角色，那么这个经济体就是中国。

但是，在近代早期的世界经济或体系中寻找所谓的“霸权”，乃是缘木求鱼。在1800年以前，欧洲肯定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无论从经济分量看，还是从生产、技术和生产力看，或者从人均消费看，或者从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机制的发展看，欧洲在结构上和在功能上都谈不上称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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