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哈佛

去年秋天来哈佛医学院面试的时候，我对学校没什么印象。我觉得自己肯定不会被录取，根本没有留意校园是什么样的。所以在参加8 月份的新生入学培训的时候，我感觉自己仍像是及时次来到哈佛。

哈佛医学院的白色大理石建筑若隐若现地耸立在长木大道上。五幢新古典主义风格的楼房围成了一个四方形的校园。校园中间是长方形的草坪，草坪上每隔一段距离都种着一些小树。草坪较长的两侧各排列着两幢一模一样的楼。每幢楼都有四个绿色的长玻璃门，每侧的两幢楼都由一个玻璃门廊连接起来。医学院的五幢楼在20 世纪80 年代末全部翻修过，尽管不久前其中的一幢楼以捐助者的名字重新命名，但大家还是习惯称它们为A 楼、B 楼、C 楼和D 楼，而E 楼，大家更习惯称它为MEC，就是“医学教育中心”(Medical Education Center)的缩写，这幢楼中大部分是教室。A 楼明显不同于其他的楼，它单独矗立在一侧，最为宏伟壮观：高高的白色大理石台阶，三排埃尔尼克式圆柱，柱顶的横梁上刻着“哈佛医学院”几个大字。这幢楼里面是校长和其他行政管理人员的办公室。

整个校园的对面是一个交通环岛，和长木大道在环岛处形成一个直角的是路易斯 巴斯德大道，大道的两侧各有一幢黄砖房，和街对面雄伟的白色大理石建筑群相比，它们显得尤为古怪和丑陋。不幸的是，其中的一幢就是医学院学生的宿舍——范德比尔特大楼，也被我们亲切地称为“范迪”。我就在那里度过了哈佛的及时年。

大楼入口处光线昏暗，地面由咖啡色的石头铺成，圆形的天花板上，一盏脏兮兮的青铜色吊灯投下微弱的黄光。圆形的入口连着两个短短的走廊，昏暗的走廊上，排列着许多陈旧的灰褐色邮箱。入口处还有一个后门，通往范迪大楼的庭院。

穿过庭院，踏上二楼走廊，再穿过左侧的公共厨房，从右边数过去没几个门就是我的房间。房间虽然不大，但作宿舍正合适。地面是硬木地板，有一扇可以看到交通环岛的窗。房间左侧有一张床，桌子旁边有几排小搁板，还有一个小小的衣橱，这就是宿舍里的全部家当。

打开行李箱的时候，我还是不敢相信自己已经考进了医学院，尤其是哈佛的医学院。对我来说，医学院是个迟来的选择。早在本科二年级末的时候，我就有过递交医科申请的想法，但是直到三年级中期，我才有了这个决定。于是，我争分夺秒地修完了医学预科的所有必修课。在1994 年秋天，我及时递交了医学院入学申请。

刚读大学的时候，我本打算先主修古典文学，随后读法律专业，好是宪法。而生物学导论是一年级新生的必修课，没想到，我竟然喜欢上了这门课。不过，我也很清楚自己在拉丁文方面没有天赋。通过生物学课程，我逐渐对科学问题产生了兴趣，于是我开始为《耶鲁科学杂志》(Yale Scientific Magazine)写稿，探究科学领域中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结果，我对医学伦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在大三的时候，我决定向医学院提交申请，准备将来从事医学伦理方面的工作。我根本不知道医学院有临床实习，我甚至以为自己可以获得医学和法律的双学位。

医学和医学伦理学令我兴奋，但我讨厌读预科时的心态。进医学院的竞争相当激烈，每年约有45 000 名学生争夺16 000 个名额。实际上，所谓淘汰制的课程机制就已经拉开了竞争的帷幕：有机化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导论，为了能够在这些科目上获得更好的等级评分，有些学生蓄意破坏同学的实验，还有些人把图书馆的关键资料藏了起来。我觉得大家太过执迷于等级评分了，都费尽心机地往自己的简历中添加实践经验，以为这样做能增加进医学院的机会。

我读预科时，最倒霉的经历就是在医院里做志愿者。大学二年级上半学期，我决定到医院做志愿者，体会一下临床实习是什么滋味儿。一个初秋的傍晚，我鼓起勇气来到耶鲁大学的纽黑文医院参加志愿者会议。小小的礼堂里挤满了近50 个医学预科生，开场白过后，立刻有许多人举起手提问。前排的某个学生问道，做志愿者是否有助于被医学院录取。主持人说，实际上，医学院的确期望申请人的简历上有至少一年的志愿者经历。那个学生坐下来，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松了口气。

“大家还有问题吗？”主持人问，没有人再举手。

“好，就这样吧。报名表就在前面。我们到时候会通知你们各自的值班时间。”她说。

我决定到呼吸治疗科做志愿者。我刚结束了夏天在新生儿肺病实验室的调研，所以很想看看这种研究的临床情况。而实际上，我的工作是：每周一个下午保障整个医院内各呼吸治疗室的设备正常运转。我要协助戴安娜工作，她是一个身材臃肿、说话精练的黑人妇女，我和这样的人没什么共同语言。我们的工作从地下室开始，在那里我们会装一手推车不同型号的塑料管和接线插头。接着，我们要踏遍整个医院并完成我们的工作，把空的收集器都填满。每隔15 分钟，戴安娜都要停下来休息20 分钟，喝喝咖啡。每次休息，她都要往她的塑料杯里装大半杯陈咖啡，再从咖啡机旁边的罐子里分两次拿10 包“怡口牌”糖精，小心地将它们倒在咖啡里，然后一口气喝光。我忍受了三四个下午，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份工作。

申请读医学院是一件烦人的事。由于无法确定自己能否被录取，我差不多同时向20 家医学院递交了入学申请。每个学院都需要填两份申请表；还需要完成几个论文题目，而且几乎很少有重复的课题出现；申请人还需要马不停蹄地去各大医学院面试，既费时又费钱，而面试官总有办法让你神经紧张。有一个关于面试官的经典传说：有面试官让一个学生去打开一扇已经被封死的窗户，目的是观察学生的应变能力。还有个传说：有面试官将一个女生独自留在办公室里，然后故意打办公室的电话，看她是否会接，如果接了，面试官就会训斥她随便接听别人的电话；如果她没有接，面试官就会责怪她怎么不接一下电话以便为对方留个口信。真是让人左右为难。虽然我经常听到这类故事，但还从来没遇上这样的人。不过，我的一个同学倒是说，有一个非常胖的面试官竟然直截了当地问她：“你觉得我胖吗？”

而我也有自己的噩梦。有一次面试相当糟糕。当时面试我的是一个50 多岁的男人，他身材瘦弱，满头银发，棕色的眼睛周围有些鱼尾纹，额头上还有一道深深的抬头纹，薄薄的嘴唇没什么血色。

“哦，看得出来你对伦理学很感兴趣。”他开门见山地说。我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好吧，来谈谈我的狗吧。我养了它很长时间了，它已经10 岁了，孩子们也都很喜欢它。但是，现在两个孩子都成人了，也离开了家，狗却得了糖尿病。我们必须经常检查它的血糖，给它注射胰岛素。它非常讨厌打针，所以每次给它打胰岛素都是一场激烈的搏斗。我和妻子很想出去旅游，但是，孩子们都不在家，我们又不能带一只生病的狗出门。我们是不是应该让它安乐死呢？”

“哦，”我滔滔不绝地说起来，“这要看你能给狗什么样的生活，你觉得什么样的生活质量才适合你的狗……”我觉得他在寻找答案，但是不知道他想要听的是什么，更不知道这番话会不会冒犯他。

“啊，这个太容易了，来点儿难的。最近，我的岳父生了重病，他原来身体很好。他总说，如果病倒了，与其苟延残喘，还不如干脆自杀。几个月前，他得了癌症，癌细胞已经转移到骨头里了。他疼痛难忍，请求我给他注射一针吗啡了结生命。我该给他过量的吗啡吗？”他问道。

“哦，”我说，“这要看他患病后的精神状态如何，还要看他能不能说出他的顾虑，还要看你觉得他的情绪是不是低落……”

“这可不是答案。”他说。

“好吧，但你需要考虑所有可能的因素——”

“但这不是答案。你说的这些都是伦理道德的问题，你可以把所有的观点都摆出来，却无法把它们归纳成关键的一点，那才是答案。”他说。

“好吧，如果我是你，无论我的岳父怎样恳求，我都无法亲手给他注射过量的吗啡，我做不到。”，我这样对他说。其实，我当时真正想说的是：“让你的狗和你的岳父都见鬼去吧！别再用这种愚蠢的问题来烦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