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街巷志》书评-杂志之家

内容简介

成都是我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是西南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有着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与民风民俗资源。本书是部从街巷历史文化的角度展示中国名城风采的著作。作者袁庭栋先生是著名巴蜀文化研究专家。他以二十多年的资料积累，四年多的辛勤考察与爬梳，生动、详尽地介绍了500多条成都街巷及成都城池、河道、桥梁的命名缘由、历史变迁，街巷中的名人掌故、趣闻逸事，重要的历史事件与民俗活动，重要的学校、企业、地下出土的历史文物。作者掌握资料丰赡、论证谨严，加上引人入胜的叙述风格，使本书具有科学性、欣赏性、实用性及收藏价值。书中所编地名索引和搜集的珍贵历史地图，特别是大量老照片，包括晚晴外国驻华使官，美国《国家地理》记者拍摄的照片，民国初年、抗日战争时期的照片，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和部分私人收藏照片以及当代摄影作品，极富收藏价值。此新版为全新修订版，修订了老版中的一些错漏，增加了许多民国时期的成都老照片，并以精美礼盒套装以飨读者。

编辑推荐

1.本书初版于2010年初版后，一上市便受到读者的求购热情，销售一空。此新版是初版的修订版，经过修订，文字和图片均有修改和更新，特别是增加了许多民国时期的成都老照片。

2.作者袁庭栋先生是著名巴蜀文化研究专家。他在书中以成都的城、河、桥、街、巷来展现成都的历史文化和名人掌故，如琼瑶故居，三毛在成都时的老照片，是一本有趣味、好读的文化著作。

是大容量包罗成都城市、街道的发展变迁的历史文化书籍。

作者简介

袁庭栋。1940年12月生于四川绵竹，1965年四川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长期在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1994年成为自由文化人。

业余从事学术研究，已出版各类著述三十余种，在中国古代文化方面主要有《古人称谓》《中国吸烟史话》《古代职官漫话》《解秘中国军队》《解秘中国战争》《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合作)《周易初阶》《红白喜庆礼仪全书》，以及古代蒙学要籍校注12种。在巴蜀文化方面主要有《张献忠传论》《话说四川》《历代文化名人在四川》(合作)《巴蜀文化》《锦绣成都》《巴蜀文化志》《巴蜀文化图典》(合作)《四川50年图集》(合作)《成都》《天府的记忆》《成都解放60年图志》等。

曾在四川大学、成都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四川教育学院等校兼职，开设过《古代文字与古代社会》《中国古代文化史》《巴蜀文化史》《中国古代科技史》《工具书使用法》等多门课程。

曾出任台湾的30集人文风情片《走过四川》的策划与顾问，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开心辞典》《华夏文明》《岁月如歌》《走遍中国》等栏目成都专辑的撰稿人或顾问，中央电视台的七集人文地理片《天府的记忆》的编剧与历史文化顾问。曾在四川电视台、成都电视台、深圳电视台和成都的“金沙讲坛”“武侯夜话”“成都故事”主讲巴蜀文化，在中央电视台奥运会四川专题节目担任主讲嘉宾。

在线预览

东门

成都一次修建的城墙是清代时的城墙，在城墙上只开了东南西北四道城门，是历代成都城城门最少的时期。据研究，秦代大城可能有六道城门，汉代大城可能有十三道城门，唐代罗城有八道城门，明代大城就只有四道城门。清代在城市建筑的格局上基本都是沿袭明代，城门减少的原因是为了更加安全。

清代成都城东门的位置很特别，它不在东面城墙的中部，而是在南部，几乎靠近城墙的东南角了。如果把它与处于西北方向的北门画上一条线的话，这条线与正东正西的一条线之间的夹角大约是35度。这种建筑格局在全国城市中是绝无仅有的。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应当是以下两个：一是因为秦代及时次修建成都城时就修成了一座不南不北的“龟城”，其原因已于前面有关“龟城”部分作了分析；二是从目前可以看到的资料分析，唐代的罗城在东面有两道城门，偏北的叫大东门，五代前蜀时改称万春门，偏南的叫小东门，五代前蜀时改称瑞鼎门。这种情况在宋、元时期一直没有变化。明代的成都城是明洪武年间在宋元旧城的基础之上修建的，东南西北方都只保留了一道城门。东门名叫迎晖门，位置在宋元时期的偏南的小东门，原来的大东门不再存在。这种安排的原因很可能是为了适应当时的河道，因为内江与外江的汇合处是在小东门外，

当时还很重要的金水河的出城口也在小东门外。也就是说，成都人要利用锦江船舟之便从东边出城入城的话，小东门是最方便的。

清代成都城东门的名字仍然叫迎晖门，城门之上修建了高达五丈的城楼，名叫溥济楼。据民国《华阳县志》卷二七记载，是“堂皇壮丽，不亚于京师”。溥济楼在民国初期被军阀拆毁，建筑材料被卖钱充作军阀混战的军饷。1938年12月，为了方便城内居民在日本侵略者轰炸时尽快疏散出城，把成都的老城门全部拆除，城门洞也有所扩宽，并在城墙上开辟了若干个豁口。从此以后，成都的老城门就再也看不到原来的模样了。

迎晖门的名字一直只用在书面语言中，成都人口中称为东门，在有了新东门之后称为老东门。老东门的位置就在今天东大街快到东门大桥(东门大桥原来就在城门之外)的地方，一直到东大街改建之前都还可以很明显地看得出一些拆除之后的痕迹，因为这里比东大街的任何一段都要宽一些，老成都人就把这里称为东门城门洞广场。

抗日战争期间的1943年，为了纪念在前线牺牲的大量川军死难烈士，成都各界人士决定建造一座纪念性雕塑。在当时的成都市市长余中英主持下，由1938年入川的著名雕塑家刘开渠设计，并与成都“万兴隆”号主人、铜匠出身的江万兴、工匠朱木均等协作，由四川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采取传统浇铸技术制作完成的“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成都人一般称为“无名英雄铜像”)，于1944年7月7日安放在东门城门洞广场中央。无名英雄身着短裤，打着绑腿，足穿草鞋，手握步枪，背着背包、斗笠和大刀，俯身跨步，平视前方，坐西朝东，向着抗日前线，十分传神又符合生活真实，既是一尊极为珍贵的艺术品，又是一处重要的历史文化见证。遗憾的是，1965年东大街架设电车线路时，这座重要的雕塑被毁损。1989年在年届八旬的刘开渠主持并指导下，雕塑由四川省雕塑院的张绍蓁重建，于1989年8月15日树立于外东的东二环万年场路口。所以选址在这里，是因为无数川军都是东向出川抗日的。2006年改建二环路时雕塑迁往库房中保存。2007年8月15日，也就是抗日战争胜利62周年的时候，雕塑迁置于人民公园东大门，仍然面向东方。这里是安放地点，因为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四川各界民众欢送出川抗敌将士大会”就是于1937年9月5日在人民公园(当时称少城公园)召开的，出川抗战的川军队列就是从人民公园开始踏出去的。把雕塑放在这里，就是回到当年抗战川军的出发地。新安放的雕塑的基座上增加了两块花岗岩石碑，上面雕刻了两段文字，一段记述了雕塑的历史变迁，一段记述了川军对抗日战争的贡献。后一段文字是摘自抗日战争胜利之时《新华日报》于1945年10月8日所发表的社论《感谢四川人民》：

在八年抗战之中，这个历史上较大规模的民族战争之大后方的主要基地，就是四川。自武汉失守以后，四川成了正面战场的政治军事财政经济的中心，随着正面战线内移的军民同胞，大半居于斯、食于斯、吃苦于斯、发财亦于斯。现在抗战结束了，我们想到四川人民，真不能不由衷地表示感激。

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是尽了较大最重要的责任的，直到抗战终止，四川的征兵额达到三百零二万五千多人；四川为完成特种工程，服工役的人民总数在三百万人以上；粮食是抗战中主要的物质条件之一，而四川供给的粮食，征粮购粮借粮总额在八千万石以上；历年来四川贡献于抗战的粮食占全国征粮总额的三分之一，而后征借亦自四川始。此外各种捐税捐献，其较大的一部分也是由四川人民所负担。仅从这些简略统计，就可以知道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送出了多少血肉，多少血汗，多少血泪!

川军主要将领刘湘、邓锡侯、潘文华、杨森(当时正担任贵州省省长，所以他率领的川军二十军是从贵州出发的)、孙震、李家钰、唐式遵等都亲赴前线，无论是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包括著名的台儿庄大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保卫战、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都有川军在英勇抗敌、流血牺牲。刘湘病死在武汉，李家钰、王铭章、饶国华等战死沙场。与此同时，四川省出动200万民工修筑与扩建了川陕、川湘、川黔、川滇四条战略公路，抗战时期四川出动150万民工成功赶修了新津、邛崃、彭山、广汉四大轰炸机机场和成都、温江、德阳、重庆、梁山(今梁平)五个驱逐机机场。这是当年抢修机场的场面。

“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应当是在抗日战争中各条战线上英勇牺牲的四川先烈的共同的纪念碑。

刘开渠于1938年底来到成都，以后在此生活创作了六年(他当年在成都的主要居住地在学道街省教育厅右侧，雕塑工作室曾经设在红石柱街)，塑造了作品40余件(当代著名美学家与雕塑家王朝闻当时曾经给他做过助手)。除了著名的孙中山先生坐像之外，他还塑造了四尊抗日英雄的铜像，除上述的“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另三尊抗日英雄铜像是：

立于中山公园(原劳动人民文化宫)中的饶国华将军的铜像，建于1940年(关于饶国华将军的介绍见“提督街”)。

立于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中的王铭章将军的铜像，建于1940年(关于王铭章将军的介绍见“祠堂街”)。

立于北门城门外的李家钰将军铜像，建于1947年(关于李家钰将军的介绍见“广福桥街”)。

此外，当时的四川省较高军政长官、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于1938年1月20日病逝于武汉，1939年9月以国葬礼安葬于武侯祠侧的墓园(即今天的南郊公园)内。1941年在盐市口树立了一尊骑马的铜像，1942年又在墓园内树立了一尊铜像(关于刘湘将军的介绍见“体院路”)。

新东门

由于成都的东门位置太偏南，往东门外去的人们颇感不便。辛亥革命以后，为了方便城内城外的交通，就在东边城墙的偏北处新开了一道城门，命名为武成门。成都人为了区别于原来的老城门，一般都叫作新东门，很少有人把它称作武成门。新东门于1914年开通，当时还修有城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城内居民跑警报方便，不但拆去了城门，还加宽了门洞与道路，把道路与天涯石北街直接连接了起来，这就是今天的武成大街。当年的新东门早已看不到了，今天只是保留在武成大街这个街名之中。

在一些地图和介绍成都的文章中经常把武成门写为武城门，这是由于不知道“武成”二字的来历所造成的错误。“武成”一称出于《左传成公十一年》：“秦晋为成”，就是说秦国和晋国之间通婚了，和好了，不再打仗了(常见的成语“秦晋之好”即由此而来)。1914年开通武成门时，成都并不太平，以此命名就是寓意企盼和平，不再打仗。

新东门开通以后，虽然是方便了市民出入城，但是也曾经一度遭到当时少数守旧的成都人的怨骂。怨骂的原因是来自20世纪上半叶的四川军阀混战。成都城长期都是四个城门，清代两百多年基本上是平安祥和的。1913年开了新西门，1914年开了新东门，这以后就开始了长达20年的军阀混战，

甚至在成都城内爆发了几次规模不小的巷战。于是，一些老人就说是新开两道城门改变了成都多年来只有四门的缩头乌龟式的“龟城”的传统，新东门在前面伸出了一个头，新西门在后面伸出了一个尾，这就给屠夫提供了残害神龟、斩头去尾的可能，于是要求将新开的两道城门封闭。当时的一首《竹枝词》就反映了这一种呼声：“蓉城自古仿龟修，濯锦江边锦水流。首要缩藏才镇静，何须玄武(按：玄武是龟的别称)强伸头。”不过，新开的两道城门并未封闭，一来是少数人这种附会之说并未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二来是日本侵略者的轰炸不久就降临到成都人民的头上了。

上述谈到的少数人的怨骂的背后，反映了军阀混战给成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以新东门来说，就曾经在它新开不久之后的军阀混战中血流成河。1917年，驻成都的滇军、黔军与川军发生大规模巷战，新东门地区一度成为主战场之一，城墙被鲜血染红，城壕几被尸体填平。当时的红十字会在新东门地区收埋无人认领的尸体就达4000多具，其中有不少平民百姓。据当时报纸报道，最令人发指的是在尸体中发现了有如禽兽的暴行“放美人风筝”的真实证据：两个年约十三四岁的女孩被轮奸后又被剖腹，再将二女孩的肠子拖出加以联结。

清代的成都城墙只有四道城门，而且在晚上还要定时关闭。到了民国时期，随着新东门和新南门、新西门以及北较场存正门的开通，成都就有了八道城门，大大方便了市民的交通出行。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城内居民在有空袭警报时方便向城外疏散(当时叫跑警报)，市政当局还在城墙上打开了几处不设城门的豁口(即缺口)，除了这里提到的武成门之外，还有东较场、瘟祖庙、南较场、北门城隍庙、西城角街、万福桥、二道桥，以及今南河桥(即俗称的彩虹桥)以西等处。到了这个时期，两千多年来晨启夜闭的城门用于阻隔内外的作用就基本上消失了。

南门

和东门一样，成都人都把南门叫作老南门，因为在成都城的南边后来又有了一道新南门。

成都的南门是几道城门中历史最悠久的城门。它的位置一直与著名的万里桥相邻，出了南门就是万里桥。万里桥的位置从秦代到现代一直未变，南门的位置也就一直基本未变。无论成都城的格局如何变化，无论成都城开了几道城门，在出城去万里桥的这个方向过去都开着一道南门。只是不同时期南门的名称有所不同，南门与万里桥之间的距离也略有不同。

从秦城开始直到唐代的罗城，成都城比较小，而且在南边有外江和内江双过城下，所以南门名叫江桥门，出了江桥门之后先要过内江上的江桥，然后才过外江上的万里桥，秦以后一直到唐代都是如此。唐代修建罗城以后，大城扩大了，内江也改了道，新的南门与万里桥的距离就近了，出了南门就是万里桥，所以南门也就被叫作万里桥门。五代前蜀时期将万里桥门改名为光华门，宋代恢复旧名为万里桥门。明代改称中和门，清代又恢复为最早的江桥门，城门之上修建了名为浣溪楼的城楼。因为在乾隆时有位叫保宁的四川总督在城楼上题了一块大匾，上书“浣花”二字，所以城楼也叫浣花楼。民国初年，城楼被拆除。抗日战争中，城门亦被拆去。在今天南大街的锦里东路与滨江西路相接的位置再偏向北一点，就是当年老南门的位置，如今已经是在高架桥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