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不承认，这种面对死亡的态度以它特有的方式继续存在我们这一代中，这个矛盾便无法解决。此态度也许不是传统对于鬼魂和幽灵的恐惧，而是对于死亡本身以及它在生活中代表的贫乏、冷酷和剥夺感的恐惧。想想我们从圣诞老人那里得到的温柔关爱，想想我们为了维持他在孩子们心中那不可动摇的魅力而必须谨慎小心。因为在我们内心深处，也总是渴望相信一种没有节制的慷慨、一种毫无心机的盛情(即便只有一点可能)，相信在这段短短的时间内，一切恐惧、嫉妒和痛苦都会暂时停止。也许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样的幻想，但当其他人怀抱着这样的希望时，至少让我们有机会在这些年轻灵魂点燃的火焰中得到温暖，这也说明了我们努力的理由。我们相信，若孩子们的玩具来自另一个世界，我们便可以留住我们的小孩。这其实是个秘密活动的托辞，鼓励我们将玩具赠予彼界，好让它们转赠给小孩。通过这种手段，圣诞礼物成为寻求美好生存的真实牺牲品，前提是不要死亡。

——节选自《被处决的圣诞老人》

人们应努力证明的是，在某些文化情结中无意义的习惯在另一文化可能意义非凡。因为，并没有一个共同标准足以评断任何信仰体系，更谈不上可因此对某个体系加以谴责；除非认为其中一种信仰(当然，就是我们的)代表了普世价值，而且可以成为举世所依。但，我们基于什么理由可以如此认为？

人类学家经常听到，他们的学科注定要面临构成其研究领域的传统文化迅速灭绝的情况。在一个标准化的世界里，所有的人都追求同一种文化模式，那么留给不同者的位置在哪里？

我提到的两个例子，女性割礼和人工生殖，都显示了今日世界向人类学家所提出的问题并未消除，而是转移了。当女性割礼发生在远方，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的异国时，并不会令西方人的良心感到困惑不安。18世纪，像布丰这样的作家还以冷漠的口吻谈论此事。恕我直言，如果我们现在感到切身相关，那是因为人口的流动，特别是大量的非洲移民引进了在家进行的女性割礼。在有距离的情况下，不能兼容的习俗可能和平共存，在急剧靠近后却相互冲突。而与割礼对比的人工生殖使我们的良心面临难题，则是因为相反的原因：在我们的社会中，传统道德和科学进展之间的鸿沟愈来愈深。对于其间的矛盾，我们不知是否可以调和，也不知该如何调和。无论如何，这两者都使社会转向人类学家寻求帮助，要求他们发表意见(但实际上并不见得采纳)，这显示了人类学家一直有其实际功能。一个世界文明的诞生，将会使外部差异之间的冲突更加险峻，然而也并非意味个别社会当中就没有内部分歧。人类学家，正如法语所说，还有许多任务有待完成(avoir du pain sur la planche)。

——节选自《社会问题：割礼与人工生殖》

以数千年的标准来看，人类的热情含混难辨。时间的长流未曾增减人类感受到的爱与恨，他们的投入、奋斗与欲望。无论是往昔或今日，人类始终相同。任意地消去十个或二十个世纪的历史，也不影响我们对人性的认识。无法弥补的损失是在这些世纪中诞生的艺术品。人类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才有差异，甚至才得以存在。就如生育出小树的木头雕像，只有艺术品才能证实，在时间洪流里，人类当中确实发生过一些事。

——节选自《艺术家的画像》

新世界提供了一些出人意料的例子，证明他们的习俗和我们的习俗过去或现在有其相似性。然而，我们并不知道美洲印第安人是否曾经移植了我们的习俗，或者相反。而在大西洋两岸，其他相异甚至互相矛盾的习俗，几乎都无法找到任何的自然基础。

要脱离这种逻辑的困窘，蒙田提出了两种解决方案。首先是回到理性判断，据此，所有的社会，无论过去或现在、远方或近处，都可以被归类为野蛮的，因为他们的不一致或偶然的一致性，只建立在风俗习惯上，没有任何其他基础。

但在另一方面，“每个人都将不符合自己习惯的事称为野蛮”。然而这些信仰或风俗无论多奇特、令人惊异，甚至是令人厌恶，也并非无法在其原有的社会背景下以被合理解释。因此，在及时种假设情况下，没有任何风俗习惯是有道理的；而在第二种假设中，所有的习惯都是合理的。

蒙田从而开启了哲学思想中的两种观点，直至今日哲学家们仍无法从这两种观点中抉择：一方面，启蒙时代的哲学批评历史上所有的社会形态，独尊理性社会为乌托邦；另一方面，相对主义弃绝所有性的准则，认为某一文化无法评断与它不同的其他文化。

——节选自《蒙田与美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