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封建制、等级制与家产制

前古典时期的希腊城邦，甚至克利斯提尼时代的早期民主阶段，都可以叫做“封建的”，因为公民权始终等于是服兵役的权利和义务，公民一般来说都是土地所有者，显贵支配阶层的权力则依赖于各种各样对平民的忠诚关系。这种情况直到罗马共和国的阶段也依然如故。在几乎整个古代时期，土地的授予和对一个私人主宰者，对一个家产制君主或者对一个公民联合体承担军事义务之间的联系，始终有着根本的重要性。

如果把“封地”定义为因交换军事或行政服务而授予的权利，特别是授予土地使用权或政治领土权，那么该术语就可以适用于[中世纪的日耳曼]侍臣服务封地，也许还可以适用于早期罗马的precarium 见482页脚注。，无疑还能适用于马科曼尼战争 Marcomannic Wars，马科曼尼人为公元前100年后定居美因河流域的日耳曼部落，为逃避罗马人侵略，公元前9年东迁波西米亚，在国王马罗博杜斯领导下建立了强大的部落联盟。该联盟与日耳曼人领袖阿米尼乌斯的军队作战失败后，马罗博杜斯于公元19年流亡罗马，此后马科曼尼人一直处在罗马人保护之下。167年左右，马科曼尼人与同盟各部落侵入罗马疆界，马可?奥勒留皇帝驱逐了他们，但此后直到180年奥勒留去世为止，双方几乎处于连年战争之中。时期给予定居在罗马帝国的laeti Laetus的复数形式，指罗马帝国晚期在帝国版图内定居的蛮族人共同体，可以获得土地，但条件是须为帝国军队提供兵员。的土地，以及后来根据军事服役条件直接授予异族部落的土地。该术语尤其能够适用于哥萨克人的土地，以及见之于整个古代东方和托勒密王朝的埃及授予士兵的土地，还有所有时代在世界各地的类似现象。

绝大多数这种情况都意味着创造了一种可以继承的生计，它确立了一种直接的家产制依附关系，或至少是一种公益性派捐义务的约束，由此而被束缚在土地上。另外，专制统治者可能会确立一些相对于其他“自由”阶层的特权社会地位，使之豁免税赋并享有特殊的土地权利(Bodenrecht)。反过来，处在这些地位上的人则必须接受军事训练，并遵照领主任意的或有限的处置权服务于军事或行政目的。特别是对武士的安置，就是在不可能维持一支雇佣军的自然经济条件下，确保拥有经济上并不重要但可以随时投入使用的军事力量的典型形式；只要生活标准、农业与非农业劳动的强度使得大部分人口难以脱离劳动，以及战争技术的发展导致他们的军事能力低下，最终就会出现这样的武装力量。许多政治联合体都会诉诸这样的安排。希腊重甲步兵城邦最初那种不可转让的小块土地(κλη?ρο?)即是这样的类型，它们的所有者都对公民联合体负有义务；第二种类型是埃及的“武士等级”(μα?χιμοι)，他们必须对家产制君主尽义务；第三种类型就是授予“平民”的土地，他们必须对私人主宰者尽义务。古代东方的所有专制统治以及希腊化时期的赐地业主 见1159页脚注。1071，都是使用这种类型的军事人力，尽管采取的形式多种多样。后面我们将会看到，罗马贵族偶尔也在使用这种类型的军事人力。

提到的这些情况，无论从功能上还是从法律上说都类似于封地，但实际上并不相同，因为，即使是有特权的农民，在社会上也仍然还是农民，或者说，无论如何也还是“平民百姓”，而且这是一种平民法层面上的封建关系。相比之下，侍臣与领主的关系本来就具有家产制基础，因而不同于封地所有者与领主的关系。

从纯粹的技术意义上说，真正的藩属关系a)始终存在于这样一个阶层的成员之间——它有等级层次之分但又形成了一个与自由民大众相对立并高居他们之上的单元；b)根据这种藩属关系，个人之间乃是通过自由契约而不是通过家产制依附彼此相关。封臣的地位并不会贬低封臣的荣誉和身份，恰恰相反，这会增进封臣的荣誉；而且，作为领主附庸也并不是屈从于家长制，尽管它借用了后者的形式。

现在我们可以从广义角度把“封建”关系分类如下：(1)“公益性派捐”封建制：屯田、戍边的士兵，承担特殊军事义务的农民(赐地业主、laeti、 limitanei 罗马帝国晚期以及随后拜占庭帝国的戍边军队。、哥萨克)；(2)“家产制”封建制，a)“采邑”封建制：科洛尼军队(比如直到内战时期罗马贵族以及古代埃及法老的科洛尼军队)；b)“仆从”封建制：奴隶(古巴比伦和古埃及的军队、中世纪的阿拉伯私人军队、马穆鲁克)；c)部族封建制：作为亲兵的世袭被庇护人(罗马贵族)；(3)“自由”封建制，a)“封臣”封建制：仅仅依靠个人忠诚而不授予采邑权利(绝大多数日本的武士、墨洛温王朝的扈从[trustis])；b)“俸禄”封建制：无需个人忠诚，仅仅依靠被授予的采邑权利和税收收入(中东、包括土耳其的封地)；c)“藩属”封建制(lehensm?ssig)：个人忠诚与封地相结合(西方)；d)“城市支配”(stadtherrschaftlich)封建制：在分配给个人的采邑土地基础上形成的武士公社联合体(典型的是斯巴达类型的希腊城邦)。在此我们将主要讨论“自由”封建制的各个类型，其中主要是影响最为重大的西方封建制(Lehensfeudalismus)；我们将只是为了比较的目的才会论及其他类型。

完整的封地始终是个产生地租的权利综合体，它的所有权可以也应当负担一个领主得体的生活方式。领主权利和创收的政治权力——也就是产生地租的权利——主要是授予了武士。在封建的中世纪，一块土地的gewere 日耳曼习惯法概念，意即占有的权利，或者说，物权。属于1072地租的收取人。凡是对封地的继承进行了严格组织的地方，这些封建的地租之源都会按照它们的产能进行登记造册。按照萨桑王朝和塞尔柱王朝的模式进行分类的土耳其“封地”，就是根据以阿斯珀 asper，旧时土耳其和埃及的小银币，后作为记账货币，值piaster的1/120。计算的产能进行登记的，日本封臣(武士)的供给则是以kokudaka(稻租)计。英国的“末日裁判书” Doomsday Book，1085—1086年英国钦定土地调查清册。所包含的内容并不像后来说的那样等于是封建的封地登记，但这种登记注册的由来也应归因于英国封建行政特别严格的中央集权。

由于采邑是封地的常规目标，因此一切真正的封建结构都有着家产制基础。此外，只要官职本身并未被看作封地，那么家产制秩序通常就会持续存在下去，至少在封建体制被吸收进家产制或俸禄制国家作为其行政组成部分的地方就是如此，这种情况很常见。拥有准封地俸禄的土耳其骑兵则与家产制新军和部分是俸禄制的官职组织并存，因而本身始终有着半俸禄制性质。

除了中国法律之外，在绝大多数不同的法律领域都可以看到源自国王地产的领主权利的授予。印度的拉吉普特王国，尤其是在乌代布尔(Udaipur)，统治者直到最近还会向处于支配地位的部族的成员授予领土和司法权利，以此换取军事服务；后者则会向他报之以臣服并在他死亡的情况下重新确定手续费，如果违背义务则会面临丧失权利的危险。对土地和政治权利也经常出现同样的处置办法，最早是产生于统治的武士对被征服土地的共同控制，这大概曾是日本政治体制的基础。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像墨洛温王朝的王室土地授予以及各种俸禄形式那样的大量典型现象：它们几乎始终都是以提供军事援助为前提的，在未履行义务的情况下可能会被撤销，尽管什么情况才算未履行义务往往并没有明确定义。实际上，大量类似于继承租赁的东方土地授予类型还有其政治目的；不过，只要它们与特定的封臣效忠无关，就不能适用“封地”概念。

译后记：

这个中译本出版之际，适值马克斯 韦伯去世九十周年，无疑是对这位思想大师一种不可多得的纪念方式，就笔者个人来说，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人生事件。

总起来说，和以往的体系思想家们不同，韦伯从来没有打算建构一个价值体系以充当一位不堪重负的道德先知，他毕生的努力都是在开辟一条富有客观意义的方法论途径，以求在这个价值多元化的世界上提供一个普适性的理性主义经验知识系统，以此为基础，庶几有助于对已经、正在和将要发生的历史作出“头脑清明”的因果解释。《经济与社会》的重要性之所以能够在世界范围形成思想史上罕见的学术共识，主要原因大概就在于此。正如京特?罗特在导读中所论，“《经济与社会》及时次从世界历史的深度对社会结构与规范性秩序进行了经验比较。如此说来，它超越了始终在冥思苦想要建立某种社会科学的大量‘体系’。”从这个角度看上去，在同样面对现代性困境和变局的思想家当中，韦伯的清醒、冷静、深邃和远见，实在是少有人能出其右。

这部巨著在中文读者中的盛名已无需赘言。十多年来，大陆已相继有了不同版本的全译和选译。不过最终，我也不得不像许多读者一样认为，面对韦伯严肃严谨的学术态度和大陆读者对翻译文本的质感语感要求，这部经典理应有一个还算交代得过去的重译本。但始料未及的是，这种对他者的期盼，竟落实为我自己的志业。大体上，这是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原因促成的。从客观上说，一些令我十分敬重的师友曾反复鼓励我做这件事情，对我产生了极为有力的驱策与激励作用。终于，这使我决定审视一下自己能否配得上做好这件事情。有两个心理上的压力曾迫使我几乎要放弃这项已经基本确定了的计划。首先，我当时差不多还是个德文文盲，从英译本转译这部巨著，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必定会始终让我愧疚难当的严重缺陷；其次但更重要的是，从英译文本来看，《经济与社会》的文字虽然并不艰涩，但其中蕴含的知识密度，特别是德国学术传统背景下的思想训练在韦伯那里达到的空前境界，很有可能因为我的译笔之肤浅和孟浪而遭到亵渎。相比之下，我的有利条件却乏善可陈，惟一丰富但又不可再生的现成资源，就是能让我静心伏案的大量闲暇。恰在这个犹豫不决的关口，中国社科院渠敬东先生和商务印书馆王明毅先生，再次给了我十分真挚敦厚的鼓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则以无条件的信任邀我签订了翻译出版合同。至此，我不再寻找退缩的理由了。

开始翻译之前的几个月预览过程中，首先得到的却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非常清晰地领悟到了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学术与政治》中提炼并释放出来的一种历史动力的深长意味，即从新教徒的天职观到现代知识人和政治人的志业观在世俗生活中的理性价值。这使我接着意识到，如果我并没有这种内生的信念却又奢望重译《经济与社会》，其荒唐和危险将无异于一个类人猿要去扮演哈姆雷特。还算幸运的是，我已经可以确定，自己有了这样的信念。

然而，接下来则是一个既紧迫又必须面对的实际问题：这个任务绝不是——至少绝不单纯是——对翻译技巧的考验。英译本的译者都是具有深厚造诣的韦伯研究专家，这本身或许意味着，在我们现有的学术条件下，如果做不到研究性翻译，至少也应在研读中斟酌译笔，庶几才有可能不至于让读者过分失望。我深知自己学养之匮乏，但事已至此，看来惟一可行的弥补办法，就是随着韦伯的笔底韬略去用心阅读、用心思考，以勤补拙，以求忠实于英译文本。就在这种信念坚定但信心不足的紧张关系中，从翻译及时个句子开始，到2010年1月16日校订完毕第二卷大样，我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感觉中度过了五年多来的每一个工作日。现在，木已成舟，而我能够鼓足勇气说出来的自我评价也仅仅是，我尽力了。为了不至于抱憾终生，我已做好了充分准备，愿意真诚接受无论如何都会出现的正当批评，不管那是多么严苛的批评；同时我也希望，若干年后，自己能够锤炼出相称的学力，如果需要，可以直接根据德文原著重新修订这个译本。我相信，这是出于对思想的敬畏，也是为了个人灵魂的安宁。

如果没有众多学者朋友的慷慨相助，即使完成这样水平的译事也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使我受益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他们都会无条件地允许我随时就翻译过程中的任何问题占用他们的时间进行无拘无束的讨论。在这些朋友当中，我应当特别感谢方慧容博士和学兄冯克利先生，应我的请求，她/他们各自挤出专门的时间对初稿的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改校订，方老师是及时部分及时、第二章，克利先生是第二部分第八章，这些修订意见的细致、严谨和精准，都在我对全书译稿进行校订时发挥了范文性的作用，借这个机会向她/他们表达最深切的谢意使我感到了一种特殊的荣幸。

还应当特别感谢的是本书的责任编辑姚映然女士和周运先生，她/他们表现出了如今并不多见的文字编辑水平，尤其是先后就译文中的二十多处堪称标准的错误提出了修订意见，而如果没有足够认真的态度和敏锐的眼光，这些并非无关紧要的错误几乎是难以觉察的，这表明了她/他们的知识背景和业务素养实在无愧于责任二字。

，我应该向我的所有家人表示由衷的感谢，她/他们为我创造、提供或者帮助我保持了一种自由与安详的工作环境却几乎毫无怨言，这使我的工作乐趣变得更为真实。

阎克文谨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