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大国梦如此迷人？

那为什么作为一个大国非常重要呢？无论从前现代经济还是从现代经济来说，“大” 都有很多好处。

先从前现代经济讲起。古代的中国分分合合，最终还是走向统一，为什么呢？古代的皇帝无非想三件事情。及时件事情就是收税。《诗经 小雅》有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基于这一观念，对皇帝而言，国家当然是越大越好了。第二件事情也非常重要，就是分散风险。同样一场地震，对于一个小国的打击可能是毁灭性的，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却能够做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对于生活在都城的皇帝来说，修建连通首都和其他地方的道路和运河，很重要的功能就是保障皇城里的粮食供给不会受到个别地方自然灾害的影响。第三方面是安全。中国的“中原地带”以平原为主， 没有什么特别难以逾越的自然屏障，因此，中国古代历朝，一旦分成若干小国，就战火不断，而一旦国家统一，则相对长治久安。同时，大国在提供国防、保护整个国家的安全方面也有规模经济效应—国家大了，人均军费支出就可以被摊薄。

这种大国具有的规模经济到了现代仍然重要，甚至可以说是更为重要。比如说分散风险，在古代，不同地区的风险主要来自自然灾害， 而在现代，技术、金融、政策、国际环境都可能成为经济产生风险的来源。最近有研究发现，大的经济体经济波动相对较小。中国古话说“东方不亮西方亮”，对于现代经济来说，还是一样道理。

在现代经济里，经济结构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这时，规模的重要性反而比前现代时期更强了。我这里列举几个主要的方面。

及时，大国有可能借助规模经济而发展“战略性产业”。例如民用大飞机产业，初始的投入非常大，国内市场规模越大，生产的平均成本越低。如果要保障这个产业实现收支相平衡，就要有一个低的国内市场规模，以此才能够基本弥补制造这些飞机的成本。到目前为止，这个世界上只有三个地方有足够大的市场来满足发展大飞机产业所需要的规模，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欧洲，还有一个就是中国。

第二个方面是技术创新。中国由于市场规模大，很多细小的技术创新都能在这个市场上得以生存。市场规模有利于创新，这非常重要。中国的市场销售量足够大，足以弥补产品研发阶段的初始投入， 也有利于某种细分产品的规模化生产。比如说“汽车安全扣”吧— 我猜这是个只有在中国才能买得到的产品。它的作用是将其插入安全带的插口后，一些带有提醒系上安全带功能的汽车就“闭嘴”了。曾经有外国人惊讶于中国居然把这个不安全的东西叫做“汽车安全扣”，同时，他们也惊讶于这样的商品居然有那么多的款式。对此，读者只需要在淘宝网上搜一下“汽车安全扣”就有体会了，其中一个安全扣的图片同时提醒你“为了你和家人的安全，汽车行驶请使用安全带”(谁说中国人没有幽默感来着？)。这里，我虽然举了一个黑色幽默的例子，但其实，规模有利于创新的例子比比皆是，包括淘宝网本身。要知道，如果离开人口总数，淘宝网不可能活得那么滋润。全世界的网上购物平台，就美国和中国发展得好，这同说英语和汉语的人多不无关系。类似的例子，还包括手机软件(比如微信)。甚至现在很多跨国公司都将研发基地往中国搬，也是看中了中国的巨大市场。

第三个方面就是公共品提供。在前现代时期，公共品主要是指国防，但到现代，公共品就更多了。比如说卫星导航系统，世界上最早开发并应用卫星导航系统的是美国，西欧和俄罗斯紧随其后。对于中国来讲，由于有规模经济的好处，我们就可以开发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事实上，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经开始工作。同时，中国已经开始进入全球公共品提供者的行列。比如说亚丁湾的护航和参与抗击埃博拉病毒的医疗援助，这就是国际公共品。由于中国的经济规模大，所以虽然仍是发展中国家，我们还是有能力去提供这样一些国际公共品。最近，中国发起组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又是一个具有国际公共品性质的例子。

第四个方面就与现代服务业有关了。现在世界上真正有实力的国家，它的竞争力都集中在所谓现代服务业中，而标志一个国家实力的，基本上就是金融、医疗、教育、文化这几个行业。美国的竞争力有三个标志性的来源，一个是华尔街，一个是大学，另一个就是好莱坞。这些现代服务业都需要一定的规模来吸引全世界的人才。文化和教育产业特别受益于大国的规模经济，因为这两个行业在国与国之间带有一定的文化壁垒。例如，内地电影明星的身价涨得很快，于是港台地区的影视明星纷纷进入内地拍戏，歌手也竞相参加电视节目， 这就与内地市场的规模有关。像湖南卫视“我是歌手”这样的节目之所以有跨国界的号召力，就与其大投入的制作有关；而中国一个省的卫视能够有如此大投入的电视制作，就不能不说与这一市场规模背后的广告收入有关了。教育行业也是一样。商学院能够开出教授“中国经济”的国际MBA项目，相应的，研究中国经济本身能够成为重要的课题，这些如果离开中国经济的规模，恐怕都难成功。

现代全球经济已经实现“全球化”，国际贸易非常重要，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闭关锁国中实现发展，在此情形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好处只能够被少数大国(或经济体)享有，这个好处就是能够获得作为国际媒介货币(international vehicle currency，简称IVC)的铸币税。在国际经贸往来中，使用外国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交易成本与这种货币的全球使用程度负相关。一国的货币要成为IVC，其经济必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相对其他经济体保持优势。目前世界上主要的IVC就是美元和欧元，曾经作为IVC的英镑因为英国经济的相对衰落逐渐被取代，而日本与美国GDP之比在1991 年的较高峰时只有60%，因此， 日元从未真正成为IVC。未来，随着人民币逐步国际化，人民币成为IVC应该只是时间问题。2015 年底人民币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的一篮子货币，并居于第三位，这就是个标志性的事件。

尽管作为一个大国可以获得很多好处，但这也并不是说一个国家的规模越大越好。随着一个国家国土面积的增加，该国的人口规模、民族多样性和自然资源等也会增加，这会使该国的治理成本增加。一个国家内部不同民族之间商业往来的交易成本甚至堪比不同国家间贸易的交易成本。因此，一个国家的规模取决于国家规模增加带来的收益与治理成本增加之间的权衡。事实上，即便在“二战”之后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和平时期，全球许多国家的规模也因为这种成本与收益的对比而发生了变化，最广为人知的例子是“冷战”结束之后苏联的解体。

统一的好与难，中国古代的皇帝都知道。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做了不少有利于维持国家统一的事情：为了治理的方便，秦始皇实现了“车同轨，书同文”，还统一了度量衡。其中，统一文字特别重要，如果没有这一步，我猜，今天的北京话和闽南话可能是两种语言，而不是两种方言。另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基础设施建设。秦朝建设了从都城出发往全国各个方向的“驰道”，并且在驰道沿途设了很多驿站，这为信息传递和维护国家统一创造了条件。但是，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一个大国如何治理，并维持统一。

回头去看中国古代政治史或者改革史，历代王朝犹豫的事情就是在政治上实行集权还是分权。古代的通信技术和交通基础设施都不像现在这么完善，怎么才能够治理这么大一个国家？于是就出现了两种基本的选择。及时种选择是分权，比如说西汉，皇帝打下江山以后， 把全国各地分封给皇亲国戚。另外一种是集权，秦朝建立郡县制，它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地方官的任免权力收归中央。直到今天，省级地方官员的任免权仍在中央；省级以下的官员不由中央来任免，也只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在历史上，一些王朝在统治的后期出现政治的动荡和分裂，甚至王朝覆灭，很多都是因为政治上的分权导致地方实力太强，特别是在分封制下，地方的诸侯各自为王，就会威胁到国家统一。

大城市不死——包容的就业机会

虽然大量学者基于经济集聚带来的好处而主张不要为发展大城市设置限制，但仍有不少人认为中小城镇的优先发展能使大量农民迅速非农化，降低农村劳动力流动进入城市的心理成本，较好地将城乡两个市场结合起来，并且所需建设资金相对较少，因而更符合中国国情。事实上，大城市和中小城镇的发展并不相互排斥，中小城镇的发展以大城市的发展为基础，并受其辐射功能的带动。如果违背市场经济的规律，限制大城市的发展，结果是小城市也发展不好。

由于对城市的规模经济效应认识不足，中国的城市发展政策一直偏向于控制城市化进程和限制大城市人口规模。在城市化速度方面， 政府似乎是有意压低城市化的速度，比如“十二五”规划提出，到2015 年城镇化率由制定计划时的47.5% 提高到51.5%，5年提高4个百分点，低于过去大约1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实际上，到了2014 年底，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4%。在城市体系的调整方面，政策导向是重点推进中小城镇的发展，而限制特大城市的发展，具体体现在城市人口规模限制和户籍制度方面。

“十二五”规划提出，“特大城市要合理控制人口规模，大中城市要加强和改进人口管理，继续发挥吸纳外来人口的重要作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根据实际放宽落户条件”。而在实际操作中，大城市人口限制政策主要针对的是低技能者，这一点，在各个地方的落户条件上均有体现。

比如，上海市的落户实行打分政策，只有本科及以上学历才有评分资格，并且打分向高学历、重点高校(如211 高校、教育部重点建设高校)以及具有高技能水平(如大学成绩排名、外语水平、计算机水平) 的毕业生倾斜。在深圳，外来务工人员入户实行积分制，累计积分达到一定分值才可申请入户，而积分的计算同样向高技能水平的劳动力倾斜，应届毕业生申请落户必须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和学士以上学位。北京市的户籍分配和工作单位相挂钩，留京指标更多地分配给了事业单位、大型国企和外资企业，然而由于数量有限，在这些企业内部，指标也往往分配给了教育水平相对更高的劳动力。不仅特大城市如此， 即使在我调研的一些中等城市，落户标准都将教育水平作为一个条件。如果全国各个城市同时都不要低技能者，那他们去哪儿城市化？

有一种在现实中存在的担心是，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张，城市将无法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从而加剧失业问题。人们常常认为，在城市扩张过程中，低技能者将面临更大的失业风险。那么，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担心就业问题的人，忽略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那些外地人在大城市找不到工作，而且无法获得本地人的福利待遇，那他还留在大城市干什么呢？

几乎所有反对城市发展的论点都严重忽略了城市扩张的好处，而与城市扩张的坏处相比，那些好处往往并不直接可见。城市发展的好处最重要的来源就是所谓“人力资本外部性”。这个词的意思是说， 一个人的教育水平提高了，不仅能使自己的收入有所提高，而且，在他与其他人的交往中，还能够相互学习和影响，促进知识的传播和生产， 于是，别人的收入也能够有所提高。

可能有人会说，既然城市发展的好处来源于“人力资本外部性”，那么，城市就只需要把大学生留下来就可以了。如果这样想，那就大错特错了。“人力资本外部性”不只是大学生才享有的，低教育水平的劳动者在城市中也能够得到知识、技能、信息等多方面的外部性。即使是那些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农村移民也常说，在大城市能够长见识，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进一步深究的话，低技能劳动者在大城市获得的收入提升效应往往要大于高技能劳动者。道理是这样的，每个人都能够从城市的高教育者那里得到“人力资本外部性”，从而提升自己的收入。但是，一个大学生留在大城市发展，却会面临大学生之间的相互竞争，这种竞争就会降低他们的收入，从而抵消一部分“人力资本外部性”提升收入的作用。

而低技能者却与高技能者有互补性。一方面，在同一个生产单位， 两者就是互补的，比如金融区要配保洁工，工程师要配操作工；另一方面，如果将整个城市看做一个生产单位，那么，高技能、高收入的人也需要餐馆服务员和家政服务员。这个问题，我在下文还会详细讲到。

空口无凭，让我们来看数据分析的结果。10 余年来的研究发现， “人力资本外部性”的确是存在的，我本人和哈佛大学的格莱泽教授(Edward Glaeser)正在做的一项研究也用中国的数据证实，“人力资本外部性”是存在的，一个城市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增加一年，这个城市的劳动力平均工资可以获得21%的提高，而且的确是低技能者所获得的“人力资本外部性”更大。

通常来说，城市人均教育水平较高的城市，也是规模相对更大的城市。于是，反对大城市发展的人仅凭直觉就说，随着城市的人口规模扩张，城市将无法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从而将加剧失业问题。反对大城市的人还认为，在城市扩张过程中，低技能者将面临更大的失业风险。同时，原来的城市居民将面临更为激烈的劳动力市场竞争， 从而也会加剧原有居民的失业问题。

那么，事实是否如人们担心的那样呢？已有的经验研究发现，外来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对本地居民失业的影响程度很小，但的确会给劳动力市场带来竞争，从而对工资上升有抑制作用。在理论上，劳动力流入并不必然增加失业，这主要是因为存在着城市发展的规模经济，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加会不断地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不过长期以来，有关城市扩张有利于创造就业岗位的经验证据仍很缺乏，也没有经验研究为不同技能的劳动者如何在城市扩张中受益提供证据。针对这些政策争论，我和高虹、佐藤宏使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S) 2002 年的城市居民数据研究发现，城市发展的规模经济效应有利于创造就业机会。城市人口每增加100 万人，个人的就业概率平均提高0.66 个百分点。相比于城市总人口规模，高技能劳动者的集中对就业的影响更大。平均来说，一个城市的大学毕业生每增加100 万人，会使该地区个人的就业概率提高4.34 至6.61 个百分点。

我们同时也发现，城市扩张的就业增加效应对于较低技能水平的劳动力更大。对于受教育年数小于等于9 年的劳动者来说，城市中的大学毕业生数量每增加100 万人，其就业概率会提高8.58 个百分点。而对于受教育年数在9—12 年之间的劳动者来说，这种效应下降到了3.57 个百分点。受教育年数大于12 年的劳动者受益更小，仅为2.12 个百分点。

城市规模促进就业的效应在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者之间存在差异，这一现象可能还与中国的制度有关。在当前的户籍制度下，本地户籍居民享有更好的公共服务和各类福利。在户籍制度制约下，各地(尤其是大城市)的落户政策在不同程度上均向教育水平高的人倾斜，于是激励人们通过过度追求高文凭来获取大城市的户籍和相应的福利，加剧了大学生的相互竞争和就业难。而当高技能者挤破头要留在特大城市的时候，由于他们与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互补性，大学生的集聚却带来了对大量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而这时，城市里低技能劳动力的供给却受到制度制约，这样一来，对低技能者的需求多、供给少，低技能者反而更容易找工作。

近来北京师范大学邢春冰和美国克拉克大学张俊富两位共同完成了一项研究，他们发现，大城市有很多特征，除了更高的人口密度之外，大城市的人均GDP更高，大型工业企业更多，而基础教育的学校规模更大，公路更多，工业排污更少。即使在控制了与城市规模相关的城市特征之后，农村移民仍然更愿意去大城市。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移民愿意牺牲1.72% 的月收入，去人口多出1%的城市。

一种常见的担心是，如果所有的人都到大城市去，大城市会不会被挤爆了？放心吧，不会的。城市被挤爆只是一些害怕大城市发展的人的想像，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城市被挤爆过。或者说，早在一个城市被挤爆之前，城市的生活成本就已经很高，即使没有人为设定的制度障碍，大城市更高的生活成本(特别是房价)，也会成为阻碍移民进入大城市的市场机制。那么，在扣除了生活成本之后，是否移民在大城市的净所得就大幅度下降了呢？复旦大学高虹的一项研究显示，即使在扣除了物价差异和由住房价格代表的生活成本差异之后，大城市的实际收入仍然更高。换句话说，还是因为存在着制度上的劳动力流动障碍，中国城市间的人口流动均衡还远没有达到呢。

中国正在进入后工业化阶段，这以后，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重要性就更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越是发达的国家，服务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越高，城市化率越高，而且，人口还在进一步向大城市集聚。原因何在？因为人口密度有利于服务业发展。与农业和工业相比，服务业的产品更具有不可运输性，大多数服务产品需要面对面地完成。同时，现代服务业越来越依靠知识、信息和技术作为核心投入品，而面对面的交流有利于知识、信息和技术的生产和传播。

那么，消费型服务业呢？消费型服务业是跟着人和钱走的。一方面，人口密集的地方，发展消费型服务业的固定投入(比如便利店和餐馆)更容易被分摊，生意好做；另一方面，劳动生产率越高的城市，富人越多，人对消费型服务的需求越强，其中，像餐馆和家政这样的服务其实是在将高技能者从家务中解放出来，有利于提高其劳动生产率， 促进社会分工。也正因此，一个现代城市越发展高技术产业，越发展生产型服务业，其带动的消费型服务业需求越多。正如我反复强调的，就是因为上述经济规律，大城市的政府不能认为自己不需要低技能劳动者了。恰恰相反，消费型服务业的从业人员大量都是教育水平并不高的劳动者，而他们从事的工作又是不能被机器替代的。可以这样说，给定一个国家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反而使大城市吸引大量的低技能劳动力前去工作。

中国的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从2001 年的40.5% 增长到了2014 年的48.2%，已经超过第二产业，正在靠近标志性的50%的门槛。细心的读者会发现，50%这个点对于中国来说已经来得太晚了。与国际上处于同样发展阶段的国家相比，中国的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大约低了10 个百分点。无独有偶，中国的城市化率大约也是比其他相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低了10 个百分点。

中国城市服务业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为常见的解释是两个： 其一，在最近10 多年的时间里，持续的低利率(名义贷款利率减掉通货膨胀率之后的实际利率)政策降低了资本使用成本，鼓励了投资， 相应的，使用资本更多的工业部门(尤其是其中的重工业部门)增长迅速，排挤了使用资本较少的服务业的增长；另一个因素是，收入分配中劳动所得的比重持续走低，这也成为制约老百姓收入增长和服务消费的重要因素。除了这些原因，中国的城市发展模式也要作检讨， 如果不及早纠正敌视大城市的误区，仍在城市发展中追求低密度，这将贻害服务业的发展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