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乌克兰

1943-1967

1

故事开始于1942年春天，伏尔加河畔的一座城市里。十月革命前它叫拉斯加皮诺，1929年后改称捷尔任斯克。这个新地名是纪念及时代布尔什维克、政治警察的创建人费利克斯 捷尔任斯基。至于这个政治警察组织先后名称不同，叫契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格别乌)、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克格勃，今天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我们在本书中提到这个机构，使用三个富有威慑力的名称，但是俄罗斯人除了使用各时期的名称以外，更为阴沉地称它“组织”。战争打得激烈，重工业要拆迁，从战地转移至后方。这样在捷尔任斯克有一家兵工厂征用全体居民，此外为了监督这些人调动了NKVD的军队。这是个英雄与严酷的时代：一个工人迟到五分钟，就要被送上军事法庭。逮捕、审判、执行，必要时在后脑勺打上一枪的，是那些契卡成员。有一个夜里，从下伏尔加河飞过来侦察的德国梅塞施密特战斗机，在城市上空抛下几颗炸弹。在工厂四周巡逻的一名士兵，用手电照亮了一个年轻女工的道路，她出门已晚，正急忙朝一个防空洞走去。她一脚踏空，挽住了他的手臂。他看到她手腕上的文身。在几团火光映亮的黑暗里，他们的脸相互凑近。他们的嘴唇合在了一起。

这名士兵，弗尼亚明 萨文科，二十三岁。出生于乌克兰一个农民家庭。他是个能干的电工，被NKVD招募过来的。NKVD在各行各业中选拔最出色的人才。萨文科由于这个原因，不用像他这一年龄段的多数男孩被送往前线，而是留在后方的兵工厂里当看守。他离家很远，这在苏联是常规而不是例外。发配、流放、大规模人口迁徙，大家都不断地变换地方，要在出生地生活与死亡，这种机会几乎是不存在的。

她叫拉依雅 齐比纳，从高尔基市来，从前称为下诺夫哥罗德，父亲是一家餐馆经理。在苏联，餐馆没有业主，也没有人，而是经理。这不是创立或购买的一份事业，而是指派谁来担任的一个职位，这个职位不错，不幸的是拉依雅的父亲挪用公款遭撤职处分，送到了列宁格勒战场上的纪律营里，不久前死在那里。这是家庭的一个污点。在这个时期，在这个国家，家庭有一个污点可以毁了人的一生。儿子不必为父亲的罪恶付出代价，这在我们看来是正义的基础之一，但是在苏联的现实生活中，这甚至算不上是一条正式的原则，可以作为理论上的参照。托洛茨基分子、富农、旧制度特权阶层的孩子，注定要过上受排斥的命运，不准加入青年团，不准考大学，不准加入红军和党。他们也有不多的机会逃避遭排斥的命运，那就要否定自己的父母，然后表现极端积极——所谓表现积极就是揭露周围的人。组织把这些有历史污点的人当作好的助手。以拉依雅父亲的情况来说，他死在战场上可能使事情得到好转，反正齐比纳与萨文科两家顺利度过了三十年代的恐怖时期。诚然他们也只是太小的小鱼而已。这份幸运并没有让年轻的拉依雅不为她不诚实的父亲感到羞耻，就像她也为自己在技术学校当学生时给自己文身感到羞耻那样。后来，她曾经尝试用盐酸洒在手腕上把它擦掉，因为她很难过不能穿上短袖长裙上街散步，当上了军官的妻子，却又像个女阿飞。

拉依雅的妊娠期恰逢斯大林格勒的围困战，几乎24小时不差。在1942年那个可怕的五月份，遭受最痛心的败仗时她怀了孕，爱德华则诞生在1943年2月2日，离第三帝国第六军投降、战场形势发生逆转之前的二十天。大家后来反复对他说他是胜利之子；要不是他的男女同胞不惜牺牲生命，不让以斯大林命名的这座城市落入敌手，他将会出生在一个奴隶世界。后来大家又说起斯大林的坏话，把他看作是暴君，怨声载道揭露他的恐怖统治。但是对于爱德华这一代的人来说，他是苏联各族人民处于历史最悲惨时期的较高领袖，纳粹的征服者，这个人还有一点值得普鲁塔克①大书特书的英雄气概：德国人俘虏了他的儿子雅科夫 朱加什维利中尉；俄国人在斯大林格勒俘虏了德军元帅保卢斯，第三帝国杰出的军事家之一。当德国较高军部提出建议交换俘虏，斯大林高傲地拒绝：他不会用元帅来交换普通的陆军中尉。雅科夫扑向俘虏营的电网自杀身死。

在爱德华童年时有两则故事。及时则温情脉脉，也是他的父亲爱说的故事。婴儿没有摇篮，睡在一只炮弹箱里，嚼着一条鲱鱼尾巴当奶头，对着空中出神地笑。弗尼亚明叫了起来：“好小子！他到哪儿都挺得过来！”

第二则故事就没有那么温馨了，这是听拉依雅说的。她背了婴儿出门进了城，这时德国飞机开始轰炸，她跟着十来个城里人一起躲进防空洞，他们有的吓坏了，有的麻木了。地面与墙壁都在抖动，有人用耳朵探测炸弹落在多远的距离，炸毁了哪些房屋。小爱德华开始哭起来，起初引起一个人的注意，后又引起他的怒气，他尖着嗓子说德国佬有非常先进的技术设备，可以根据最细小的声响找到活人靶子，小孩的哭声将给他们大家带来杀身之祸。他鼓动别人把拉依雅赶了出去，使她不得不在轰炸下去寻找另一个避难所。她气得发疯，对自己说，也对她的婴儿说，今后人家跟她说起什么互助、团结、友爱，都是胡扯。“真实的情况是，小爱迪契加，你别忘了，男人是懦夫，是混蛋，你要是不作好准备先动手，他们会把你宰了。”

2

战后不久的日子里，城市不叫城市，而叫“居民点”。萨文科这个新婚家庭，随着从来不由自己选择的安排，在伏尔加的不同居民点过着兵营与木棚的日子，于1947年2月在乌克兰的哈尔科夫定居下来。哈尔科夫是一座重要的工业城市与铁路枢纽，由于这个原因，德国人与俄国人争夺激烈。你攻陷我收复，轮流占领，屠杀居民，以致到了战争结束时只剩下一地瓦砾。红军路上那幢结构主义风格的水泥大厦，住着NKVD的军官和他们的家属——后者被称为“包干户”。那幢楼朝向庄严的中央火车站，它现在成了石头、砖头、金属物的乱石岗，四周用栅栏围住，谁都不能跨越，因为满地是残垣断壁，此外还有德国兵的尸体和地雷炸药，有个小男孩还因此炸掉了一只手。尽管有这个例子，这群顽皮孩子包括爱德华在内，还是屡次三番闯入瓦砾堆，寻找子弹，把里面的弹药倒在火车轨道上，响起噼啪声，引来火花，有一次还造成列车出轨，这件事也成了传奇。较大的孩子晚上聊天时会讲恐怖故事：死去的德国兵在废墟里出没，暗中窥视那些没有防备的人；在食堂大锅底里发现小孩的手指；食人部落贩卖人肉等等。那个时期，大家挨饿，只有面包和土豆，更多是“卡恰”，这种荞麦糊，俄国穷人餐桌上每顿都有，而富余的巴黎人则偶然尝试，像我就很骄傲自己这道食品做得不错。灌肠是难得一见的奢侈品。爱德华饿得慌，做梦也在想长大了要做个卖肉的。没有狗，没有猫，没有家养的宠物，都给大家吃光了；相反耗子到处猖獗。两千万俄罗斯人死在战争中，也有两千万俄罗斯人战后无家可归。大多数孩子失去了父亲，大多数还活着的人都成了残疾人。在每条街边路角都可以遇见缺臂、断腿，甚至双腿都截去的人。到处看到一群群无人照顾的孩子，战争中死去双亲或者人民敌人的孩子，饥饿的孩子，偷窃的孩子，杀人的孩子，回到野蛮状态的孩子，组成危险的群体四处乱闯，在法律上也享有特惠，负刑事责任的年龄，也就是说判死刑的年龄，降低到十二岁。

这个男孩崇拜父亲。他喜欢在周六晚上，瞧着他给自己的警枪上油，他喜欢看他穿上军装，最叫他高兴的是允许他擦爸爸的靴子。他把上臂整个伸进靴统，仔细抹油，根据程序一板一眼使用特殊的刷子和细布。当弗尼亚明出差执行任务，这一套工具占了他的半只箱子，儿子把它打开，关上，保养，等待他本人也有同样一套的光荣日子。在他眼里真正称得上男子汉的是军人，交往的孩子是军人的孩子。他不认识其他孩子。住在红军路NKVD大院里的大小军官家庭都有来有往的，瞧不起普通百姓，都是些动不动诉苦又不懂纪律的可怜虫，走在人行道中央不打招呼就停下，不得不叫军人调整他的路线。军人走路皆有定规，步子均衡有力，一小时六公里，爱德华直到晚年也是这样走路的。

为了哄红军路的孩子入睡，要向他们讲述这场战争的故事，俄罗斯人不像我们称它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是伟大的卫国战争，他们的梦中尽是正在坍塌的防空壕，死亡的马匹，战斗中的同志，他们的头颅被一颗炮弹炸落在自己身前。这样的故事爱德华听了兴奋。可是他注意到，当母亲向他讲述这些故事时，父亲神色好像有点尴尬。故事里从来不提及他和他的光荣事迹，而是他舅舅——拉依雅的兄弟的事迹，小男孩不敢问：“不过爸爸你也上过战场吧？你打过仗吗？”

不，他没有打过仗。他这个年纪的男人大多数面对过死亡。他的儿子后来是这样写的：战争伸出牙齿把他们当怪物紧紧咬住，他们知道他们没有屈服，才证明自己是好汉。他的父亲则不。他没有面对过死亡。他在后方打仗，他的妻子也很少放过机会这样提醒他。

她倔强，对自己的地位很自豪，敌视一切感情用事。她的小男孩有什么对手，她总是站在对手这边反对他。儿子挨了别人打，她不安慰他，反而向动手的人道谢：这样自己的儿子才会成为男子汉，不是娘娘腔。爱德华对童年的最早回忆之一，是他五岁时患严重的耳炎。耳朵出脓，好几个星期听不到声音。母亲把他带往卫生室的路上，必须经过一条铁道。他听不到，但看到一辆列车正在逼近，这个黑色钢铁魔鬼喷浓烟，飞驶过来，他突然感到非理性的恐惧，以为他妈要把他扔到轮子底下。他开始大叫：“妈妈！亲爱的妈妈！不要把我扔到轮子底下！求求你，不要把我扔到轮子底下！”他在书中强调“求求你”的重要性，仿佛是这声哀求才使母亲放弃她的阴险计划。

当我三十年后在巴黎认识爱德华时，他喜欢说他的父亲是契卡，因为他知道这会引起冷场。一待他逗乐过后，嘲弄我们说：“不要为此编上一部惊悚电影，我的父亲是相当于警察一类的人，不是别的。”

不是别的，真是这样吗？

十月革命之后不久，还在内战时期，红军领袖托洛茨基不得不把帝俄军队出身的人——职业军人、武器专家——收编进来，但是这些是“资产阶级专家”，这样的人很不，他增设了政治委员这个职务，为了控制他们，联署命令，如果他们不坚定就干掉他们。这样产生了“双重管理”原则，建立在这个概念上：为了完成一项任务，必须最少有两个人，一个完成，另一个保障他是否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在完成。这个原则从军队延伸到了整个社会，在执行过程中发现必须有第三人监视第二人，第四人监视第三人，以此类推。

弗尼亚明 萨文科是这套偏执狂制度的一个小螺丝钉。他的工作是监视、控制和汇报。这不一定包含可怕的镇压行动——这点爱德华说得对。大家看到他在战时只是NKVD的普通一兵。所谓当兵也就是在一家工厂门前当门警。和平年代升到少尉这样的低级军官。他执行的任务可以翻译成“夜店老板”，也就是在他的职责范围内，活跃士兵们的业余文化生活，比如说在苏联红军节组织跳舞晚会。这项工作很适合他：他弹吉他，爱唱歌，他自有一套讲究精致的爱好。他甚至还在指甲上涂透明指甲油：这个萨文科少尉是个真正的公子哥儿，据他的儿子事后回忆说，他若是有勇气撼动妻子专断的，他的一生可能有趣得多。

弗尼亚明在这个NKVD式的“夜店”里过得相当滋润，可惜好景不长，他的位子被某个利维坦上尉篡夺了去，那人自己也不知道成了萨文科不共戴天的敌人；在爱德华的私房神话中是个主要人物：善用心计，干得不及你好，然而捞得比你多，这个龟孙子的气势与运道都盖过你，不但在上司面前盖过你，还在——这点更严重——家庭面前盖过你；以至于你的小男孩，尽管像家里人一样神气活现瞧不起利维坦上尉，就是不乐意也禁不住暗中在想，父亲是个干苦活的人，一个潦倒的人，利维坦的儿子才有出息。稍后爱德华发展了一个理论，根据这个理论，人生在世，头上都有一个利维坦上尉。他的利维坦上尉不久也将在本书中出现，那就是诗人约瑟夫 布罗茨基。

3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那时他十岁。他的父母与他们这一代人在他的阴影下度过了一辈子。对于他们对自己提出的问题，他都可以作答，简短明白，没有好声气，不容许有丝毫怀疑的余地。他们回想起1941年德国进攻后接下来的恐怖与死亡的日子，还有那天斯大林灰心丧气过后在电台里讲话。他对着全国男女老幼，不称他们是“同志”，称他们是“我的朋友”。“我的朋友”，这几个词那么简单，那么亲切，这几个大家已经忘记了它们的热度的词，在这场大灾大难中，却抚慰人们的灵魂，对俄国人来说其重要性就像丘吉尔和戴高乐对我们的演说。全国都在给说过这句话的人服丧。学校里的孩子都在哭泣，因为他们不能够献出自己的生命去为他延年益寿。爱德华跟他们一样在哭泣。

那时候，他是个温和的小男孩，富有同情心，体弱多病，爱父亲，怕母亲，让他们称心如意。他在班上当少先队代表，每年登上光荣榜，就像军官的儿子本该如此。他读书很多。他喜爱的作家是大仲马、儒勒 凡尔纳，这两人在苏联家喻户晓。在这点上，我们相互如此不同的童年倒是很相像的。我跟他一样把三剑客和基督山伯爵当作楷模。我梦想成为猎人、探险家、水手——更明确地说是捕鲸人，像《海底两万里》改编的影片中柯克 道格拉斯扮演的尼德 兰。胸肌裹在一件横条子水手衫里，文身，爱开玩笑，从不气馁，在精气神上超过阿龙纳斯教授和阴沉沉的尼摩船长。从这三位人物验定三种身份：学者、叛逆、行动家，行动家也是个普通人，若由我拿主意，我愿意做后者。但是事情不由我拿主意。我的父母很早让我明白这样做是不行的，捕鲸人，这是不可能的，那不如做个学者——我记不起第三种选择当叛逆这问题是不是讨论过——当捕鲸人不行是因为我这人深度近视，难道戴了眼镜去捕鲸鱼！

我不得不从八岁起就戴眼镜。爱德华也是这样，但是他为此比我更加难过。因为这个缺陷不但使他没法从事想入非非的工作，也把他逐出了正常的命运安排。眼科医生给他检验以后，没有给他的父母抱有太多的希望：视力那么差，他们的儿子没有丝毫参军机会。

这份诊断书对他是一个悲剧。他除了当军官以外没想过做别的，现在告诉他，他甚至连当兵也没有资格，他命里注定要做他从小就学会蔑视的人——一个平头百姓。

如果给NKVD官员安家的大楼不拆除，它的居民不四处分散，萨文科一家不重新安置在哈尔科夫远郊萨尔托夫新区，可能这就是他的未来了。萨尔托夫的马路正正方方，然而没有时间或者没有拨款给它们上柏油，水泥预制件搭成的四层楼房，新盖不久就已陈旧，里面住着三家工厂的工人，各自叫涡轮机厂、活塞厂、锤子镰刀厂。这是在苏联，原则上做无产者不是失身份的事，可是萨尔托夫的大多数男人酗酒，没有文化，他们的儿子大多数在十五岁就离开学校到工厂工作，或者更经常的是在街头闲逛，喝醉酒打架，即使在这个没有阶级的社会里，也可以看出萨文科一家没法不把这次流放看成是降级处分。拉依雅从及时天起就深切怀念红军路，大家都以属于同类而自豪的军官集团，彼此交换阅读的书籍。那些晚会上，丈夫军服敞开，露出白衬衫，合着从德国充公来的快狐步或探戈唱片节拍，带着他们年轻的妻子跳舞。她骂得弗尼亚明抬不起头，用更能干的同志的榜样开导他，他辛辛苦苦从少尉爬到中尉的时间内，他们连升三级，还在市中心分配到真正的公寓房子；自己一家三口屈居在一个房间里，这个条件恶劣的郊区里没有人读书，没有人跳快狐步，在这里一个有身份的妇女找不到人说说话，每次下雨后，道路上都是黑色泥浆。她虽还不至于说出她当时宁可嫁给一个利维坦上尉，但是心里真是这样想的。小爱德华那么崇拜父亲和他的皮靴、军服和手枪，也开始对他可怜起来，觉得他忠厚，有点窝囊。他自己的新同伴不是军官的孩子，而是无产者的孩子。他们中间跟他合得来的那些人，不愿意变成他们父母那样的无产者，而要做流氓。这个行当像军队一样，有自己的行为准则、价值观、伦理道德，这些都吸引他。他不愿意长大了像父亲。他不愿意过忠厚、有点窝囊的一生，而是自由和危险的一生：一个男子汉的一生。

他跟班上一个男孩打架的那天，朝着这个方向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那是个胖乎乎的西伯利亚男孩，名叫依乌拉。事实上他没有跟依乌拉交手，是依乌拉把他狠狠扁了一通。他被送回家来昏沉沉，满身乌青块。他的母亲遵照军队斯多葛主义原则，不可怜他，不安慰他，不怪依乌拉，他自己也认为这样非常好，因为从这天起他的人生改变了。他明白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人分两类，一类是可以揍的人，一类是不可以揍的人，不可以揍的人并不是他们力量更强或训练更好，而是他们不惜杀人。这是秘密，的秘密，温和的小爱德华决心要进而做第二类人，他将要做个大家不敢碰的人，因为大家知道他杀得下手。

弗尼亚明不再当“夜店老板”以后，经常出差，一去几个星期。这些出差究竟是干什么的呢，不清楚，爱德华也开始过上自己的生活，对此兴趣很少，但是有24小时，拉依雅对他说她打算让他来做晚餐，因为他的父亲从西伯利亚回来。他想自己先去车站接他。

根据他日后养成的习惯，他提前到了那里。他等待。符拉迪沃斯托克-基辅的列车终于驶进了车站。旅客下车，向着出口走去，他站立的那个地方不可能漏过一名旅客，但是弗尼亚明没有出现。爱德华去打听，要弄清楚这班车的时刻。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列宁格勒中间有十一个时区，每一趟车到站与离站的时间都是以莫斯科时间为准——今天还是这种情况，由旅客自己计算时差——因此弄错班次是常有的事。他感到失望，在火车闹声与大玻璃反光中从一个月台踱到另一个月台。披大方巾、穿毡毛皮靴的老大妈冲他吆喝，她们试图向旅客兜售一桶桶黄瓜和越橘。他穿过几条停车线，走到行李装卸区。在车站这个偏僻的角落里，两节停放的车皮之间，他意外闯见这样的一幕：有几个穿便服的男人，戴手铐，神色慌张，从货车厢的一块木板上下来；穿军大衣的士兵，枪插刺刀，粗鲁地把他们赶往一辆没有窗子的黑色卡车。有一名军官指挥这项行动。一只手握着用橡皮筋夹在木板上的一束纸，另一只手放在枪套上。他在点名，声音干哑。

这名军官，是他的父亲。

爱德华躲着，直至一名犯人登上卡车。然后他回到家，心里不安又难为情。他难为情什么？不是为了父亲给一个可恶的镇压制度做帮凶。他对这个制度毫无概念，从来没听说过“古拉格”这个词。他知道存在着监狱与劳改营，关押犯罪的人，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刚才发生的事他弄不清楚，但是引起他不安的是他的价值观正在发生变化。当他是孩子时，一边是军人，另一边是普通百姓，即使他的父亲没有上过前线，作为军人还是令人尊敬。现在他正在融入萨尔托夫少年帮，按照帮规，一边是流氓，另一边是警察；恰在他选择流氓阵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父亲既不是军人也不是警察，而是属于低的级别：奴隶看守，班房狱卒，维持治安的小公务员。

这一幕还有下文，发生在夜间。他们家只有一个房间，爱德华的床在父母的床脚边上。他记不起有没有听到过他们做爱，但是记得起他们以为他睡熟后的一次低声谈话。弗尼亚明语气沮丧地对拉依雅说，他不是像以往那样，把乌克兰的囚犯押往西伯利亚，而是把另一批要枪决的死刑犯押到另一方向去。某一年在一座监狱枪毙苏联所有的死刑犯，第二年则放在另一座监狱执行。建立这样的轮流制度是为了不过分摧毁劳改营看守的士气。我在写古拉格群岛的一些书籍中，徒然寻找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做法的痕迹。不过即使爱德华把父亲的话听错了，那么父亲在车厢出口处点名，又在他们进入卡车时在单子上勾销的那些人，是去送死的，这点是肯定的。弗尼亚明常对妻子说的是，其中有一个人给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的档案上有密码，意思是“极端危险人物”。这是一个青年，始终安静有礼貌，说一口漂亮的俄语，他在牢房和货车厢里，每天想方设法做体操。这位风度翩翩的斯多葛死刑犯成了爱德华的英雄。他立志有朝一日要像他，本人也关进监狱，不但要让像父亲那样收入菲薄的穷禁卒，还要让女人、流氓、真正的男人都肃然起敬——他小时候梦想做的一切，他都要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