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邓文迪出生在山东省济南市的一个家庭，作为一个女孩，她似乎从小就不受父母的欢迎。这一点可以理解，因为在她之前，父母已经生下两个女儿，他们迫切需要一个儿子来保障整个家族的延续和发展。由于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宗族观念以及大男子主义在中国人的思维里根深蒂固，女孩们常常很不幸地成为边缘人物，就像美国作家赛珍珠笔下的那个中国妇女阿兰一样，看到自己生下的是女儿而抛弃她。

父母亲给她取了一个颇具时代烙印的名字：邓(后来改名邓文迪)，考虑到这是一个偏于男性化的名字，很显然，父母亲对这个新生的女婴，并没有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事实上，邓文迪还是幸运地避免了成为几千年来那种封建恶习下的牺牲品，因为父母亲最终还是送她去读书了，也许恰恰是他们觉得女孩们没有什么用处，读点书嫁个人就算了。而且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父母都是高级工程师，他们和传统的农民还是有一些观念上的区别的。

出生后不久，她跟随父母搬到了徐州，并在那儿上学。家里对女儿们要求非常高，除了功课要学好考好，每天要背唐诗300首，否则就不让吃饭，她的小弟弟则能够“幸免于难”。徐州也许是她生命中不起眼的一个小站，但如果从她一生的经历来看，就会发现性格中那种明显的地域特色。事实上，直到今天，这个几乎对中国内陆没什么太多印象的女人，仍旧被人们习惯性地称为“苏北”女人。

在中国，由于地域差异、文化差异，各个地方的人通常具有鲜明的特色，苏北人也是一个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称谓，在多数外人看来，苏北人是爽朗的、正直的、笨拙的。但很多时候，“苏北人”的称呼意味着他们总不那么受人待见。

对于一个从小在徐州生活的女孩来说，这种地域文化的影响是存在的，她一定知道或者曾经听说了类似于“谁娶苏北女人为妻都不好意思说出去，因为这些人就是用来垫底的”的传言。但是谁又能知道身上的这些烙印究竟会给她带来什么？也没有人能够清楚地了解这种带有歧视性且有着分歧的观念，对于一个女人来说究竟是好是坏。

父母很快就离开了她，他们南下到广东去工作，两个姐姐跟过去上班，最小的弟弟也被父母带在了身边，只有她被孤零零地留在了学校里。一个人的生活以及贫困，让她印象深刻，为了节省生活费，她常常不得不煮一大锅的食物，这样她就可以一连吃上几顿。对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产阶级家庭来说，邓文迪的校园生活实在很不堪，而这种独立的生活，意味着她并不是一个公主(实际上她的父亲也并不是什么实权人物)，反而使她看上去更像是一个男孩子，尤其搭配上她高瘦的身材以及突出的颧骨。

这种独立的生活，更像是一种少年时代苦行僧式的修行，对孩子的性格和人生通常会有很大的影响。心理学家认为，当一个女孩长期感到孤立无援的时候，她对于自我认知的程度是很有限的，气馁和自卑的情绪会迫使她变得更加害羞，变得更加情绪化，相反，男孩子会变得更加叛逆与活跃。好在邓文迪的少女时代并没有因为父母的离开而变得太过黯然失色，在那一段时期，她依然过得很充实，也许只是变得更加好强了。

老师们都认为她是一个勤奋好学的学生，事实上她在学校里的表现也还不错，看起来并不像是一个被孤立的小女孩，她会因为父母亲这种变相的“遗弃”而感到苦恼吗？这一点没人知道，而且她似乎也很少提到这些事情，大家知道的的一件事就是她的学习成绩还不错，她说过父母并不看好她，为此，她要做得更好，好让他们能够以她为骄傲。

她曾提到一个小故事，那时候为了让她考到全班及时，父亲竟然要求她提前在寒暑假学完下学期的教科书。她在谈到自己的努力时，这样说道：“对于我来说，99%从来都不是一个选项，必须是120%。”那时候的她一直活在父亲的中，为了成全父亲和母亲的荣耀和骄傲，她必须独自去克服这些困难。而且在她生活的那个年代，女人改变命运的出路就是读好书。没有人会认为她是一个天才型的学生，她只是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自己的处境，她必须在成长中给自己增加减缓压力的砝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