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应该扮演的角色

接触的大人物越多，参加过的高级场合越多，越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自己也非常“了不起”的错觉，再结合着外界广为流传的有关翻译行业的“神话传说”，同传们难免会有一种飘飘然的心态，这是非常有害的，因为其实只是我们碰巧遇到些与众不同的工作场合罢了，我们或许会因为一些新鲜感而觉得开心，但它不意味着自己能够和一些身份画上等号。

况且，作为翻译，即使在聚光灯打得再亮的场合，也注定只是在暗影之中，以自己的耐性和专注的职业精神，扮演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角色。

工作时，被关在小黑屋的同声传译员为了保障会议信息的流畅传输，会较大限度地收集来自会场和演讲者的有效信息，时而会因为演讲者的激情讲演而在同传箱里激动得手舞足蹈，激情洋溢地翻译着；时而会因为演讲者感人肺腑的言语而强忍自己欲流下的泪水，平复心情后继续工作。但这一切都不会、也不必为外人所知晓，我们所要做的，只不过是通过声音把最的话语输出而已。

事实上，最的译员就该扮演这么一个没有任何存在感的角色。当会议顺利进行的时候，好的同传应当做到的是，让观众听起来就像演讲者自己在说话一样。相反的，一旦翻译发生一点点的意外和事故，会议就会进行不下去，这个时候恰恰是翻译的存在感最强的时候，可很显然，这并不是什么好事，也是翻译祈祷好不要发生的事情。

记得在联合国实习的日子里，我就差点碰到一次这样的重大事故。

有24小时，伦敦正好发生了交通行业的工会大罢工，这种突如其来的罢工往往会给正常通勤的人带来烦恼。那次也一样，所有公交线路、轨道交通都延误乃至停运。虽然作为学生的我们由于住在市中心，行程未受大影响，但几位正式译员由于安家在郊区，可就大受影响了。

耳听着会议开始铃已经连连打响了几遍，可中文同传箱子里的三位译员却迟迟未能到场。只见会务工作人员急得满头大汗，到处打电话找人，甚至都已经有了最坏打算——让我们这些同传实习译员直接顶上。因为中国代表是第二个发言，所以如果没有同传译员把他的汉语发言翻译成英语的话，其他小语种译员就无法工作，这也就意味着会议根本无法顺利进行下去。只见准备发言的中国参赞手里拿着稿子，时不时地就会抬头看看空无一人的同传箱子，看起来似乎很生气，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在这样的尴尬氛围中，及时个国家的代表发言完毕，就在主持人提示中国代表可以发言的时候，我们的联合国同传老师终于气喘吁吁地出现在箱子里了，稍站一会，花了5 秒钟平复气息后，就开始流畅地进行同传翻译了，就好像一切问题都没有发生过一般，这让我们两位实习生佩服得五体投地。

好的译员应当是隐身的，他们会安静地当一个不断思考着的传话筒，让双方觉得好像是在听对方说话一样，就好像吃下了哆啦A梦的“翻译魔芋”，而不是觉得译员在对自己说话。

但在有的场合，真的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即使译员想专心做好本职工作，也会发生很多意料之外的事情，让你面临难以抉择的困难，这十分考验一个人的为人处世准则。

曾经，有一家著名的英国机械制造品牌雇我为英方的翻译，和两家中方零部件供应商进行谈判。在当天上午的会谈中，两家公司的谈判进行得还算顺利，气氛也不错，可美中不足的是英方觉得价格比他们预期的高不少，所以并未着急决定，想等下午了解过另一家供应商的情况后，对比一下再说。

未曾料想的是，下午的这家供应商的报价也未达到客户的预期，加之中方代表的态度也不如早上的公司那般客气，谈判没进行多久就陷入了僵局，英方一度有员工发牢骚，觉得似乎没有谈下去的必要了。

就在这时，英方谈判组长突然提出暂时休会，并邀请大家享用些茶点、聊聊天，这样一出缓和气氛的戏码，确实是谈判中的好招数，因为在一段调整过后，中方可能会放松警惕，调整自己的报价策略，交易也更容易达成。但没想到的是，正当我安静坐在一旁，心里还默默称赞这种做法的时候，英方的副组长竟然悄悄对我说：“你是否可以仔细地听听对方私底下在讨论些什么？”

这一句话挑战到我的职业底线了，因为毕竟我不是客户的内部员工，而且我的任务也只是传达正式的谈判语言，不应当充当“间谍”。更何况面对的是中国同胞，我这样做岂不是摇身一变，从一个普通翻译变成“汉奸翻译官”吗？但毕竟这是客户的要求，我在无奈之下只得表示会尽力而为。

实际上，由于会议室并不算大，即使几位中方谈判代表已经尽量压低了嗓门，可作为听力敏感的译员，我还是能够断断续续地听到他们的谈话内容，其中包括他们预期的心理价位以及对英方客户的种种不满。

毫无疑问，这些内容都是英方迫切想从我口中知道的，可以用作他们谈判的“底牌的信息”。可我也十分清楚，传递这些信息并不是一个口译员该做的工作。虽然将这些内容传达给客户会让他们对我留下好印象，但这超出了我的工作范畴。作为一个翻译，我们既无责任也无权力对会谈本身产生太多作用。考虑再三，我只得把一些无关紧要的内容和他们聊的一些家长里短概括了下传达给我的客户，把这差事给糊弄了过去。

我反思觉得其实我的选择是对的，这并不是因为我帮到了客户或者本国同胞，而是因为一个译员终究只应该是一个“传话筒”，而不是影响谈判的“场外因素”。生意谈判并不一定是你死我活的战场，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最多不过是个竞技场，而竞技场上，赢的一方证明了自己的实力，输的一方可以从中吸取教训，铺垫未来的成功。

所以无论什么“场外因素”帮到一方获得了临时的胜利，这终究是不公平也是不真实的。因此我觉得对什么话该传递，什么话不该传递，每个译员心目中该有准则。

但有的时候，如果在工作中遇到了是跟“翻译”和“语言”本身相关的问题，作为译员的我，仍然会倾向于提出一些改善性建议。

有一次，我受到了一个中日零部件合资公司的邀约，来英国与一家著名汽车品牌进行商谈。同行的既有供应商的日本老总，又有几名日语流利的中国雇员，还有一名日英翻译，而我的身份是协助中国雇员的汉英翻译。这个阵容看起来虽然有些混乱，但也不是我能够改变得了的。

果然，在谈判过程中，经历几个回合的交流后，我发现那位日英翻译的英文输出是有问题的，这导致日方难以与英方进行有效的沟通，也因此无法做出最终的决定。但在场的人里，除了我和英国公司之外，没有其他人知道问题在这里，所以我心里非常着急，只能悄悄地写纸条给一名中国职员，建议他自己用日语和日本老总交流，这样的效率会比通过日英翻译来得高。尽管如此，最终还是由于几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耗时太久，英方失去了耐心而导致谈判破裂。

所以说，翻译的本职虽仅是一个不起眼的“传话筒”，但他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产生很大的影响。可是译员们去如何控制、运用、权衡这作用和影响，却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最糟糕的时候，译员的一个不经意的翻译误差，甚至会引发世界大战。这就要说到翻译史上一个著名案例了，那就是《波茨坦公告》翻译事件。

1945 年7 月26 日，美、英、中三国签署《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公告中给予了日本投降和结束战争的某些保障，这其实是日本避免一切惨痛后果的机会。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于7 月28 日下午召开记者招待会。

当时，日本官方通讯社——同盟通讯社发表了铃木声明的英文译本：“I consider the Joint Proclamation a rehash of the Declaration at theCairo Conference. As for the Government，it does not find any important value in it，and there is no other recourse but to ignoreit entirely，and resolutely fight for the successful conclusion of the war.” ( 斜体字为笔者添加)中文翻译为：“我认为联合公告只是开罗会议声明的重复。( 日本) 政府并未发现其有任何重大意义，鉴于已经没有其他选择，政府只好将它忽略，并为成功地结束战争而坚定地战斗。”

从“ignore”即“忽略”这个词来看，可以将此回应理解为日方并不重视《波茨坦公告》，但还未及明确反对或拒绝的地步。没有想到的是，当时美国总统收到的版本并非如此，而是美国通讯社的重新翻译版，而在重译版中，日本政府的决定被翻译成了“The only thingto do is to rejectit. We will do nothing but press on to the bitter end to bring about a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the war.”( 斜体字为笔者添加) 中文翻译为：“我们可做的就是拒绝它。我们将为了成功结束战争而努力战斗至一刻。”

这么一来，日本政府的态度从“忽略”变成了“拒绝”，一下子成了表决心要与盟军决一死战。也难怪在收到回复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当机立断，于8 月6 日和9 日分别下令向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

但是，根据战后文献和裕仁天皇及铃木首相的发言显示，日本当时并没有拒绝《波茨坦公告》，只是暂时的不予置评而已。有些舆论表示铃木首相出言不逊酿下大祸，也有人认为铃木当时确实是拒绝了公告，只是在遭到原子弹袭击才否认，还有人表示其实这一切的发生都是因为译员的翻译错误所导致的。

事已至此，要想搞明白事情只能去查看日语的原文：“共同聲明はカィロ會談の燒直しと思ふ、政府としては重大な価値ぁるものとは認めず黙殺し、斷固戰爭完遂に邁進する。”从日语看，其中最关键的一个词就是“黙殺”，在最严格的情况下，该词只能，也只应该被翻译成“不作回应”，既不能说是“ignore it entirely”( 将它忽略)，更不能被理解成“reject it”( 拒绝它)。

就这样，日本的同盟通讯社将“黙殺”错译为“ignore it entirely( 将它忽略)”；与此同时美国的美联社又将“ignore it entirely”误重译为“reject( 拒绝)”。让铃木首相的回应从一个迟疑未决的表态彻底变为了坚定顽强的拒绝，扭曲了日本政府的态度。

另外，铃木的声明中也没有“坚定地战斗”这类字眼。此段话如果从日文直译的话，应当译为：“我认为联合公告只是重复开罗会议声明。对于( 日本) 政府来说，看不到重大意义因而不作回应，并且坚定地迈向战争终结。”

不过，即使从日文直译版来看，铃木首相模棱两可的话语也还是值得批评的。关乎国家存亡的声明他用了“黙殺”那么模棱两可的词汇，更何况这个词没有对应的英文单词，即使在日文中有时也可以作“不置评”或者“拒绝”的多义引申解读。那么这么大的一个黑锅到底是不是该由翻译来背，现在已经很难判断，一个模棱两可的词汇换来的是两颗原子弹，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翻译失误可以造成如此惨痛的教训，但同时，一次的翻译，又能使译者有无与伦比的自豪与荣耀。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曾说过：

翻译是戴着镣铐的跳舞，是被限制的创造，但天才在限制中依然可以创新，庸才即便不被限制，写出来的或译出来的依然是平庸之作。我想翻译过程中两种语言达到的程度，实际上也就融为一体了，也就什么都不存在了。我以前也提到过，好的翻译家是隐身的，在阅读的时候忘掉了他们的存在。

我非常赞同这句话，也非常感谢莫言老师对于翻译的肯定，并且很认同他对翻译工作的看法。在他出席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举办的见面会上，他说：

翻译的工作特别重要，我之所以获得诺奖，离不开各国翻译者的创造性工作。有时候，翻译比原创还要艰苦。我写《生死疲劳》，初稿只用了43 天。瑞典汉学家陈安娜，整整翻译了6 年。

的确，这种无与伦比的自豪感就是译者看着自己翻译的作品被认可，被传颂。

愿意兢兢业业做好翻译的人都是无私的，这不仅仅是一种职业精神，更是一种品质和做人的态度。我们不求站在聚光灯下得到全世界的肯定，我们也没想过要冲在最前面让耀世的光芒照亮全身，只要我们能将文化的美以合适的方式传达给其他人，又或者让人们领略到其他文化的美，使双方相互理解和相知，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能够微笑相视、点头示意，并报以我们一个感激的微笑，这就是我们作为翻译的小幸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