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散记

日寇侵占华北，“七七”抗战开始。原在北平的北大、清华和天津的南开大学，奉命迁往湖南长沙，成立“临时大学”，临时大学在长沙驻有半年，又奉命迁往云南昆明。临时大学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一直到1946年夏联大宣布结束，北方三所大学分别回到原来的校址办学，虽只有短短八九年的时间，它在中国教育史上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的一段历史。

西南联大与我国抗日战争相始终。这所大学在颠沛流离中创建，在日寇飞机轰炸的间隙中上课，以极其简陋的仪器设备从事研究工作，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不但办下来了，而且办得有声有色。这个大学在短短八九年中为中国革命锻炼了大批革命骨干，为新中国的建设造就了大量人才。西南联大的成就，在国内外各学科前沿开拓了新领域，在国际上也处在世界前沿地位。联大师生们的成绩是在半饥半饱的状态下完成的。

及时流的大学，教学与科研并重，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西南联大不仅做到了，而且这两方面都处于各个学术领域的前沿。当时选送出国的留学生，到了国外也是尖子，这说明西南联大早已与国外大学接轨。

1943年12月，林语堂从美国回来应邀在西南联大讲演，题目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他对联大艰苦的师生生活为之感动，说“不得了”。同时对联大师生战胜困难取得的成绩连称“了不得”。

西南联大理工科的成就，早已引起广泛的注意，很多人耳熟能详。像我国两弹一星的研制开发群体，联大人占了相当高的比例。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杨振宁，当年青年数学明星陈省身、许宝騄、华罗庚，物理学领域的周培源、吴大猷、赵忠尧，化学领域的曾昭抡、杨石先，植物学领域的汤佩松、吴征镒、戴芳澜，农学领域的俞大绂、娄成后，等等，已为人所共知，不必一一举例。

这里只凭回忆，说说西南联大文科的一些片段往事。

人文胜况

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方面，西南联大教师们的成就当年在全国也是经验丰富的。这一点似乎人们注意得不多，现在补充说一说。比如闻一多研究《诗经》《楚辞》，文献考证功力深厚，他后来利用西南地区民族、民俗的活化石，为他的学术造诣开了新生面。

语言学大师罗常培，利用西南地区的特殊条件(云南省就有22个少数民族)开辟了少数民族语言新领域，为我国培养了新一代的民族语言研究人才，如马学良、傅懋绩等人都成为国际知名的专家。新中国成立民族语言研究所，这些青年学者成为骨干，为少数民族创制新文字，这批专家成了主力军，我国少数民族学的基本队伍是在联大时期培养的。

“西洋哲学编译会”，主持西洋哲学名著翻译工作，造就了不少哲学翻译人才。新中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西洋哲学名著系列丛书，主要是西南联大时期的一批青年学者完成的。他还系统介绍了黑格尔哲学，新中国的黑格尔研究，贺麟有开山功劳。

金岳霖的《知识论》是他在联大的讲稿，他的哲学著作《论道》是他跑警报时在山坡上构思完成的代表作。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出版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内外还没有一部著作可以取代它的地位。熊十力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是这一时期完成的。洪谦是向国内学术界介绍维也纳学派的及时人。

钱穆的《国史大纲》出版的扉页上写着“谨以此书献给抗战的百万将士”，这部中国通史成为各大学的教材。历史系雷海宗讲授中国通史，他上课只带几支粉笔、不带讲义书本，能将历史事件、年代讲授得无误。结合他丰富的世界史知识，把中国古代史放在世界历史的大范围内来观察，使学生增加了知识、开拓了眼界。陈寅恪讲“佛典翻译文学”选修课，上课时带了一包袱书，从不翻看，娓娓讲来，令听者忘倦。西南联大不采用当时教育部规定的作为全国通用的政治课《党义》教材，以《伦理学》取代国民党的“党义”课的大学，全国只有西南联大一家。

百家争鸣

百家争鸣成为西南联大的学风。北大中文教授罗庸讲“唐诗”课，第二年清华中文系教授闻一多也开“唐诗”课。闻一多讲选修课《楚辞》，第二年罗庸也开了《楚辞》课。两人讲授的风格、内容各异，同学受益很多。沈有鼎为哲学系开《周易》课，听讲只有三五个学生，闻一多也杂坐在学生中听讲。郑昕开“康德哲学”课，数学系教授程毓准也来听课。陈寅恪讲“佛典翻译文学”，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的助教、讲师都来听课，本科生反倒不多，陈遂有“教授的教授”之称号。院址在昆明东南部、联大校本部，文、理、法各科都在昆明市的西北部，联大工学院的学生有的走好几里路听文科的课。学生中跨系听课现象蔚成风气。一年级国文课，全校文理及工科共同必修，共十多个班，讲课的教师中有李广田、沈从文、余冠英等十来位教师，讲课各有特色，这种气氛也只有在西南联大才能见到。

百家争鸣，学术民主——不但在同辈中盛行，师生之间也不鲜见这种宽容求是的事例。历史系王玉哲在北大历史系二年级时，对傅斯年研究《齐物论》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在刊物上反驳。傅斯年在西南联大担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招研究生，王玉哲想报考研究生，又怕傅老师对他有芥蒂，后来壮着胆子报考了，并被录取，师生相处得好。

杨振声指导大学本科四年级学生写论文，这位学生写的是研究曹禺的题目，迟迟写不出，杨约学生谈话。原来学生的观点与杨先生不尽一致，怕导师通不过。杨振声告诉他，只要认真研究，掌握原始材料，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尽可写成论文，师生一个样，学术怎能发展？学术面前，只重证据，不论资格。听说这位青年后来成了中山大学的名教授，并经常以此精神教导下一代。

北大文科研究所一年级青年研究生杨志玖研究元史，看到欧洲一位著名汉学家著文说“马可•波罗没有到过中国”。杨志玖用过硬的原始材料驳斥了这位汉学家。迄今为止，关于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活动，杨志玖的观点在国际上已成为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