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爱中的弗洛伊德(及时章第三节)

见过玛尔塔贝内斯之后，弗洛伊德知道他需要她，于是开始了热烈的追求。1882年6月17日，他们在才见面两个月之后就订婚了，两个人都感觉到这样做并不谨慎。贝内斯小姐的寡母——强势又意见甚多，怀疑弗洛伊德的适合性，这并不是没有理由：玛尔塔家有社会声望，但没有钱，弗洛伊德家则两者皆无。弗洛伊德表现得很不错，但是看起来还会穷困好几年，目前也看不到立即可以得到好工作，或者任何可以让他成名的科学发现，并且(此时更重要的)可以让他富有。他也无法指望他那自己都需要经济资助的年老父亲，弗洛伊德的自尊心，也不允许他一直依赖父辈朋友布罗伊尔的支持，即使有时后者会以借贷的名义直接给弗洛伊德金钱支援。他的情况看来无从选择，布吕克大声说出了弗洛伊德必然想过的状况：开私人诊疗所，这大概是可以满足他和玛尔塔坚持的中等家庭所需要的基本收入的途径。

要准备开业，弗洛伊德需要得到足够与病人相处的临床经验，这无法由聆听演讲和在实验室里累积经验而得来。成为临床医师，需要痛苦牺牲那些弗洛伊德曾经为之倾心的研究工作，而只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才可能使弗洛伊德有所妥协。实际上，订婚是小两口忍耐的考验，如果没有失败的话，那就是弗洛伊德专一心志的坚忍不拔，加上玛尔塔的机灵、宽容，以及单纯的情感产生的力量所致，因为弗洛伊德其实是个性情狂烈的情人。

他追求玛尔塔的方式，是他的阶级与文化所允许的：两个人允许的亲密方式是亲吻与拥抱。订婚期间，女方的贞洁一直得以保持，弗洛伊德在此期间也一直保持独身，并没有证据显示相反的情况。但四年永无止境的等待，让他们经历了弗洛伊德日后提出的大多数心理疾病都来自于性欲源头的理论架构的经验内容。在19世纪90年代，弗洛伊德谈到现代生活中产生的性欲痛苦，他应该有一部分是在夫子自道。他其实极无耐心，此时也已26岁，他耗费了极大心力和极为压抑的情感，对于同一对象可能表现的怒气，有时只比他的爱情要少一点。

玛尔塔比弗洛伊德小五岁，身边不乏追求者，弗洛伊德对她极为倾倒，他以自己都颇感惊讶的强烈态度向贝内斯小姐大献殷勤。糟糕的是，在他们感到挫败的订婚期间，她仍然和母亲住在汉堡附近的温斯别克(Wandsbek)，弗洛伊德穷到没办法常常去看她。琼斯曾经计算过，这对情侣从他们初次见面至结婚之间的四年半，有三次长时间的分离，但他们几乎天天写信给对方。19世纪90年代中期，在结婚十年之后，弗洛伊德惋惜地说，他的太太经常出现词穷的状况。最糟糕的状况是宗教上的冲突：玛尔塔生长在一个严格规范的正宗犹太家庭里，而弗洛伊德不止是个无动于衷的不信教者，更是一个有原则的无神论者，他希望把自己的新娘从这些迷信的无稽之谈里拯救出来。他总是用他不断重复、不妥协甚至跋扈的语气，要她放弃那些她目前为止没有仔细思量过的信仰。

事实上，弗洛伊德让玛尔塔毫无疑问地确认，他要成为一家之主。在1883年，他向贝内斯评论一篇他在军旅阶段中翻译的文章，谈到给予妇女参政权的时候，他赞扬密尔可以超越“一般的偏见”，但他马上落入自己的一般偏见，他抱怨，密尔没有发现“自己的荒谬见解”，这个密尔宣称的荒谬见解就是女人可以赚得和男人一样多。弗洛伊德认为，这种看法忽略了家事的现实：照顾家务，教养小孩，是一个全职的工作，会让妇女没办法在家庭以外有工作机会。如同他那个时代的传统布尔乔亚，弗洛伊德认为性别的差异，“是男女之间最重要的事实”。女人并不像密尔所宣称的那样，如黑奴一般被压迫：“任何女孩，即使没有投票或者立法权利，只要男人亲亲她们的手，为了臝得她们的爱可以勇于做任何事，可以让他们变得而正直。”把妇女推到外面去为生存而挣扎是“行不通”的想法，一想到玛尔塔，他“亲爱、温柔的女孩”，和她竞争的感觉让弗洛伊德觉得愚蠢。他承认当不同的教育系统出现之后，男女的新关系有可能产生，法律和习俗也可能承认现在尚未赋予妇女的权利，但全然的解放将意味着令人赞扬的理想的终结。毕竟，“经由她们的美丽、迷人、甜蜜，以及其他特质”，“自然”已经注定了女人的命运。没有人能从这个无疑是保守的宣言里猜到，弗洛伊德将走向讨论人类天性与行为中，具破坏性、最令人不安、最异于传统的理论。

弗洛伊德和玛尔塔的通信，也显示出他作为浪漫情人不寻常的一面，他是多情而的，有时表现得冲动、需求紧急、扬扬得意、忧郁、唠叨、爱说闲话、自大，以及在某些少见的时刻表示出悔恨。他原先就是个风趣而精力充沛的写信好手，现在他更成为他从未尝试过的文体——情书的多产作家。勇敢地、未加考虑地展现他的坦白，从不吝惜表达对她的情绪，当然更多的是弗洛伊德自己的情感展现，他的信件中充满各种情境的对话以及对同事朋友坦率的描绘，如同他在信中把自己的情绪分析给玛尔塔听，他也对自己分析她的信，对任何细节都加以注意，如同一个侦探——或者可以说精神分析家一样。有时是精巧的细节，有时是令人起疑的遗漏，对他来说都可能是未点明的疾病症状，或者她倾向其他男人的线索。但终究，虽然他的信件通常充满攻击性而缺乏甜言蜜语，它们代表的则是感情充沛的抒情时光。

诚然，这些情书累积成19世纪80年代初期弗洛伊德名副其实的自传。他极少对他的未婚妻保留什么，除了记录之外，他大方地谈论自己对工作的想法，那些总是令他不满意的伙伴，他尚未成熟的雄心，以及对她倾注的热烈感情。他遐想着因为距离遥远而无法给她的热情亲吻，在一封信里，他以她不在身边的理由为自己的雪茄瘾辩护：“如果一个人没办法亲吻的话，吸烟就变得不可或缺。”1885年秋天待在巴黎的时候，他辛苦地登上圣母院的其中一个钟塔，并且以计算他到达顶端的方式唤起他的思念：“我一个人登上这三百多阶，这里实在非常昏暗，非常孤独，如果你在这里，我将每登上一步就给你一个吻，那么到顶端的时候你会无法呼吸而意乱情迷。”她回应她“亲爱的宝贝”时，并没有这么口若悬河，充满想象，或许也没有如此热情，不过却会很甜蜜地回送她的吻以及温暖的问候。

有时，为了要塑造玛尔塔，弗洛伊德变得爱说教，他会对她温柔地教导，一个医师需要把他的情绪远离病人们，甚至是他的朋友们：“我可以清楚地了解，你会发现，当听到我坐在病床边只是为了观察，并且把人类受苦当作客体的话，是多么令人痛苦。但，我的女孩，没有别的选择，你必须要以不同的方式看待我，不同于其他人。”不过，他补充说有一个人，只有那个人的病痛，会让他忘记他的客观性，“我不需要向你说明那是谁，我希望她永远健康。”他在任何时候都在写情书。

恋爱颠覆了弗洛伊德的自信，他时而出现的嫉妒有时候过度强烈，表现出无理的愤怒。40年后，弗洛伊德会把轻微嫉妒分析为“表达情感的状态”，类似于服丧的哀恸，可以看作是“正常的”。弗洛伊德认为，它所标示的匮乏，是和深层的压抑症状相连结的。但是弗洛伊德的嫉妒，远大于一般所能理解的恋爱中人对对手可能怀抱的愤恨：玛尔塔不可以对一个熟识的表亲使用名字，而要正式地使用姓氏来称呼。她不可以对她两位仰慕的对象——一个是作曲家，另一个是画家——表现出明显的偏爱：弗洛伊德忧郁地写着，艺术家拥有对于像他这样的科学家不平等的优势。总之，她必须要背弃其他所有人，而这些闯入的其他人包括她的妈妈和弟弟艾里(Eli)，即使他将要迎娶弗洛伊德的妹妹安娜。这些不断产生的张力要花上数年才会慢慢消退。

比以前更善于自我观察的弗洛伊德发现自己心情不稳的一些迹象，“我对我所爱的人非常独占，”他在订婚两天之后对玛尔塔这样说。他有点悲惨地发现到：“我的确有点暴君的倾向。”但是这个自我告白的一瞥并没有减低他表现暴君的一面，我们可以确定，玛尔塔已经拒绝了一个人，而还可能有其他人向她提亲。不过弗洛伊德想要独占他所爱女人的努力，被证明不是要面对真实的危机，而是要保住他的自尊，从孩提时代以来就未曾解决的冲突，爱和恨令人迷惑地交织在一起，现在回过头来让弗洛伊德疑惑，他是否真的值得他的玛尔塔爱慕。他不止一次告诉她，她是他的公主，但弗洛伊德常常怀疑自己是不是个王子，因为虽然母亲视他为她珍视有加的有出息的“西基”(golden Sigi)，但他的表现只是个令人喜爱的小孩，且这个地位已经因其他兄弟姊妹的竞争而动摇。

终究，弗洛伊德不允许轻信的愤怒以及不满的嫉妒来残害他的感情，他毕竟不是奥塞罗(Othello)。他对他自己的选择未曾怀疑，并且从中得到真正的快乐。家庭生活的远景让他感到高兴，并且愉快地找时间列出他们所期待的“幸福小世界”里的必需品：他们希望有一套房间，一些桌子，床，镜子，舒适的椅子，地毯，为了一般和特殊场合使用的杯盘和瓷器，带有人造花的帽子，一大串钥匙，以及被有意义的事情、亲切的好客，以及相互的爱情所填满的生活。“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心思吊挂在这些小东西上吗？只要巨大的命运没有来敲醒我们爱好和平的门——我们可以不带忧虑地说：可以。”弗洛伊德的想象总是跟随着他的巨大命运，但他可以和同时代里无数普通、默默无闻的布尔乔亚在一起，分享那具有独特风味的愉快时光。

面对这个愉快的想象，弗洛伊德不得不接受布吕克的建议，在他和玛尔塔订婚六周之后，进入维也纳总医院任职。他在那里待了三年，在不同的科别里累积不同的医学专科经验——外科、内科、精神科、皮肤科、神经疾病、眼科，依序而来。弗洛伊德的工作是有目标的，他的眼光放在他的最终目标，即结婚之上，但是他必须要回归现实，至少需要有一点点回归。奥地利的医学专业晋升是困难的，并且有许多层级。弗洛伊德从总医院里可能得到的最小职位做起，一个“Aspirsnt”，就是临床助手，并且在1883年5月晋升到“Sekundararzt”(助理医生)，当时他加入特奥多梅涅(Theodor Meynert)的精神科门诊，他还有其他阶梯要爬。1884年7月，他成为博学的Sekundararzt(助理医生)，并且在一年之后，经过一些挫败他爬上了渴望的“Privatdozent”(无薪酬讲师)阶层［“委员会”(Referat)在1885年2月28日，以极为强烈的词汇，推荐弗洛伊德进入“无薪酬讲师”职位，由“布吕克、梅涅、诺特纳格尔”所签署。不过认可令一直要到9月才被当局。(Photocopy of handwritten fourpage“Referat”.Freud Museum，London)］，这是一个提供名望但没有薪水的职位，只因为它是未来教授职位的起点而吸引人，但却不能为婚姻的实际需要提供帮助。无可置疑的，弗洛伊德对挡住他晋升之路的同僚们，怀着敌意的幻想，其中当然也包括“恶之欲其死”的愿望。“一旦某处有了阶层顺序和晋升，”他在日后回忆这些日子时这样说道，“需要压抑的愿望就出现了。”

弗洛伊德不满足于仅是“希望”而已，1882年10月，他成功地向当时富有名望的内科医学主任诺特纳格尔申请到了他部门里的一个职位。当弗洛伊德渐被大众认识以及有稳定地偿付债务的能力时——诺特纳格尔和布吕克二人，成为弗洛伊德最坚定的支持者。弗洛伊德在及时次和这个伟大人物见面之后，描述这个和他不同的人：“令人惊讶地看到一个人可以对我们，同时也对我们无法掌控的人，掌握了那么大的权力。不，”他补充说，“这个人并不属于我们这个种族，他是个德国的森林中人，他的头发、额头、面颊、脖子都是金色的。”不过，他也发现诺特纳格尔仁慈并且令人愉悦地愿意在他的职业生涯上帮助他，这个声望极高的教授及时激励了弗洛伊德的雄心，并且提供给他某种可能会招致不满的比较标准：“在某些令人愉快的情形下，”弗洛伊德在1886年2月向他的未婚妻夸耀说，“我可以做得比诺特纳格尔好，那时我觉得我可以高人一等。”

这是私人的竞赛，梅涅是一位不比诺特纳格尔逊色的大脑解剖学家以及精神科医师，弗洛伊德最终会在公开场合和他决裂，但现在他在诺特纳格尔门下一年半之后，转到梅涅的部门去，并且发现“伟大的梅涅”同时是个保护者以及竞争对象。整个情势和曾经有的状况已经大不相同。当弗洛伊德还是医学院学生的时候，梅涅的成就和人格曾经令他印象深刻，的确，梅涅的哲学姿态可以形成弗洛伊德的确认和激励的范本。梅涅是个的决定论者，意志坚决，并且热心于科学心理学，把自由意志拒斥为幻觉，他认为心灵运作遵守隐藏着的基本原则，并且等待着细心、眼光锐利的分析者。但是，几乎是从他们的合作开始，弗洛伊德就抱怨梅涅难以共事，“充满反复无常与妄想，他“并不会听从或是试着了解你的意见”。在19世纪90年代，这两个人会针对非常实际的议题，包括催眠和歇斯底里症，进行一番争论。

在这个阶段还有另一个事件，让潜伏了数年的愤恨与怒气显现出来，这一次弗洛伊德的愤怒是针对自己。在弗洛伊德40年后的自述里，将之有意地曲解为：“如今回顾，在早期那些年中，我未成名，可能是未婚妻的错。”那是个错失重大契机的故事：弗洛伊德几乎可以对外科手术工作作出重大贡献。1884年初春，他对玛尔塔说，他开始对可卡因的性质感兴趣，在当时这还是一种不大为人知的药物，一位德国军医曾用它来增强士兵身体的耐受能力，他告诉玛尔塔，这可能不会得出什么结果，但他计划去实验这个药物在减轻心脏疾病以及神经衰弱方面的功用，诸如处理吗啡使用者在戒断之后的“悲惨状况”。弗洛伊德的兴趣还有私人层面，他希望可卡因可以帮助他当时的研究同事弗莱舍-马克索，此人因为用吗啡止痛，而出现了上瘾的痛苦症状。但当年夏天，弗洛伊德在一年左右没有见到未婚妻的状况下，放纵自己来到他极少机会拜访的温斯别克。他的寂寞一定已经到了，甚至在回忆中说，已经有“两年”甚至“两年以上”没有见到玛尔塔——两次感人的口误。

心情烦躁让弗洛伊德加速他的研究，1884年6月他完成了一篇技术性论文《论可卡因》(On Coca)，其中充满复杂的科学报告与费劲的预测，于次月发表在维也纳的医学期刊上。9月初，弗洛伊德出发去找玛尔塔，在此之前对他的眼科医师朋友利奥波柯尼希施泰因(Leopold Knigstein)谈到关于可卡因的工作，以及可能同时出现舒缓和刺激的性质。当他结束假期回到维也纳时，他发现不是柯尼希施泰因，而是另一个研究同事卡尔科勒(Carl Koller)，“这位我也曾向他提到可卡因的人，已经在海德堡的眼科医学大会上，进行了一项对动物眼睛的重要实验”。如同弗洛伊德记忆所及，他曾经碰到一个同事抱怨他的肠痛，并且开了 5％浓度的可卡因给他，这个药量造成了嘴唇和舌头上的麻醉感。科勒当时也在场，这是他“及时次发现”这个药物具有麻醉效果。即使如此，弗洛伊德认为：“科勒应该被认为是运用可卡因做部分麻醉的发现者，这在后来的小手术里极为重要”，特别是眼科手术，“但我对我的未婚妻在当时让我忽略了此一事实，并无怨恨”［“可卡因的研究”，弗洛伊德在1884年10月29日对他的小姨子敏娜贝内斯如此说道，“的确为我带来了一点名誉，但较大的功劳却给别人占去了。”(By permission of Sigmund Freud Copyrights，Wivenhoe)］——这个意思是，他既怪她，又不怪她。

这样直率地把自己的错失归咎于别人身上，在弗洛伊德的言行里很少见。我们也可以发现，即使在多年之后的后见之明，对弗洛伊德来说，可卡因仍然是令他感到不舒服、不能理解的东西。事实比他痛苦地重组的记忆所暗示的还要清楚，如果弗洛伊德从一开始就同意科勒一夕成名是理所当然，就不会因为自己错失良机，因而失去可能快速通往名声和婚姻的康庄大道而感到怨恨痛苦。更糟糕的是，他过度情绪化地认定可卡因是对付疼痛、心神疲惫、精神不振以及吗啡上瘾的万灵丹，实际上是错误的。弗洛伊德自己也开始服用这个药，作为控制沮丧情绪的刺激物，增进他整体健康的感觉，帮助他面对社会情境时得以放松，或者只是让他觉得自己更像个男人［因此在1884年6月2日，他开玩笑地对玛尔塔说，下次见面时，他将会表现得更为强壮，因为他是“有可卡因在体内的狂野男人”。(Jones I，84)］。他鲁莽地推荐这个药，甚至给玛尔塔一些轻微的剂量，认为对她的微恙有所帮助。1885年6月——这已经不是及时次，他寄上一个装有半克可卡因的小药瓶到温斯别克，建议她“每次可以使用八分之一(至多五分之一)剂量”。她收到货品后，立刻回复说，虽然她现在并不需要，但还是会把这个药品分好剂量，在需要时使用。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她(或者是她的未婚夫)有上瘾之虞。

弗洛伊德为他的朋友弗莱舍-马克索所开的剂量,就不是毫无伤害了。早在1885年弗洛伊德即充满期望地对未婚妻宣称，如果他能成功解除弗莱舍-马克索的痛苦就好了!但他热切的期望并没有实现，弗莱舍-马克索可怜地、缓慢地死去，比弗洛伊德对可卡因的治疗效果更狂热的是，他必须每天服用大量的剂量。不幸的是，这个疗法更加重了他的痛苦：在治疗的过程中，弗莱舍-马克索对可卡因上瘾了，如同他之前对吗啡上瘾一般。

诚然，弗洛伊德在药物上的实验，被他自己讽刺地称呼为“追逐金钱、地位以及名声”的过程，并没有造成巨大伤害。他讨论可卡因的文章以及之后发表的论文，在维也纳医学圈甚至国外都有一点名声，而一直要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可卡因的上瘾性质才会呈现出问题。不可否认，科勒因发现可卡因可以用来作为局部麻醉的药物而获得声名，而弗洛伊德有限的成功在他自己看来则是一种失败。更甚者，他好意地介入弗莱舍-马克索的治疗，却提出了糟糕的医学建议，更不用说他错误地建议以注射的方式使用可卡因，使他事后因内心的罪恶感而自责不已。实际的情况给了弗洛伊德自责的理由，没有人可以减轻弗莱舍-马克索的痛苦，但其他医师对可卡因的实验，证明经由皮下注射的使用，会造成最不幸的副作用［这是个错综复杂的问题：弗莱舍-马克索自己注射了可卡因，而弗洛伊德并没有在当时反对这个做法。后来，弗洛伊德认定不可这么做，他也否认曾经建议以这个方式使用可卡因］。

这个不幸的试验在弗洛伊德的生命中一直是最令他困扰的事件之一，他的梦境显示了可卡因及其后续的影响，弗洛伊德持续使用剂量轻微的可卡因直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这些证据见诸关于“伊尔玛的注射”以及关于植物学专著的梦，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曾详细加以分析(SE IV，106—121，169—176)。在报告前面那个他在1895年梦到并且加以分析的梦境时，弗洛伊德提到他最近仍用可卡因来减轻鼻子的肿胀。(Ibid.，IV，111)］，无怪乎他一直企图想减轻这个事件对他的影响。当威托斯在他的传记里宣告，弗洛伊德“不断痛苦地回想这件事情为何会发生在他身上”时，弗洛伊德在页缘加注“胡说!”来加以否认。同样也不令人意外的是，在潜意识里，他认为将整个事件的责任转移给某个特定的人(指的是科勒)，来强化此人是如何勇于对名声冒险追求的印象，于弗洛伊德本人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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