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世界正在进入与大航海时代等同的急剧变化期，这是一个观念变革的时代。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迅猛发展的IT革命及其所带来的全球化，正在使世界经济体系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从90年代起，二战后广为认可的各种经济常识开始受到质疑。以主权国家为单位，以一物一价为前提来分析经济的宏观经济理论效用开始下降。单一国家的金融政策与外汇政策也不得不做出相应的调整。

2007—2008年，世界似乎已经进入了全球化时代的第二阶段。全球化时代的及时阶段开始于1995年前后，持续了10年左右。在这个时代里，所谓的金砖国家，特别是中国与印度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一方面，以中国为中心，东亚地区形成了巨大的生产网络体系;另一方面，印度作为IT产业周转中枢，承揽了以欧美为主的全球范围商务流程的外包服务(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订单。

日本企业在东亚生产网络体系形成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1995年占GDP9.3%的金融和服务输出比重，至2006年迅速增长到了16.4%。同时，金融和服务输入比重也从8.1%迅速增长到15.0%。这种贸易扩大的中心是与东亚特别是与中国的贸易增长。贸易量急剧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大。以直接投资与贸易量激增为基础，才在东亚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生产网络体系。

这个时代即全球化的及时阶段，同时也是全球处于经济通货紧缩的时期。全球化带来的直接投资与贸易扩大降低了企业生产成本，使世界范围内的物价趋于稳定。比如23个发达国家的消费者物价平均指数在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的增长率大大高于5%，80年代后半期下降到了3%左右，1995年以后的10年间再次降低至2%左右。

日本在全球化浪潮中，与东亚经济合作实现快速发展的同时，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后，消费者物价指数长期呈现负增长，也就是说进入通货紧缩状态。日本的通货紧缩被国内外相关人士错误判断为经济停滞的后果或政策运行失败所致。但实际上这是东亚扩大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一种结构性产物，是与2002年开始的经济复苏并存的现象。

通货紧缩与经济复苏同时存在是战后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几乎不曾出现的现象。这种现象恰是世界经济大转折期的征兆，即象征了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的时代。但遗憾的是这种全新的状况很难被人们所理解。英国《金融时报》(The Financial Times)、《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等国外媒体均认为日本的通货紧缩是政策不利所致，众多经济学家也与上述媒体意见相投。即使在日本国内，小泉政权下的财政部长竹中平蔵处在经济复苏状态下也仍将摆脱通缩设定为较大政策目标。然而时至今日，世界与日本的经济通缩是全球化、经济一体化导致的结果，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了。

但是，全球化进入第二阶段，通货紧缩正在转变为通货膨胀。更加地说，现在也许是正值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时代。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种转变的根本原因是金砖诸国，特别是中国与印度经历了十年以上的经济高速发展之后，中产阶级人数的急剧增加。在全球化及时阶段，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在东亚生产网络体系中不断提供着廉价产品。中国、东亚向世界出口的产品看似属于初级的劳动密集型，实则是资本密集型高科技产品。印度也利用其低劳动成本优势，作为世界IT产业的外包承揽方实现了经济迅速增长，降低了世界范围内的IT产业相关产品价格。也就是说，不论中国还是印度都为世界市场中的高科技产品的成本降低与价格下滑做出了巨大贡献。

时至今日，中国与印度都已经迅速成长为世界经济的消费国。它们不仅在能源与粮食领域转变为纯进口国，同时这种进口需求的增长还与时俱进，日益庞大。又因为这一期间所爆发的次贷危机的影响，金融危机中不知流向何处的资本最终流向了商品市场。说起来，20世纪欧美与日本的中产阶级人数最多不过五六亿，但这一数字在21世纪前半期因为中国与印度等国家的经济高速发展，将激增至近20亿人。随之出现的能源与粮食紧缺问题是可以预见的。虽说会有投机资金流入的成分，但大的趋势却是十分明朗的。尽管也许会出现短时期价格大幅波动的状况，但从长期来看，能源与粮食等资源的价格将呈上升趋势。

也就是说，一场价格革命的浪潮正向我们涌来。在20世纪的市场上可以低价轻易取得的资源现在正变得稀少，而反过来曾经稀少的高科技产品价格正逐步变得低廉;即全球正在出现资源、粮食等曾经具有大众化属性的产品稀缺化现象，而曾经具有稀缺属性的高科技产品却表现出大众化的变迁趋势。如果没有革新性的技术进步带来资源供给的大幅增加，我想这种价格革命今后应该仍会持续不断。

正因为世界经济正在经历这样一种巨大变化，关于经济政策的思维模式以及经济政策本身也必须随之改变。本书通过厘清过往外汇制度以及其市场状况的变迁，试图对今后外汇政策应该做何调整的问题作出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