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中国文化产业政策发展研究3.1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原则及其思想来源中国文化产业政策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在汉语词典的释义中，“政策”是国家或政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路线而制定的行动准则；“原则”是行事依据的规律性标准。本书所使用的“原则”，倾向于一种具有“常识”性“约定俗成”的“惯性思维”。在操作层面，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结构清晰、内容丰富。以近十余年为例，可以概括为三个层次: 一是“试点”，二是“政策”，三是“制度”。所谓“试点”，坚持允许看、不争论，鼓励“试”和“闯”，这是中国文化产业政策最活跃的部分，具有鲜明的改革创新性，其目的是取得经验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分享和推广。中国经济领域有深圳特区的成功经验，文化领域有以重点行业(动画、电影等)、重点城市(北京、上海等)、重点单位(北京青年报社、北京朝阳区文化馆等)为对象的“文化体制改革试点”。“政策”是普适性的推而广之的行动准则，常以透明规范、晓谕天下的政策文本施行于全国，如1996年国务院的文化经济政策，先后经过三个五年规划仍旧延续施行至今。“制度”是经过反复实践验证的政策的规范化、法律化、定型化，它规定文化产业发展的总方向、总目标、总任务，并提供基础保障，中国对新制度的建立和现行制度的改革采取“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邓小平: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1980年8月18日)，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3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试点、政策和制度构成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基本结构，从功能上说本身并无高下之分，都是文化产业政策的工具和手段。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发展中国家，中国历史和国情决定其独特发展道路\[英\]马丁 雅克: 《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本书讨论中国文化产业也不例外。1990年以来中国文化产业政策制定原则的主要思想来源于思想、邓小平理论，并得到国家根本大法的保障。本书的讨论基于以下基本共识或理论假设: (1) 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2) 政府是一种引导性、保障性的力量，担负管理和监护职责；(3) 政府是由领袖运作的，分析政府文化产业政策及其制定原则，有必要理解政治领导人的思想；(4) 市场和计划是两种手段，有效地运用或有机地结合有利于适宜的文化管理体制的形成；(5) 文化随经济的发展而变化，文化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1949年9月21日)，见《文集》,第5卷,3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6) 社会领域的文化既有事业又有产业，文化产业政策既是文化政策又是产业政策，但它首先是文化政策。纵观二十年中国文化产业政策，可以明确指出，它绝不是什么人预先精心设计的结果，而是大范围操作实践“试错”和总结规律与经验的产物邓小平: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3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3.1.1政策的制定原则及其思想来源1. 中国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发展文化产业的根本任务，文化产业政策制定的基本原则之一是为人民服务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根本问题，也是世界观的重要表现。1942年指出，问题的中心“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见《选集》第2版,第3卷,847～8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944年强调说，“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 《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1944年10月30日)，见《选集》第2版,第3卷,10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945年告诫说，“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 《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见《选集》第2版,第2卷,1030页、1094～10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邓小平1956年将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含义或任务”概括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较高准绳”邓小平: 《马列主义要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1956年11月17日)，见《邓小平文选》第1卷,2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949年，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提倡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发展人民的戏剧电影、广播、出版事业纲领第四十五条“提倡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启发人民的政治觉悟，鼓励人民的劳动热情,奖励的文学艺术作品,发展人民的戏剧电影事业”；第四十九条“发展人民广播事业,发展人民出版事业，并注重出版有益于人民的通俗书报”。。中国中央政府和不少地方政府机关，都把“为人民服务”的匾额置于显著位置，它代表一个新社会的精神气质。为人民服务决定中国文化建设的性质，体现文化建设的方向，也明确了文化发展的服务对象。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进程中，它是必须坚持的两大基本原则之一。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从人民利益出发，听取民众意见，呼应人民诉求，为人民服务。中国为什么实行这样的文化产业政策，而不是别样的文化产业政策，其根本依据也来源于此。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根本任务，这也是基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是要改变文化生产落后于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面貌，中国现阶段文化改革发展政策的基本原则，也是为人民服务。21世纪以来，中国文化改革发展强调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更好地满足其精神文化需求。2. 中国把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发展文化产业的核心目标，文化产业政策制定的基本原则之一是为社会主义服务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而在观念形态上作为这种新的经济力量和新的政治力量之反映并为它们服务的东西，就是新文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 《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见《选集》第2版,第2卷,第663、694、695、698、706～7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1954年指出，“我们现在要团结全国人民，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和应当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954年6月14日)，见《文集》第6卷,329～3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978年《宪法》第十四条规定，“各项文化事业都必须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凝聚中国社会各阶层力量的共同理想。这个“共同理想”相当于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构造了一个“理想国”。“理想国”的基础是现代化，它代表先进生产力；“理想国”的核心价值是社会主义，它代表先进生产关系；“理想国”的实现途径是共同富裕，它代表较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1997年提出“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二十一世纪》(1997年9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由于体制转型的原因，中国文化产业脱胎于文化事业，从文化角度，强调为社会主义文化服务，从产业角度，明确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中国强调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这个主旋律最根本的是21世纪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它由指导思想、理想信念、精神力量和道德风尚四个层次组成: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2007年10月15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26~2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中国的共同富裕，既是地理区域的，又是社会阶层的。中国把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并将这种不平衡巧妙地转变成一种地缘战略优势。张维为指出，中国的发达板块和新兴板块“是互相提携、共同发展的关系”，而发达地区的问题更容易成为影响中国全局的问题张维为: 《中国震撼: 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33页、51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这是因为，相对于新兴地区，发达地区往往“矛盾先有、问题先发、经验先出”李景源、张晓明主编: 《浙江经验与中国发展(文化卷)——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建设在浙江》，2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中国的发达地区就像学校考试前，一部分聪明且用功的学生预先参透了问题，可以提前思考问题的解决办法。在弥合区域发展不平衡、探索解决中国共同富裕问题上，发达地区正是扮演了聪明且用功的学生的角色。事实上，中国的先发展地区带动后发展地区已经形成了一种持续、长效的机制。如果中国有足够的智慧让先富裕群体带动不富裕群体整体改善生活，中国的未来将更加稳健、明媚而富有活力。作为“理想国”基础，中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它是1978年《宪法》提出的“总任务”，近30多年来，中国的执政党和人民政府积极推动这个“总任务”的完成，引领了国家现代化的潮流。实现这个目标的重要前提是“安定团结”。没有共同富裕，很难想象中国会有长治久安和团结和谐。没有共同理想，亦不能有中国的安定团结。中国首都天安门城墙上镌有“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正是中国对其内部和外部世界的一种真诚期待和美好愿景。3. 中国注重结合实际,“以我为主”学习外国,又大力倡导和支持国民的创造性，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体现自主开放原则中国强调从自身实际出发，学习借鉴外国经验。1945年指出，“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 《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见《选集》第2版,第2卷，10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956年指出，“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搬要搬一些，但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1956年8月24日)，见《文集》,第7卷，82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邓小平1982年指出，“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邓小平: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82年9月1日)，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996年说，“学习和借鉴的目的在于博采众长，丰富自己的民族文化”: 《在中国文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96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1996年12月17日；《同部分电影工作者的谈话》(1997年5月25日)，载《人民日报》,19970526。。这实际上回答了学什么、怎么学、学了以后怎么干的问题。中国“以我为主”学习外国，吸收国外先进文化成果，突出主体的文化自觉意识，是积极主动的包容和融合，而非被动的消极的封闭和解构。因此它越学习越自信，而绝非失去自我，妄自菲薄。虽然近几十年文化输入大于文化输出，中国仍然以的雄姿和文化自信屹立于世界东方。从中国版权贸易看，从2005年到2010年，引进和输出的比例从7.2∶1降至2∶12005年中国版权输出1517种，2010年5691种，年均增长30.3%。2011年至2015年的规划目标是引进和输出之比降至2∶1。，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是一个外国文化输入大于文化输出的国家。这也反映中国总体上处于现代化追赶阶段，处于一种饥渴地学习国外文化的阶段，中国学习外国是广泛、系统而深入的。中国勤勉地学习西方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经验，中国每年举办的国际文化产业研讨和博览，都会有大量的外国面孔，一些国家的官员、学者、商人受邀发表观点。中国每年向国外派出各种规模的文化产业学习培训班，短则一周，长则一年。学习借鉴和交流成为一种常态，它保障了中国文化产业同各国的相互沟通和经验分享。中国文化产业政策实践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54年《宪法》保障了公民进行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予鼓励和帮助中国1978年《宪法》、1982年《宪法》和 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宪法》修正案均明确鼓励和帮助公民从事文化事业的创造性工作。。1956年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和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至今仍是中国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基本性、长期性的方针。说，“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见《文集》,第7卷,232页。。1978年《宪法》提出，“国家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中国将“双百方针”邓小平指出，如果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不顾安定团结，那就是对于这个方针的误解和滥用。参见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256页。由学术和艺术领域扩展到文化产业领域，鼓励各地结合实际，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放开手脚，发挥主动性、创造性，一时百舸争流、你追我赶，在学习模仿、互相竞争中形成全国性的产业大推进格局也有一些负面效应，如何将负面效应控制在适宜范围内仍是当前中国文化产业需要解决的难题之一。。它包容地方实践的丰富探索，允许 “试”，鼓励“闯”，容忍失败，推动形成一种宽容的文化氛围和创新激励机制。对外学习借鉴，对内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反映了一种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体现并延续了一个文明型国家的主体性。4. 中国强调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文化产业政策制定体现社会效益首位原则20世纪90年代中国宣布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始终强调文化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和社会教化功能，把社会效益作为重要的衡量标准。文化产业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既有文化内容的意识形态属性，又有满足文化娱乐需要的文化消费属性，都强调社会效益及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在这个前提下追求经济效益。中国坚持社会效益首位原则，既是政府作为监管者的一种责任，是其职能的组成部分，又是对唯利是图、不顾公众利益的行为的一种高度警觉。事实上，文化市场上出现的劣质文化产品和淫秽内容加深了政府的忧虑李长春: 《正确认识和处理文化建设发展中的若干重大关系，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76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强调社会效益及时，其关键点有二: 一是在内容创作上，它要求充分考虑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特性，强调“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0日)，见《选集》第2版,第2卷,533～5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绝不能割断历史”: 《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见《选集》第2版,第2卷,707708页。，要批判地继承中国文化遗产，古为今用，并从中获得推动中国发展的精神动力邓小平1990年指出，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邓小平: 《振兴中华民族》(1990年4月7日)，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3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中国因其五千年的文明史而形成的文化意识、文明意识、历史意识成为凝聚和团结民众的最朴素、最深邃的精神纽带。中国人以同为中华儿女而骄傲，以国家行政区域为共同的住所，中国相当于一个文明大家庭。二是在文化生产、传播上，中国强烈地限制不顾社会影响、不择手段地追求产品市场价值(主要是金钱)的行为，提高文化市场监管的能力和水平，以维护公众利益。回顾过去二十年，中国的文化安全是国家从战略层面重视社会效益、保持强力控制的一个结果。从市场监管角度看，既要靠制度规范，也要靠教育引导。后者显然不仅是必要的，还是一种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手段。根据社会效益及时的评价标准，中国形成对政策手段选择的客观性，形成一种社会理性，摆脱了市场和政府之间的纠结，即要么是政府，要么是市场，而是把政府和市场视为两股力量、两种手段，使其形成合力并有效地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在社会理性(理智)支配下，中国强调政府主导、政策调节和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科技手段，手段没有高下、优劣之分，行政(保障)、法律(规范)、经济(资本)、科技(技术)是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四个轮子”。5. 中国明确区分基本文化服务和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文化服务，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体现文化民生优先原则1941年起倡导“实事求是”: 《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19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见《选集》第2版,第3卷,801、853页。，邓小平1978年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邓小平: 《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140～150页。，都强调要从中国实际出发。结合21世纪以来的探索，中国将文化需求分为“体现人民群众文化权益的基本文化需求”和“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文化需求”两部分。李长春将正确认识和处理两者的关系放到中国文化发展十大关系之首李长春: 《正确认识和处理文化建设发展中的若干重大关系，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76576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基本文化权益具有公益性、均等性、基本性、便民性，也即“文化民生”，要解决的是公平问题。中国文化产业政策把文化事业和公共文化服务摆在优先位置，强调财政首先保障基本文化服务，解决民众读书看报、看戏、听广播、看电视、看电影(主要在农村)、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加公共文化活动等基本文化需求，与此对应，中国陆续建立了覆盖行政区域的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家书屋、广播电视村村通、农村数字电影放映、社区和乡镇综合文化站(室)、文化设施免费开放(博物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等)、文化广场建设等“文化惠民工程”。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土面积960万平方公里、13亿人口、经济总量占世界的9.5%而地区经济发展又很不平衡的国家，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全国性覆盖，是一项十分了不起的文化发展成就。最近十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制定出台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便民设施建设、基层文化人才培养等政策，都强调政府的重要责任，对文化投入的增量部分，积极引导向基层、向社区、向农村倾斜，其中蕴涵的一个鲜明的政策设计理念，就是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在讨论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幸福指数时，文化是重要的衡量指标。。坚持文化民生优先，既是中国文化制度的惯性使然，又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在中国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文化以事业形态存在，由政府保障供给文化产品。中国完成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后，一个基本共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取得的文化发展成果理应由人民群众共享。因此，即便是已经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政府仍需保障基本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虽然这种供给也是文化生产的一部分，且处于一个共同的文化市场之中。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实际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产业，它相当于政府采购的文化产业，它以持续的财政投入和规划、土地、税收等政策保障，确保其文化发展同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并切实提供组织保障。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产业政策最初是以“文化经济政策”的面目出现的，它主要是为降低国有文化企事业单位运营成本，弥补文化事业发展的投入之不足，中国1996年起制定的文化经济政策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中国文化产业的基线政策。在保障文化民生的基础之上，中国以举国体制支持振兴文化产业，推动发展主要满足个性化文化需求的文化产业，它要解决的是效率的问题2009年国务院出台《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明确指出，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载体，制定实施规划对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具有重要意义。。这可以从近十年文化产业政策文本关于政策制定的出发点的解释上得到印证。例如，2009年中国国务院印发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强调发挥文化产业调整结构、扩大内需、增加就业、推动发展的重要作用。6. 中国特别重视发展规划的编制实施和政府作用的有效发挥，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体现规划保障原则胡鞍钢等对中国从“六五”到“十一五”的五年计划的转型的研究指出，“计划和市场两者各有优劣，应该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关键在于要根据实践经验，‘合者用，不合则不用’，不断探索最适合中国自身的发展之路”，“看不见的市场之手要发挥它的基础性作用，看得见的规划之手发挥它的补充作用”，“没有市场经济，中国不可能创造繁荣；没有发展规划，中国不可能实现和谐”胡鞍钢、鄢一龙、吕捷: 《中国发展奇迹的重要手段——以五年计划转型为例(从“六五”到“十一五”)》，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中国通过文化规划指导文化产业发展，并构成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一个鲜明特征。21世纪以来，中国将文化产业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建立起集组织领导、统筹协调、政策扶持、资金投入、督促检查于一体的规划保障体制。规划有效地保障了文化政策的相对稳定性，形成政策周期，并在一定程度上为政策的施行提供了一个缓冲、比对和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