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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秋天。好冷。

我在彼得堡的日子过不下去了。《俄罗斯言论报》被封。前途无望。

不过前景倒有一个。每天它都展现在敖德萨[1]的剧院老板、斜眼古锡金的脸上。他劝我跟他一起去基辅和敖德萨，给我安排文学演出。

他游说起来怪吓人的。

“今天您吃小白面包了？明天可就吃不上喽。但凡能去乌克兰的人都在往那里跑。只不过谁也去不了。可我要带您走，我会付您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拍电报去订伦敦饭店上好的客房，要靠海边有阳光的，您就看看小说，再收收钱，买买黄油、火腿，给自己来点儿蜜水，去咖啡馆坐坐。您能少得了什么？您去打听打听，大家都知道我。古锡金是我的化名，真名我也有，就是太拗口。太应该去了！那可是国际饭店上好的客房啊。”

“您刚说的是伦敦饭店吧？”

“那就住伦敦饭店。您觉得国际饭店不好？”

我找人拿主意。很多人的确去了乌克兰。

“这个化名古锡金的人怪怪的。”

“怪什么？”见多识广的人说，“不比别人怪。他们都这样，这些小剧场老板。”

阿维尔琴科打消了我的犹疑。好像另一个化名者也要带他去基辅，也是去巡回演出。我们决定一起走。阿维尔琴科的那个化名老板还要带上两个女演员，她们得去表演歌舞。

“喏，这下您明白了吧！”古锡金好不欢喜，“眼下只剩张罗出发了，那边的一切可是像抹了黄油的面包，顺极了。”

必须说明的是，我憎恨一切文学演出。我自己也无法解释这是为什么。怪癖吧。而这里面还有个化名的——提成的古锡金，他连“分成”两个字都说不清楚。可周围的人都说：“您真好命，能走得了！”——“运气——基辅有的是奶油小蛋糕。”有的干脆说：“幸运……带奶油的呢！”

一切迹象都表明应该去。而且身边所有人都拍手赞成，即便有不赞成的，也是因为满心希望却又毫无指望。人们都巴不得突然在自己身上发现乌克兰血统，找到跟那边有关的线索和联系。

“我的亲家在波尔塔瓦有一幢房子。”

“其实我不姓涅费金，是姓涅赫维金，从赫维季科变来的，小俄罗斯种。”

“我喜欢荤油拌洋葱！”

“波波娃已经去基辅了，鲁奇金家、麦尔宗家、科金家、布平家、菲克家、希鲁克家都已经在那边了。”

古锡金开始四处活动。

“明天下午3点我把边防站那个最骇人的政委带到您这儿来。衣冠禽兽。刚扒了蝙蝠剧院的皮。抢个精光。”

“可他们要是连天上飞的老鼠的皮都剥，那我们还逃得脱吗！”

“所以我带他来认识认识。您跟他说说好话，求他放我们走。晚上我带他去剧院。”

我开始张罗出发。先去了一个主管剧院事务的机构。在那儿办公的女士懒得出奇，梳着克雷奥-德-梅罗德式的发型，头皮屑掉了一身，带着褪色的铜镯子，她交给我一份巡回演出许可证。

之后我又跑到一个营房不像营房，工棚不像工棚的地方，排着望不到头的长队，等了很久很久。终于，一个背着刺刀的士兵把我的文件拿去交给首长。突然，门哗啦一声打开了，首长“本人”走了出来。他是谁——我不知道。不过就像人说的，“全身披挂着机枪子弹”。

“就是您吗？”

“是。”我说。(反正现在已没有退路)。

“女作家？”

我默默地点点头。我觉得一切都完了，——否则他又何必出面。

“这样的话，请您在这个笔记本上写下您的名字。这里。写上年月日。”

我用发抖的手写着。日期忘了。接着又忘了年份。不知是谁在我身后战战兢兢地小声给我提示。

“得——得嘞！”他“本人”阴阳怪气地说。耸耸眉毛。他念了一遍，凶邦邦的嘴巴忽然慢慢咧开来，露出暧昧的微笑。

“我是……想要您的亲笔签名！”

“不胜荣幸！”

通行证给了。

古锡金活动得愈发起劲，把政委拉得来。政委着实吓人。他简直不是人，而是穿靴子的鼻子。有一种头足纲动物。他是鼻纲的。硕大的鼻子配上两条腿。不用说一条腿里安着心脏，另一条腿充当消化系统。腿上穿着系带的皮靴，高高的没过膝盖。而且看得出来，政委很为靴子而振奋和自豪。这可是鼻纲动物的要害。它在这些靴子里，犹如蛇储蓄着自身的脂肪。

“我听说您喜爱艺术……”我开始兜着大圈子说……冷不防鬼使神差一般，我猛地打住话头，不懂事地，很女人气地说：“哎呀，您的靴子可真了不起！”

鼻子发红了，还有点鼓胀。

“呣，呣……艺术……我喜欢剧院，不过很少去……”

“靴子真了不起！穿上它很有骑士的味道。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您这人不是一般人！”

“不，哪里是……”政委略作推辞。“不过我从小就热爱美和英雄主义……为人民服务……”

“英雄主义和服务”，对我想办的事都是危险的字眼。就是为了“服务”而剥了“蝙蝠”的皮。得赶紧拿美说事儿。

“哎呀，不是，不是，您别否认！我觉得您很有艺术气质。您喜爱艺术，您鼓励艺术走进人民群众。是的，到群众中去，又深又广。您的靴子太棒了……托尔卡瓦多?6?1塔索穿的就是这种靴子……笃定的，您是天才！”

这个词儿决定了一切。两件晚礼服和一瓶香水作为劳动工具也被放行。

晚上古锡金带着政委来剧院。这里正在上演轻歌剧《伟大的叶卡捷琳娜》，作者有两个——洛洛和我。

政委很放松，动情了，吩咐转告我，说他自己“的确有艺术气质”，还说我可以携带所有我需要的东西——他会“缄默，就像冰上的鱼”。

此后我再没见到过这个政委。

在莫斯科的这段日子过得稀里糊涂、混乱不堪。

原老剧院的女歌手卡扎-罗扎从彼得堡来。在这些难忘的日子里，她突然显示出奇怪的本领：她知道谁那儿有什么和谁需要什么。

她过来，乌溜溜的眼睛兴奋望着空中说：

“在克利沃-阿尔巴特巷拐角的布店里还有一俄尺半细亚麻布。您得赶紧把它买来。”

“可我用不着。”

“不，用得着。等您一个月以后回来，不管在哪儿可就什么都不剩了。”

还有一次她气喘吁吁地跑得来。

“您现在应该做一件天鹅绒礼服！”

“？”

“您自己知道需要它。拐角那个化工制品店老板在卖一块窗帘。刚摘下来，全新的，还带着钉子呢。够做一件漂亮的晚礼服。您穿得着的。这种机会可永远碰不上了。”

她面色严峻，几乎是悲剧式的。

我极不喜欢“永远不”这个词。譬如说，假如我被告知，永远不再头疼，那我肯定会给吓到的。

我依了卡扎-罗扎，买下那块带着七个钉子的绚丽零头布。

的这些日子太奇特了。

我们穿过夜幕漆黑，常有行人被勒死和遭抢劫的街道去听歌剧《西尔娃》，或者去破破烂烂的咖啡馆，里面挤满穿着刮破的，散发着湿狗毛味道外套的人，聆听年轻的诗人们用饥饿的嗓音低嗥着朗读自己的和别人的诗歌。这些年轻诗人正当红，连勃留索夫那么目空一切的人，也毫不羞耻地主持他们的“色情晚会”。

大家都愿“在人间”。

独自在家很可怕。

必须始终知道该干什么，认清彼此。

时常有人消失，很难知道他在哪儿：在基辅？亦或一去不返之地？

仿佛生活在童话《蛇妖戈雷内奇》中。蛇妖每年需要十二名少女和十二名棒小伙的牺牲，我原来认为，童话中的人明明知道蛇妖要吃掉他们的好孩子，怎么还活得下去。然而当此之时，在莫斯科，我就在想，看来戈雷内奇的仆人也会去逛逛剧院，也给自己买件连衣裙什么的。人到什么地步都要生活。我本人就看到过，被水兵拖去冰上射杀的死刑犯，为了不弄湿双脚而跳过水洼，还竖起衣领挡住吹向胸口的风。他下意识地尽量让自己生命中的这几步走得舒服些。

我们亦如是。买什么“的零头布”，一次听的歌剧和的精致的色情诗，下流的、上好的——反正都一样——只是不知道，没意识到，没想到，我们正在被往冰上拖。

从彼得堡传来一条消息：一位著名女演员因为朗读我写的故事而被捕。在“契卡”，强迫她当着严厉的审判官们把故事再读一遍。试想，被两个身背刺刀的士兵押解着，用饱满的、快乐的语调朗读那个幽默故事。突然——噢，一个喜人的奇迹！——听完开头几个战兢兢的句子后，一个审判员的脸上隐约浮起微笑。

“我在列宁同志的晚会上听过这个故事。它一点没有政治色彩。”

放心了的审判员要求放心了的受审者继续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娱乐项目”的朗读。

总之，或许哪怕走开一个月也好。换换水土。

古锡金倒是一直在活动。他想必更多地是出于惊慌，而不是非走不可。不知为什么他跑去找阿维尔琴科。

“您明白吗，多可怕呵。”他说着，双手发抖。“今早10点我去阿维尔琴科那儿，可他却蒙头大睡。要知道他会误了火车的！”

“可我们要五天后才走呢。”

“火车可是9点钟开车。如果他今天睡成这样，那一个星期后就不会睡到这时候吗？或者一辈子都这样？他睡，我们就等着？真新鲜！”

他跑来跑去。慌张。忙乱。犹如空转的皮带在空中噼啪作响。然而若不是他使劲，谁知道我的命运又将如何呢。向您致意，化名的古锡金，如今不知您身在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