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康构图(1)

冯康是谁

1960年3月，春寒料峭，北方的雪尚未消融，24小时早晨，一队解放军士兵穿着厚厚的冬装，来到中关村南街中国科学院计算所。不久前这里还是庄稼地，现在是中科院办公区，连片的灰色办公楼在更广阔的田野构成独立的超现实的街道，有点“天空之城”的味道。此前，中科院诸多院所分散在老城，计算所原来一直在西苑大旅社办公，租了四层一层，1958年成为“天空之城”的一部分。办公楼很新，但因为是深灰色，不显新，很低调，仿佛科学本身。

士兵没带武器，倒是带着挎包、文件包，有的帽子下边还戴着白边眼镜。尽管没带武器、文质彬彬，但这小队士兵看上去仍不寻常。这是科学重地，灰调，安静，士兵的到来又平添了一种神秘的类似基地的气氛。如果是一两个士兵，只是颜色有点跳，构不成什么，但如果是七八个，一队，就是武装力量。

士兵到了三楼，见到了同样神秘的冯康。冯康个子不高，甚至有些驼背，但是目光平静，淡然，带着士兵上到五楼。门卫对士兵重新一一核验证件、相片、介绍信，比进楼门时还要严格，冯康耐心等待，有时看一眼窗外。履行完所有程序，冯康带着士兵到五楼自己专用的办公室。

是的，这是冯康在五楼的办公室，在三楼还有一个。这个办公室的不同在于没有任何标识，只有编号，803，没人知道这数字是怎么回事。这层楼所有房间都只有编号，如果你想按标识寻找办公室根本不可能。办公室的里面也没有任何特色，甚至看不出这个办公室到底是干什么的。

这是“绝密123”特别任务组(简称“123”任务组)办公室，绝密，整个五层都是绝密。士兵们像在基地一样站得笔直，甚至更笔直，没有坐下，一直站着，排成了弧形。冯康坐在办公桌前，如同将军一样，问了“21基地”的生活情况，比如吃什么，事实上已超出了范围。冯康当然不是将军，是数学家，但他的眼中却有类似的东西。

冯康是三室业务指导，指导着下面七个任务组，后来又增加了“123”任务组，单列，没进入任务组序列。七个任务组都分布在三楼，有十几个房间。单列的“123”任务组在五层，这样冯康就有了两个办公室，三楼一个，五楼一个。这个任务组的人可以随便到三楼来，三楼的人却不能随便到五楼去，除了冯康。冯康任何时候都不需要接受检查，倒是他有时检查一下门口的士兵。

“123”任务组下面又分三个小组，分别是流体力学、空气动力学与冲击波数值计算小组。此外，五层是机房重地，有两台计算机—103机、104机，占了两个很大的房间，这也是五层戒备森严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时，整个中国就这两台计算机。

冯康带着士兵看了机房，将七个士兵分到了三个小组。三个小组分别与导弹、原子弹、卫星相关。来自“21基地”的士兵也不是普通士兵，脱了军装与五层刚分配来的大学生也没什么不同，他们也都是毕业不久的大学生，都来自学校，北大的，清华的，哈军工的。

但既穿了军装，又来自遥远的基地，他们就是纯粹的军人，他们一丝不苟，脸带着风霜，大自然的作用非常明显，即便戴着眼镜。不过因为年轻，他们的脸色不是黑而是红，红扑扑的。苏联专家撤走了，他们来到中国较高的数学殿堂，求助这里的数学家。他们站得笔直，动作干净利落，不时条件反射地敬礼，每见一位老师都毕恭毕敬，军容毕现。他们来这儿工作，学习，完成肩负的任务。他们代表的不仅仅是个人，也是“21基地”。

“21基地”，世界上最神秘的基地之一。类似的基地，美国有“51区”，苏联有“塞米巴拉金斯克-21”，英国有“马加林”，法国有“穆鲁罗瓦”。“21基地”下辖罗布泊原子弹试验场，建在马兰，一个在当时中国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马兰位于新疆中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硕县乌什塔拉镇南五公里，北临天山山麓，西邻博斯腾湖，东托罗布泊—中国核试验场，系戈壁大漠的边沿地带。事情开始于两年前，1958年8月，张蕴钰被中央军委任命为中国核试验部队主任，翌年1月张蕴钰陪同总参总装备部部长方毅、工程兵设计院院长唐凯，由北京飞往新疆戈壁大漠，在已确定的罗布泊场区进行空中视察，回来后形成在此建核基地的报告。国防部批准了报告，并通知新疆军区，0673部队进驻新疆。部队走着走着，在和硕县乌什塔拉以南一块白地停下来。这里虽无可耕地、无草木，但地下水源十分丰富，位置也大体合适，东距试验场区250公里，北靠天山，西20公里处有博斯腾湖；处于戈壁大漠，这里有很少一点马兰草，那就叫马兰吧，马兰从此得名。不到两年，这里有了医院、学校、招待所、办公楼、宿舍、礼堂、广场、军人服务社、汽车修理厂、军用机场，笔直的马路两旁白杨树高大挺拔。从此，世界多了一个神秘地区。

基地与1957年中国和苏联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有关，根据协定，苏联明确保障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数学模型与图纸资料。翌年中国负责核武器研制的第二机械工业部(二机部)第九研究所(九所)在北京成立。“21基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但是刚刚起步不到两年，1959年苏联方面致函中国，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数学模型和技术资料。随后又照会中国政府：决定撤走在华的核工业系统的全部专家，停止供应一切技术设备和资料。中国的一穷二白立刻暴露无遗，穷不用说了，白，具体在原子弹研制上来说，就是没专家。无奈之下，钱学森向钱三强推荐了郭永怀。

郭永怀临危受命，与王淦昌、彭桓武形成了在苏联专家缺席的情况下中国核武器研究最初的“三驾马车”，这至关重要，幸好中国有这三个人。然而，事实上他们这三人都不是原子弹专家(而计算所三室的冯康更不是)。王淦昌仅是理论核物理学家，彭桓武也是，两人各自在自己的领域取得过杰出成就。郭永怀历任九所副所长、九院副院长，主要负责力学和工程方面的领导工作，接受原子弹任务时，他领导的九院一无图纸，二无资料。

九院的依托单位是中科院计算所，这是必然的，共和国最杰出的数学家在这里，不找这里又找哪儿呢？事实也是这样，一个国家的科学院是这个国家的发展后盾。九院交给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确切地说是三室，大量计算任务，如原子弹圆爆的冲击波、部分流体力学，不仅原子弹，同时还有导弹，两者是不可分的。这是个特殊的任务，尽管从7个任务组抽人成立了“123”任务组，尽管那时整个国家仅有的两台计算机—103机、104机都放在了计算所，但有关原子弹，特别是具体到原子弹的圆爆冲击波，以及与导弹相关的流体力学，数学家们都没接触过，更何况所里大部分是年轻人，有的甚至比来自“21基地”的士兵还年轻，但是三室还是接下了任务，冯康作为业务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