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本篇序言作者车丕照先生，系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国际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经济贸易法研究会副会长。

1839年，林则徐在广州强行收缴外商违禁输入中国的鸦片时，曾请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翻译过西方国际法著作的某些章节，确信"各国皆有当禁外国货物之例"，并据此向英国政府交涉。那时的林则徐未必预见到国际法这"舶来品"日后会经常伴随中国，他大概更想象不到将来会有"国际法的中国理论"问题。

1949年，在西柏坡筹划新中国的对外关系时，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大外交方针，希望在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同时，平等地与各国发展友好关系。但他或许没有想到，新中国后来会在一段时期里既不属于西方阵营，也不属于东方阵营。直到他的晚年，新中国才被联合国所代表的国际体系接纳。在那样一个历史时期，"国际法的中国理论"难以系统化，也难以被国际社会所普遍认同。

1978年，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我们还要大力加强对国际法的研究"。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尚处于酝酿阶段的时候，邓小平就想到了国际法，我们不能不佩服他的高瞻远瞩。从那时起，中国开始多方位地融入国际体系，中国的实践与国际法进行互动，国际法的中国理论也不断成长。

从那时算起，又有38年过去了。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中举足轻重的一员，中国的立场、中国的主张影响着国际制度和国际秩序的生成。因此，现在是系统梳理和阐释国际法的中国理论的时候了。正是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志鹏与孙璐伉俪为我们呈现出他们的新作《国际法的中国理论》。

作者在书中首先对"国际法的中国理论"加以界定，认为这一概念是指"由中国政府或学术研究者等行为体提出的，代表中国立场、表达中国观念的，关涉国际法的局部、具体制度或者对国际法的整体功能与效用进行评价的系统阐述。"随后，作者论证了建立国际法的中国理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同时也指出，当下国际法中国理论的意识和能力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接下来，作者系统地考察了当代中国国际法观念的形成，指出，由于国际法对中国的负反馈和中国国际法知识与能力的不足，中国曾长期对国际法持敬而远之的态度。中国的独立和强大，改变了中国与国际法的关系。作者认为，新中国在成立之初即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为国际法走向后殖民时代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也为国际法的中国理论奠定了基础。

通过对中国政府多年来有关国际法实践的研究以及对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的梳理，本书作者从六个方面归纳出对于中国国际法的理论发展与实践推进具有重要意义的观点和理论：中国对于国际法的地位与功能的认知、中国关于国家主权的理论、中国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理论、中国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理论、中国关于国际法治的理论、中国和谐世界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此外，作者还专章讨论了中国国际法理论中的发展观以及国际经济法的中国理论等问题。

志鹏与孙璐两位作者长期从事国际法基础理论研究，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掌握娴熟的研究方法，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即便如此，要完成"国际法的中国理论"研究仍面临很大的挑战。为此，作者不仅查阅、梳理和归纳了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更是花大力气从多年的党代会报告、政府工作报告、人大常委会报告中探求中国政府就相关国际法问题所表达的立场及从事的实践，使作者的各项研究结论都具有丰富的论据支持。

本书的价值在于它不仅仅对中国政府及中国学界有关国际法理论表达的梳理与整合，而且作者几乎就书中的每一个命题进行了独立的思考，并提出和论证了许多具有创新性的观点。例如，作者提出，中国的国际法心态最根本的是受两大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方面是物质的因素，包括中国的政治、经济状态和国际关系格局等变量；另一方面是文化的因素，其核心变量是中国的法律观念。再如，就国际法理论中的发展观问题，作者提出，纵观20世纪以来的国际法，虽然国际法规范迅速增多，但规范主旨未变；虽然行为体在拓展，但核心主体未变；虽然运行方式强化，但弱法状态未变。相信作者的上述研究结论会给读者带来某些启发。

作者在本书的导论中谈到，崛起中的大国在它发展的路上总是会感到既有的国际体制和机制不符合其发展的需求，正如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总会觉得原来的衣服鞋帽不断变小从而不能适应其行动的需求一样。这里再次表达出作者的国际法发展观。我们或许还可以这样来拓展这个比喻：我们不应因为现有的衣帽过于拘束而拒绝衣帽，我们也不会强求他人穿戴与我们相同的衣帽，当然，我们更不会贸然接受他人送给我们的衣帽--万一套到我们头上的是一只金箍圈呢？